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系的“逆权占有”（adverse possession）和大陆法系的“取得时效”都是古老的法律规则，可以视为“所有权积极行使义务”的体现（“所有权积极行使义务”的概念概括自《魏玛宪法》第 153 条“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
事实上，“所有权积极行使义务”有着可以上溯至《汉穆拉比法典》时代的历史渊源，是对著名法谚“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的体现。历史上，美国“西进运动”时的土地纠纷（拓荒占地者和金融投机商的斗争）和二战后欧洲的“空屋占领”运动都是所有权积极行使义务规则应用的例证，法律选择了保护那些珍视并积极行使财产权的人。
财产权的功能是外部性的内化，其得以存在的基础，是这种内化的收益超过了内化的成本；其核心特征是“占有”和“排他”。梅纳德·史密斯（Maynard Smith ）通过“鹰-鸽-资产者博弈”的模型推导出“进化稳定均衡”，从进化博弈理论的角度揭示了财产权的起源：对“占有”的尊重是生物进化的产物，是一种进化稳定策略。而Herbert Gintis在此基础上，从“禀赋效应”和“损失厌恶”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对财产权进化起源的解释：对于同样一份财产，现状占有者对其的估价往往会高于潜在入侵者，进而导致一种倾向，即其投入用于保卫、经营该财产的资源，往往会比潜在入侵者准备用来夺取该财产的资源更多。财产权的起源，也就是这样一种人类行为倾向的结果，并且许多动物也会有这样的倾向。前述的这些结论也得到了人类学和动物学实证研究的支撑。在许多原始部落中都发现财产权规则的存在，甚至许多蜘蛛、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也常常通过类似财产权规则的手段解决领地纠纷。
由此我们可以给财产权下一个定义：一种在特定的行为空间里排除他人实施某种行为的权利的集合（权利束）。它具有“排他”和“占有”的特征。并且这种“排他”主要由财产权本人的私力所负担，公权力只是“补充”的性质——某种意义上，这是财产权之所以为“私权”的效率根基所在；其“占有”也需要一定的“强度”要求（“占有强度”的外部表现就是财产权的公示功能），要让其他人凭基本的善意和审慎便可感知到这种“占有强度”进而识别出财产权的存在，而不能给外人强加过度的注意义务和保管责任。巴泽尔（Yoram Bazel）对产权的描述也和我们归纳异曲同工：“产权是一系列变量的函数，包括产权人直接保护资产的努力、其他人占有资产的企图、正式或非正式的官方保护……”，“法律权利会增强经济权利，但是法律权利不是经济权利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人对物的关系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人对人的关系，一个人对特定财产的行为权力就排除其他人对该财产的行为权力，因此也可以用另一种定义方式：财产权是一种行为的边界。在这个行为边界上，“排他”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达到一个平衡。并且这种行为边界是在长期的人际互动中自发形成，具有较低的识别和确认成本——也就是所谓的“界权成本”。
19世纪西进运动时，大量授予美国西部土地的特许状在伦敦、纽约等金融市场上被频繁交易投机。但实际上交易者、投机者们并不清楚标的土地究竟在哪——它们只是凭想象被画在很不靠谱的地图上。同时，那些真正在西部开疆拓土的农民，却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擅占者”，要时刻担忧他们亲身居住和耕种的土地不定哪天就被手持特许状的人前来声索。这显然不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和有道德的激励。而当年美国西部土地纠纷的解决，最终也是靠“逆权占有”规则。
参照美国学者对逆权占有制度的辩护，所有权积极行使义务规则的存在理由包括：效率—人格模式，“尊重长期存在的事实状况”；时效模式，“避免年深月久造成法院审判的举证困难”；开发模式，“不保护在权利上睡眠者”；管理模式，“弥补法律行为形式上的缺陷”等。
另一方面，“所有权积极行使义务”也堪称法经济学上的财产权经典论断，即波斯纳基于科斯定理归纳出的推论——“价高者得”原则（产权应该分配给评价最高的一方）的经典注脚。并且，基于进化博弈理论对财产权起源演化的分析（鹰-鸽-资产者博弈&进化稳定均衡、禀赋效应&损失厌恶等模型），“所有权积极行使义务”也有着深厚的自然选择基础，是内生规则、自然权利和自发秩序的有机构成，有助于考希克·巴苏所言的“焦点均衡”的实现，有着天然的正当性和效率性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罗伯特·C·埃里克森在《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中介绍的，19世纪美国公海捕鲸业对“排他捕获权”的分配习惯，作为一种由“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创造的产权确认规则，在很多细节中也体现出“所有权积极行使义务”的精神。比如适用于捕捉抹香鲸的“铁扎得鲸”规则，就要求投出鲸叉的捕鲸船必须对猎物穷追不舍——只有在此情形下，扎入鲸体的这柄鲸叉才能作为对猎物有效控制的证明。并且，若该鲸后来被其他捕鲸者所获，则投出鲸叉的捕鲸船必须在获鲸者开始切割鲸体之前提出产权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