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福利兜底能力差，这个是根本。我印象里18年以后几乎所有人都在劝退创业，这确实是金玉良言。因为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创业失败了就万劫不复了，损失一大笔钱是轻的，重则背上债务卖房卖车妻离子散，成为老赖一辈子不得翻身。美国最少有个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躺平了也过的还不错。

姚明当年要去NBA发展，篮协表示要去可以但是要上交工资的50%给篮协，给出的理由是姚明是篮协培养的人才，这钱要上交来支持中国体育事业，姚明最终答应了，蓝协放行了。

而另一个更早些的篮球名将没答应，所以失去国家队资格还被封杀，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谁，没错，就是王治郅。

篮协答应了姚明去NBA发展，可篮协又要求NBA在中国建一座体育馆，老外的钱哪能那么好拿，就这样一直僵着，最后还是姚明，说要是不给他去NBA发展他这辈子不打球了，篮协这才不得不妥协。

姚明在NBA8年赚了9304万美元，篮协具体拿了多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二、社会公认的价值观是官本位，从古到今无数次证明了在这里有钱没用，权力比金钱有效的多。而且权力私用最大的优势就是东西不是自己的给出去不心疼。之前有个问题阿里P7和处级干部选哪个，现在应该没有这种疑问了。

中芯国际首席技术官梁孟松，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带领团队接连攻克28nm，7nm等技术难关。

结果就在2020年这个关键节点，上面的某个大佬为了将芯片科研成果占为己有，直接把梁孟松的死对头蒋尚义空降到管理层，以此牵制梁孟松。

这要换作是古代，梁孟松估计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可现在梁孟松可以跑啊，他之前是台积电的技术总管，是三星芯片的首席技术官，他可以去英特尔，可以去英伟达，还可以去ARM。

于是他直接一封辞职信发到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估计整他的人也没想到，这人居然这么直……

一个足以改变中国芯片格局的天才，就这样被某些人利用，玩弄于权谋之间。

梁孟松尚且出名，可以靠舆论支撑，那么我们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技术人员，他们遇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办呢？会不会寒了心，会不会想润出去？

梁孟松在辞职信这样写道“我来到大陆，本来就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只是单纯地想为大陆的高端集成电路，尽一份心力。”

一个在国外拿着几亿年薪的技术大拿，在国内才拿几百万年薪，还要被这样整，换作是谁，都要寒心吧。。。

三、公平性差，这个和二是有很大关联的，因为权力可以私用就会出现很多不可思议的竞争对手…比如去年成立三天就接到了上海检测的公司，还有那个送猪乳房的公司都注销了还能接到这个大的政府采购。萝卜标太多了。包括政策扶持，创业资金补助等等都充满了干扰。

还记得张小平么？
因为他离职这事，连人民日报都看不下去了。

再给大家讲一个真事。就是2018年的张小平事件。
张小平在我国航天601所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员。属于所里的底层员工，年薪12万一年。后来觉得工资低，就想辞职，领导是想也没想就批了，也没有任何挽留。
于是小平就跳槽去了民企，年薪那是百万起步。
但这件事情可没有完，601所发现小平走后，是处处都出问题，简直是无法推进工作。
于是这601所就厚着脸皮发了个公文，让小平回来。
这公文里提到，小平是我国登月工程的灵魂人物掌握了我国极其重要的核心技术。
是的你没有听错，就这么一个重要的技术如此牛X的人物。在601所里面，却只是一个底层员工，个能解决我国登月工程的大神拿到的工资，可能还没有一个办公室的小白领高。
2018年小平离开之后，2020年3月16号我国的长征七号，发射任务失败，4月19号长征三号卫星发射再次失败。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中国火箭发射接连出现两次发射失误。这是非常罕见的。而这两次火箭发射的发动机正是航天601所设计的。
是不是很讽刺？所以我们不得不问一问，底层都在干活干实事，而且掌握了核心技术那底层员工上面的人，理应技术更厉害。
毕竟科研肯定是要以结果论排名的呀！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我们的科研被很多其他的东西绑架了。

四、政策不稳定，过去三年倒下了多少人相信大家都有数。再比如有名的新东方，教培做的好好的突然不让干了，解散了全国十多万员工，转战直播两年刚有点起色，教培又能干了……，做小买卖的干的好好的突然来了城管让你把花了大价钱做的招牌换了，因为要街道统一……，做电影的投了上亿拍了个盗墓电影不让上映了……这类的事情太多了。

