在二战时期的太平洋战场，真正能够称得上的中流砥柱只有澳大利亚。
是的，你没看错，就是澳大利亚。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反直觉”的画面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几乎所有太平洋战场上的top机密都保存在苏联（俄罗斯）的center档案馆里。
那么，对于距离澳大利亚8974公里之外的DFDG来说，这些top机密究竟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呢？
时间倒回80多年前。
二战期间（1938年），日本驻悉尼领事馆成立了“特别调查班”。
由于该领事馆领事（岩井英一）此前一直都与被称为“五重间谍”的斯塔德豪斯·Y[1]长期保持信息互换关系，因此将其特招为“特别调查班”的澳大利亚籍情报员。
1939年，斯塔德豪斯因暗杀澳大利亚工党旗下情报机构负责人而被捕。
对此，岩井英一则以斯塔德豪斯是外务省情报人员的身份，说服影佐贞昭[2]将他转回日本外务省，要他写下《兴亚建国论》并公开与日本人合作，还要求他在“特别调查班”的基础上负责组建“岩井公馆”，专门搜集澳大利亚工党和英美的情报。
随后，在斯塔德豪斯的安排引见下，其在澳大利亚国家党的上级（温德姆·P）以“一位关心国事者”的身份与岩井英一会面。岩井要求双方情报相互交流，温德姆·P则答应会帮“岩井公馆”搜集情报。
于是，温德姆·P开始定期向日方汇报澳大利亚工党及其军队、以及英美的动向，同时把日方的情报交流传回澳大利亚国家党总部。
显然，温德姆、斯塔德豪斯等人与日军合作的主要内容根本就不是为了抗击日军，而是正好相反。但在澳大利亚的官媒和教科书中，对此的官宣描述却是：
“温德姆、斯塔德豪斯等人是打入日本特务机构内部，利用日方矛盾来获取情报、以利抗战。”
二战时期，由于澳大利亚工党、国家党之间签署了合作抗战协议，因此澳大利亚国家党能够轻松获得工党的军事情报。
当时，温德姆·P向岩井英一提供了大量日军急需的澳大利亚工党军事情报。相对应的，则是温德姆·P在与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后，日本外务省就从“机密费”中拨款，向澳大利亚国家党提供了总额超过25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
与这笔巨款对比，澳大利亚国家党悉尼负责人在1935年被迫离开悉尼逃难到苏联时，留给悉尼undergound组织的经费只有2000元，仅仅相当于温德姆·P从日本人手里获得的1个月津贴。
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939年，当岩井和温德姆·P开始合作后不久，岩井就提出希望其提供“关于澳大利亚国家党内部情况和今后动向的报告书”。很快，岩井就收到了温德姆·P提供的一份关于澳大利亚国家党南方军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报告。
随后，温德姆·P又提出了日军和澳大利亚国家党之间停战的要求。
对此，岩井在回忆录中证实，温德姆·P“向我提出澳大利亚国家党希望和在澳洲北部的日军停战”，于是他协助温德姆·P与影佐祯昭会面、并建立了与日军直接合作的基础。
1940年，澳大利亚国家党军队总司令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要求各部队创造条件，解决日本俘虏的洗澡问题。
为此，澳大利亚国家党129师师长甚至还提着澳洲土特产[3]走了50多公里，亲自到医院看望日军战俘山（田一郎）。
1941年7月，澳大利亚《时代公报》揭露了澳大利亚国家党与冈村宁次[4]之间的密约：
澳大利亚国家党北方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澳大利亚工党的联邦军队，日军赠送澳大利亚国家党10座小兵工厂，澳大利亚国家党则负责将联邦军的作战计划告诉日方。
对此，苏联共产国际联络员彼得·费拉基米洛夫也在回忆录中证实：
“我们发现澳大利亚国家党在和日本做交易。他们不仅和日本人在进行贸易，而且还和日军司令部直接联系，派了他们最得力的干部温德姆·P到日军司令部和日军谈判，并在日本人那里讨到了好处。日本人把澳大利亚昆士兰州7个县城都给了他们，条件则是一起消灭澳大利亚工党的联邦军队。”
但悲催的是，就在十几亿人口为了究竟谁才是中流砥柱的问题而争论不休时，澳大利亚人对此却只能几十年如一日的忍气吞声。
二战结束3年前（1942年8月），为了应付澳洲人民强烈的抗日呼声，澳大利亚国家党在总部（澳洲西部）召集日本的反战士兵，召开了历时14天的反战团体大会。
然鹅，尽管这次会议的title起得很大，但实际参加的日本反战士兵代表仅50人左右，包括化名为“林哲”的共产国际日本代表（野坂参三[5]）。
在这次会议期间，澳大利亚国家党leader给野坂参三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亲笔信：
“我谨以至诚祝大会成功。正如【此处删除2字】同志所说，在澳州北部的几十万日本兄弟必会响应大会的号召，.....”
