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骂共军不抗日，说他们不打大仗，只有一次“百团大战”。国民党罗列了二、三十个会战来说明自己打的大仗。可是只要研究一下日军投入的兵力就会发现，除了早期的淞沪、武汉、
徐州、太原等少数战役外，尤其是1939年进入战略相持以后，在大多数“会战”中，日军投入兵力的规模并不比敌后大扫荡大。尤其重要的是，共军的敌后游击战争，虽然没有大规模会战那么壮观，但其战争效能总和则是极为重大的。
即使蒋介石的那么多“会战”，从战争的战略战术上讲，未必是正确的。看待对战争胜利的贡献，还要看对最后胜利发挥的实际效果。共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比国军进行较少“会战”，而是积极开展运动战和敌后游击战。这战术上的差别，实际上是建基于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中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截然不同的认识。
自蒋介石宣布全面抗战开始前后，中国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战争观：“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而毛泽东在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后，则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观点。在具体战略战术上，毛、蒋之间的差距更是显而易见的。从战争初期的国军“大会战”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战争进程的理解带有速胜的企图心。但毛泽东则在《论持久战〉〉中指出：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域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请读者注意：后面将要分析毛泽东对“百团大战”的不满，理论根据在此）。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请读者注意：毛蒋抗日观的根本不同）。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处，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髙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没有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也必然能最后彻底战胜日本，根据在此）
毛泽东的上述分析，体现了对中日两国国情、军情和国际局势的准确把握，逐步推导出抗日战争的阶段性和战略战术，直至最后战败日本侵略的必然性。从共产党游击队在敌后对日军的沉重打击，以及从国共内战中，解放军大量采用运动战，并最终战败蒋介石，说明毛泽东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于我不利情况下采取运动战的有效性。从中也可看到，毛泽东对蒋介石“大会战”的阵地战打法，不以为然。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军有那么多的会战，而共军则采取广泛开展敌后游嚓战和运动战的根本原因。在全面抗战初期阶段，毛泽东向华北、东北、华东、华南派遣了大量的八路军斡部，“分散以发动民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尤其是发动农民的力量,建立广布敌占区的抗日根据地，为后来战绩卓著的敌后全民抗战作了充分的准备。
而蒋介石的抗战思想基本上是完全寄希望于军队，而将人民的力量放在了一个较次要的、辅助的位置，这和毛泽东“人民战争的军事理论”显然南辕北辙。刘伯承曾批评蒋的抗战为“执行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的路线。”
我们不妨在此作个假设：如果抗日战争的中国统帅是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中国抗战的局面会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国军不会有那么多会战，而是预演国共内战时期的解放军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初期以消灭日本有生力量:为目标，不会太在乎一城一地之失，在运动中歼敌，将日军分割到一个个据点，进而各个击破，最后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全国战略反攻之势。如果没有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的出兵，日本的投降也许会推迟，但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日本必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但如果按照蒋介石的打法，在没有共产党敌后游击队参与的情况下，从1940年后国军“会战”的地点、规模和战绩也许可以看出，中国战胜日本将是一条极为漫长的道路，当全民为悲观情绪所主导的情况下，中国亡国不是不可能的。
尤其当日本占领并有效控制中国的大部分东、北部地区，中国的资源将能被日军所用，打败日本将变得更加漫漫无期。但毛泽东的敌后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决定了，日本即使占领中国的所有国土，也不可能有效加以控制和利用，因为日本不可能从人民战争的海洋中解脱出来。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评价到：“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特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日本的军队是速决战，中国的战略是持久战，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从战后几十年中，遍布全球的各国游击队，在不掌握资源优势情况下的生存能力和战斗力，可以看出游击战术的有效性和强大生命力。而作为全世界游击战宗师的毛泽东，在熟悉的中国大地上创造游击战的辉煌战果就不令人惊奇了。
举几个共军反“扫荡”作战典型战例：
战例一：1939年4月，日军调集8个步兵联队（24个步兵大队）和支持部队共三万余人攻击晋东南。当地有八路军6个团，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两个团，和国民党的骑四师。我军节节抗击，成功将敌军分割。集中四个主力团将日军主力白岐联队全歼于长乐村，并重创日军占米地旅团，毙敌2200余人。日军全线溃退，我军三个星期毙敌四千多，收复县城18座，晋东南全部光复。
战例二1941年，日军调集十余个大队15000余人扫荡太行山区共军以一个团抗击十倍之敌八天，毙敌1000多，日军疲惫不堪后撤时又被共军主力两个旅伏击，半小时即弃尸1500多具，狼狈溃逃。
战例三：1938年平型关大捷后，敌进犯忻州与国军激战。当时敌飞机二十余架从阳明堡起飞轰炸国军阵地。八路军129师之一部，奉八路各军总部命令，用一切办法炸毁阳明堡的敌机，以配合忻州国军作战。该部769团营长赵子德率队于黄昏出发，杀入敌阵，将阳明堡敌轰炸机二十四架全部烧毁。该营长光荣殉国。这证明共产党人与八路军对国家民族之忠肝赤胆，与日月争光