五、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大多数富豪的财富来源科技含量都不高，整体商业风气也属于重视市场销售，轻视科技研发。包括我本人的口头禅也基本上是技术不是问题，主要是成本高低，惭愧惭愧……（可能因为大家默认真有新技术研发出来了，也有办法把技术弄回来吧？），导致对科技尤其是硬科技的投资和投入不足，后来的创业者也缺少科技创业的成功榜样。这些导致了绝大部分的人压根就不敢抬头看月亮，只能低头找六便士，甚至只要敢抬头你兜里的便士都容易被掏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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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不代表我国没有，我随便说几个科学家：陈绍澧（1925——1968），董铁宝（1916——1968），程世祜（1918——1968），林鸿荪（1925—1968），李璞 (1911～1968)，周华章 (1917-1968) ，徐舜寿（1917—1968），顾毓珍（1907—1968），赵九章(1907—1968)。

陈绍澧（1925——1968），美国依阿华州大学化工系理学硕士，陈绍澧一回国，就开展了润滑油脂微结构、胶体稳定性和化学性能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观点。1957年陈绍澧出版的《润滑脂》一书，是我国第一部与润滑脂相关的专业著作，1962年，他又开创了中国摩擦学的新学科。作为学科带头人，陈绍澧非常前瞻地向所里提出开展固体润滑研究的建议，这为后来“两弹一星”润滑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绍澧亲自动手搭建设备，创造研究条件。1962年，在陈绍澧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第一次全国摩擦磨损与润滑研究工作报告会在兰州召开。来自全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厂矿企业等69个单位的167位科研和技术人员参加了这次大会。

董铁宝（1916——1968），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力学系博士，后来留校任教。纽马克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科研委员会、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顾问，他从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NR）申请到一系列研究项目，其中很多项目都是由董铁宝来完成。

董铁宝先后为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撰写了多个技术报告，内容涉及结构力学的数值积分方法（1954）、热力学的数值积分方法（1955）、高层建筑抗震的数值分析（1955）等，由于纽马克任伊利诺伊大学计算机实验室主席，因此董铁宝还参与了美国第一代电子计算机ILLAC-I的设计与编程。董铁宝关于结构力学与热力学的一系列数值计算都是在这台计算机上实现。

1956年，董铁宝谢绝了校方的挽留，毅然带领全家回国。

程世祜（1918——1968），先后获犹他大学硕士学位、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程世祜被分派在新成立的“581”组，任务是研制地球物理火箭箭头，担任结构分系统技术负责人，他用代用品做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模样箭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上展出。

1960年6、7月间，他向国防部门交出了《内压圆柱壳稳定问题》的研究报告。1961年8月，他写出《关于“弹性圆柱薄壳的一般稳定性”问题》一文，在《力学学报》上发表。

1962年至1964年，他先后任力学研究所12室结构组组长、副研究员，承担国防部五院的协作任务，研究圆柱薄壳的稳定性。1962年，建立了纸壳试验研究题目，后因人员变动，工作又被中断，实验室又被拆散。

程世祜主要从事弹性力学、应用力学方面的研究，尤其在壳体力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多年来，结合导弹与卫星的结构设计任务，他对各种形式的壳体，如开口壳、锥壳、加筋壳等都做过深入的理论与实验研究。他所提出的关于柱壳与锥壳的比较问题、边界效应问题、壳体的非线性问题（如弹塑性、蠕变、辐射热应力等）课题，在当时都是崭新的力学前沿课题。

陈天池（1918——1968），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获理工博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研究员。

陈天池教授积极开展磷酸酯类结构研究，深入地研究了一硫代（酮式）磷酸酯类、一硫代（醇式）磷酸酯类、二硫代磷酸酯的各类学反应，对有机磷杀虫剂、有机磷杀菌剂、有机磷除草剂等结构中的互变异构现象、水解动力学及反应机理等进行了基础理论研究，为中国生产有机磷农药打下了理论基础，以他为主研究的“有机磷活性物质与有机磷化学”1986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陈天池先生主持了“新型有机磷32、47”的研究工作，其成果于1964年获国家新产品发明奖二等奖。

林鸿荪（1925—1968）化学流体力学专家，布朗大学数学硕士,1950年归国。

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创建化学流体力学这一高难度任务落到他的肩上。自从林鸿荪受托开辟化学流体力学的任务后，迅即投入查阅文献和调查研究的紧张工作之中，他只用了短短半年时间，就提出若干个紧密联系实际的研究方向，包括固定床、固体流态化、冲压发动机中的稳定燃烧问题、转炉顶吹氧气炼钢中流体力学问题等，其中又把化工、冶金工业中有广泛应用前景的固体流态化作为近期主攻方向。

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林鸿荪从1960年秋起，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的研究工作中去。