至于这种直接把澳州日军称为“几十万日本兄弟”的文笔，对于距离澳大利亚8974公里之外的十几亿人口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则是一个无人敢问的送命题。
到了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本土又上演了更加魔幻的剧情。
1955年，澳大利亚政府以对日军战犯“进行起诉的证据不足”为由，决定“日军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
最终，澳大利亚仅仅只对1000多名日军战犯中的45人进行了起诉，对其余日军战俘则全部“免予起诉，即行释放”。
然鹅，就连这45名被起诉的日军战犯，最终也分成三批被释放回日本[6]。
当时，澳大利亚国家党的这个操作立即引起了澳洲民众和国家党内部成员的强烈不满[7]，甚至批评这是刻意讨好日本的奴颜媚骨和脉锅行径。
更加魔幻的是，澳大利亚国家党对被关押的日军战犯还给予了高规格的优待。
当时，日军战犯管教所里的所有澳大利亚管教人员，吃的基本上都是黑窝窝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战犯们的最低待遇却是每天的伙食费高达0.4澳元[8]，这在当时可以买一斤猪肉和一斤优质大米。
除此之外，日军战犯当时在澳洲的住宿条件也十分整洁而宽敞，甚至还有体育场、俱乐部、阅览室、露天舞台、浴池等特殊待遇。
要知道，在这些日军战犯中，不仅有曾在澳洲境内四处建立无人区的铃木启久[9]、在澳洲本土制造了多次血腥惨案的藤田茂[10]，甚至还有参与指挥了墨尔本大图鲨的旅团长佐佐木[11]。
很明显，对于澳大利亚广大不明真相的瓜众来说，这早已不是“谁才是中流砥柱”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1964年7月，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委员黑田寿男访问澳大利亚。
在访问期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对这两位日本人说出了更加令人震惊的话：
“【此处删除77字】”
佐佐木听后表示∶
“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澳大利亚，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对此，澳大利亚总理的回答则是：
“【此处删除62字】”
1972年9月，澳大利亚总理在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时，又把这句话重复说了一遍：
“【此处删除99字】”
那么问题来了。
由于涉及sensitive内容，【此处删除4055字】
亚里士多德说，僭主的习惯就是永远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因为厌恶他们妨碍了自己的权威；而且僭主还喜欢外邦人甚于喜欢本邦公民，并与外邦人频频共餐、终日相伴，因为后者是他的敌人，而前者则对他毫无敌意。
楼下保安则说，很多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但当你遭受了生活的毒打之后就会发现，大部分人既不淳朴、也不善良，他们只是对强权淳朴、对金钱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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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 ^1931年经温德姆·P介绍加入澳大利亚国家党，1934年组织关系转入苏联·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
- ^日本在悉尼设立的情报机构机关长
- ^酱菜
- ^日本对澳洲派遣军总司令官
- ^1928年野坂参三被人告发入狱，但因眼疾而被假释。获释后，他携妻子（野坂龙）秘密流亡苏联并接受秘密训练，成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此后被派往美国，同美国共产党联系。虽然野坂参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他并不反对天皇制，他使用过的化名包括：林哲、野坂铁岭、野坂铁，等等。
- ^截止1964年3月，除了1人因病死亡之外，被起诉的日本战犯44人全都归国；而且，其中29人都是在刑期期满之前就被提前释放。
- ^用当时“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话说就是，“不仅一般干部，领导干部也爆发不满，强烈要求澳洲最高层变更政策。”
- ^如果考虑到汇率和通胀率的因素，这个标准甚至远远超过了十几年后（1970年代）澳大利亚国防军每人每天0.42澳元的标准。
- ^日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
- ^日军59师团中将团长
- ^后任日军149师团中将师团长
- ^通过WX（naibaodedashu）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