战例四：1941年日军进犯浙江、福建沿海，国军溃败。共军敌后游击队经一年艰苦战斗，粉碎日军对浙东的“清乡”活动，形成包括三北和四明山在内的浙东游击根据地。
在1941年至1942年，是共军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国民党的妥协倾向和抗日政策的动摇，另一方面，日军开始将共军及其领导的游击队视为头号敌人而集中60%的主力予以“扫荡”（有人一直怀疑，日本人将tg的部队作为主要敌人，与蒋介石和日本人的间歇接触有关，使得日本人认识到蒋介石并不那么可怕）。1941年7月至1942年七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作战 14648次，毙伤俘日伪军13.2万人。八路军由40万减少到30万，根据地人口由1亿减少到5千万。
共军抗日的另一结果就是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四易主帅。
日寇征服华北的阴谋始终遭受华北军民顽强英勇的反抗，不仅没有实现占领华北的目的，而且拖住了敌人进攻大后方的后腿。这自然引起日寇极大焦虑，所以在六年抗战中，华北敌寇已四易统帅。1938 年初寺内寿一为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代替了原来的华北派遣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38年8月就又撤换了。继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者乃杉山元。当时抗日政权与游击队已在各地发展与建立，到处翻车破路，伏击截击，予敌以极大威胁，敌寇认为是“击灭蒋政权的绊脚石”，故于占领武汉后回师华北。当时的敌人超过二十个师团，占在华北全部兵力一半以上。抗日根据地并未如杉山元所希望的被其消灭。又不得不在其上任周年纪念日（39年9月）让位于多田骏。
多田到任不久，即提出所谓“囚笼政策”，沿铁路公路两侧挖成深沟高垒，实行严密封锁，割裂抗日根据地，敌寇依据这些占领之点线，向各根据地压缩。共军则发动“百团大战”，粉碎了敌寇“肃清华北、确掌华北”的迷梦。多田在这一惨败的教训下，提出改变老套战法，实行所谓“牛刀子战术”，即“集结极优势兵力突击一点”之意，结果又被我神出鬼没分散之游击战所粉碎。敌寇复提所谓“分散配备、灵活进剿”，依然无效。至此，多田骏就不能不计竭势危，宣告退休，于四一年七月代以号称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郎。
除华北主战场外，共军还在全国建立了分布广泛的抗日游击力量:，如著名的海南琼崖纵队、东北抗日联军、广东东江纵队等。
八路军、游击队的抗战伟绩，谱写了中国军民共御外侮的壮丽诗篇，其无数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岂容在此——罗列？
从侵华日军与东京的来往电文中，也可发现，自1941年始，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主要对手不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共产党军队。日本的作战方针，则是以“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为目标”。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整个抗日过程中，国军出现了不少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除国军对共军的防范和直接攻击，还出现了不少投降和“伪化”的事件。汪精卫能在短时间内组建一个新的“中央政府”，并集结数十万的伪军（初期全部是国军“伪化”的），就是个明证。毫无疑问，共军和国军的兵员来源没有任何的区别，但他们所在部队的表现却有天壤之别。共军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没有一起向日军投降和“伪化”的事件发生。这只能说明国共两党、两军在治军上的严重差异，也必然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差异。
“没有不好的士兵，只有不好的将军”。即使在蒋介石本人和其身边高层官员中，妥协气氛此起彼伏（蒋可能受到“百团大战”的刺激），这不能不说是问题的根源之所在。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就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日军占领我领土的情况下和敌人妥协的可能性。抗日的时候如此，49年建国后的历次民族战争中始终如此。
八年抗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与日伪军作战12.5万次，歼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6万人，缴获各种枪械69万余支，各种炮1800门，抗击了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收复国土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1.2亿。共军共60余万官兵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至于那些在共产党发动下，积极抗战的千万人民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如日军的“三光”政策），已不可能统计出来。他们已将自己的血肉溶入到祖国的万里河山。考虑到共产党并不拥有国家资源，取得这样的战绩是极为惊人的。
蒋介石在抗战前“剿共”，从来不需要理由。然而，抗战结束之后，他不得不寻找发动内战的理由；没有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巨大贡献，以蒋介石的个性，就不可能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装模做样地伸出个塑料的橄榄枝。毛泽东的军队以卓越的战绩为己方争得了筹码；争得可歌可泣，争得光明正大。
如果说抗日战争让共产党受惠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及其政党和军队一个绝佳的机会，以证明自己的军事政治领导才能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而同时也给了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一个机会，以暴露其内部的一系列弊端。
如果把国共内战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势的两党选举的话，那么抗日战争时期则是一个预选的过程，它让人民看清楚，谁才是中国可以托付的力量，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领袖。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毛泽东及其政党。
人民投票的方式是国共内战时期的百万辆手推车和拥军鞋。
至于有人拿解放后教员接见日本人时所说的“感谢日本”的话来做文章，就未免有点太无聊啦。正如当今不少“鶏汤文”中常说的“感谢您的敌人”，搞销售的要牢记“感谢每个拒绝您的人”等类似，道出了看待事物的格局与高度。毛泽东在和日本友好人士打交道时，以他特有的方式表现出自信和洒脱。
节选自《巨人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