他对其中的燃烧问题特别重视，始终不忘与开辟化学流体力学的工作相联系。他认为，燃烧理论是化学流体力学学科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向。通过几年来实际任务的推动和林鸿荪的努力，火箭发动机中的燃烧理论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作为航天运载工具有着它独特的优点：能量高，比冲值可达420s以上，有利于大幅度提高有效载荷；无毒，来源丰富。在60年代初，当时全世界还只有美国刚研制成功。在没有掌握任何资料的条件下，力学研究所第十三研究室，由林鸿荪同志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的预研工作，历时六七年，终于获得了重要成果，为我国航天事业赶超世界水平作出贡献。

1965年春，根据中央专委和中国科学院的要求，要以两年左右时间研制出一种能被战士肩扛的超低空导弹。这种导弹类似于当时美国研制的“红眼睛”（Red Eye）超小型地空导弹，美国用了近十年时间研制成功。那时科技人员能找到的资料仅有一张照片，困难之大可想而知。林鸿荪首先和大家一起对这种导弹的作战使用要求和战术技术性能指标进行了深入论证和详细分析，列出了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林鸿荪的主持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试验弹总体设计方案，完成了发动机和发射系统的设计图纸资料，提交总设计师会议讨论后付诸实施。

1965年12月～1966 年1月，在林鸿荪指挥下在怀柔试验发射场进行了多发试验弹的发射试验，得到了重要试验资料，1966年3月至4月又在国家靶场进行了飞行试验。这两次试验，全面检验了试验设计方案，取得重大进展。

李璞 (1911～1968)，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岩石学家与同位素地质学家。

1950年，收集康藏高原第一批珍贵的地质资料，为解决康藏高原地质发展历史和找矿勘探奠定了基础。

1954年，他建立了阿拉善地区的地层划分系统，至今为地质界所参用。

1956年，他在祁连山地质考察，发现了北祁连山寒武系的存在；提出了南北祁连山的奥陶系分属地槽系和陆台型的观点；阐明了铬矿化与岩相的关系，着重指出该区铂矿比铬更有利，这为后来的工作所证实。

1962年他提出了我国第一批同位素地质年龄数据，填补了我国这门学科的空白。

周华章 (1917-1968) ，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中国最早的数量经济学博士，周华章对美国“麦卡锡主义”淫威下的做法十分愤慨，于是在1953年1月周华章回到国内。

顾毓珍（1907－1968），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博士，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

三十年代初从事流全力学及传热研究，流体在管内流动时的摩擦系数关联式被广泛采用，在化学工程、油脂工业方面研究液态燃料代用品以及喷动谷物干燥的新技术，成功地应用于工业生产。

徐舜寿（1917—1968），著名飞机设计师。

1944年，他参与FD-1、FD-2飞机的设计工作。

在国民政府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担任运输机的设计工作，参加“中运-2”和“中运-3”运输机的总体设计和性能计算，并负责总体组。

1949年，徐舜寿所在的南昌第二飞机制造厂被迫迁往台湾，徐舜寿以送妻小回乡为由，携妻子和女儿来到上海，越过封锁线，辗转来到解放的北平。

1956年9月，航空工业局在研究中国飞机设计如何起步时，徐舜寿根据多年在国内外从事飞机设计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认为当时空军航校普遍使用的螺旋桨、后三点起落架式的雅克-11中级教练机，已满足不了喷气式飞机的训练要求。他根据中国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拟定了与国外同类飞机性能相当的亚音速喷气教练机的总体气动方案（后定名为歼教-1）。

1957年8月以后，徐舜寿又先后受命组织和领导初教-6和强-5飞机的总体设计。当时空军航校普遍使用的初级教练机为后三点式起落架，已不适应前三点式起落架喷气机的训练要求。为此，徐舜寿提出了自行设计前三点起落架和全金属蒙皮结构的初级教练机方案。

1958年3月，徐舜寿会同总设计师黄志千和陆孝彭提出了“强-5”飞机的初步设计方案。

赵九章(1907—1968)，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柏林大学博士，1944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代所长；1947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66年任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研究院院长。

他开辟了气球探空、臭氧观测、海浪观测、云雾物理观测、探空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等新研究领域。

1938年，赵九章把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研究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

20世纪50年代，赵九章组建联合天气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中心，发展了新中国气象事业中两个基本的分支天气分析预报和气象资料。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人工降水的研究，使中国的云雾物理研究开展起来，取得了暖云降水理论和积云动力学等研究成果。

20世纪60年代，赵九章开始气象火箭的研究，开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测和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气象火箭的成功发射，“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赵九章的领导下研制的。

赵九章还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空间环境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