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学术上对斐迪南大公的描述源自法国，
从沿革上已经分析得相当透彻了。这里再延伸一下：为什么是当代法国认为斐迪南大公是“军国主义者”，但几乎而不见于英语世界；为什么中文历史教材后续又删除了相关表述。（一）斐迪南大公的外交政策是怎样的，为什么英语学术圈基本不认为斐迪南大公是军国主义者；
如果聚焦斐迪南大公本人的外交政策，就会发现他的外交政策比较复杂。他提拔了康拉德这样真正的军国主义者，但后来一直想把康拉德炒掉。大公并非一直主张战争，也并非一直主张和平，但他深度参与政治的最后几年中，更倾向避免战争。
斐迪南大公真正参与外交政策制定实际上要等到艾伦塔尔去世，贝希托尔德继任。此后奥匈接近战争有三次，1912年12月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加利西亚对峙，1913年4月黑山索取斯库台，1913年10月阿尔巴尼亚危机。
第一次是1912年12月，大公在1912年10月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刚爆发时，支持外长贝希托尔德伯爵的谨慎方针，反对康拉德的动员措施。但到了12月，随着塞军进展顺利和帝俄延长边境军队服役期，斐迪南大公让康拉德起复，并转向支持国防部在波黑进行战争预备的方案。但最终皇帝和贝希托尔德并没有接受大公的激进意见，随后大公撤回了对康拉德的部分支持。
第二次是1913年4月黑山索取斯库台，外长采取了斐迪南大公建议，仅在波黑和达尔马提亚宣布戒严吓退黑山，大公对于保持和平感到满意。
当1913年6月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开战时，康拉德煽动奥匈下场支持保加利亚。这次大公直接告诉外长，康拉德单纯是想搞个大新闻，把视线从正在调查中的雷德尔间谍案中引开。最终外长没有签康拉德的文件，斐迪南大公对此感到非常满意。
但到了1913年10月，康拉德和匈牙利首相蒂萨施压外长，向塞尔维亚发最后通牒，勒令塞尔维亚退出阿尔巴尼亚，即便是皇帝也倾向对塞强硬。这次大公明确反对，表示没有动武的必要。在塞尔维亚撤军后，大公向外长祝贺维持了和平。在阿尔巴尼亚危机中，斐迪南大公可能是奥匈决策层中最倾向和平的，即便是之后在七月危机里反对战争的匈牙利首相蒂萨，此时都比斐迪南大公激进。
按照费舍尔理论，斐迪南在1914年6月密会德皇，讨论掀起世界大战。这个说法是比较可疑的，归根结底皇储并没有参与外交的权力，他在外交上的参与取决于外交大臣的配合程度，斐迪南大公和艾伦塔尔（犹太人）关系很差于是便在外交上寸步难行，但皇储和贝希托尔德伯爵关系不错，1913年后他对外交事务的影响实际上来源于他和外长贝希托尔德的私交，王储在维持和外长的关系上花了很多功夫。
从间战期开始，各国学者展开了对一战责任的研究。在一战责任问题上，英语世界形成了“滑入说”的观点，比较早期的滑入说认为，一战是机缘巧合下密室外交和僵化外交条约引发的悲剧，各列强在引发一战上的均有责任分担。
而随着对奥匈档案的挖掘，学者们关注到斐迪南大公的避免战争倾向。当然必须指出，他并非发自真心信奉和平主义，他也有采取好战立场的时候。但至少在1913-1914年这个时间点，指控斐迪南图谋吞并塞尔维亚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在滑入说下，斐迪南大公的立场至少是可能避免奥匈开启世界大战的刹车片，对斐迪南的评价也偏向积极。
（二）为什么当代法国人认为斐迪南大公是军国主义者，军国主义在法国是否有独特的文化含义
但是正如
指出，斐迪南大公是军国主义者的论断似乎是当代法国历史学家独有。这个可以放在法国独特的历史语境下解释。德雷福斯事件开启了法国的社会大讨论。而在夏尔·莫拉斯和左拉的左右大战中，“军国主义者”（militariste）往往和在德雷福斯事件支持军方派联系在一起，一名“militariste”的典型画像就是支持军方或者本身就是军方、主张对德复仇、君主主义的正统派、反犹的狂热天主教徒。
首先斐迪南大公是个虔诚到狂热的天主教徒。其次他是典型的正统主义者，斐迪南大公对于限制匈牙利国王权力的宪法保障非常不屑。最关键是他反犹，许多人都知道斐迪南大公希望推进奥匈的三元改革，但大公更表达过，为了内部改革必须
“清理掉混进朝廷中的反皇朝、犹太、共济会元素”。
最后斐迪南很大程度上代表军方本身。奥匈皇储在宪法上并没有参政的权力，但是和鲁道夫皇太子不同，斐迪南非常深入地参与政治，斐迪南在1898年开始就被授予部分公职，在1913年被任命为全军总检察长（Generalinspektor der gesamten bewaffneten Macht）。皇储随后逐渐在军队中培植起自己的势力，斐迪南大公的主要亲信是奥匈的军事办公厅（Militärkanzlei），后续逐渐发展成大公的私人幕僚团队。在1913年后，美景宫已经是奥匈在军事领域事实上的决策层之一。
所以从法国20世纪初社会运动角度，斐迪南大公是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militariste”。
法国人并非不知道斐迪南大公在巴尔干战争后便反对向塞尔维亚扩张。但斐迪南转向反战立场，并非基于他对和平主义的信念，而是一种功利的政治选择。斐迪南大公更多是对战争可能推迟或者打断他即位后推行内部改革的担忧，对德国的信心不足，或者想让康拉德滚。正如大公支持普选权不是出于喜欢民主，而是想借机整匈牙利人。
放在整个法国对法西斯思想史的研究中，法国历史学界从70年代开始反思维希政权，认为保守右翼的尽头就是贝当和墨索里尼的观点并不特别稀奇，当然在这其中有着非常多的论战。我个人推测，这种“军国主义者”形象并不是从奥匈一战责任或者外交上的扩张主义出发的角度，而是注重斐迪南大公作为威权右翼的政治属性。
（三）中文历史教材对斐迪南大公和塞尔维亚表述的修正
我上高中时，教的还是一战是帝国主义狗咬狗，唯二正义的斗争是塞尔维亚反抗奥匈入侵，以及中国反帝。从阶级史观出发，塞尔维亚反抗奥匈入侵是正义的，但后来兼并黑山，在和会上地图填色，对内大搞君主专制是不正义的。
早期国际共运对第一南斯拉夫王国评价相当低。早期康人普遍觉得大塞尔维亚主义不过是帝俄泛斯拉夫主义的劣质版，奥匈固然是民族监狱，而第一南斯拉夫则是更小更恶臭的民族监狱。所以苏联教材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评价很低，认定普林西普是恐怖分子也并不奇怪，这和国际共运是一脉相承。
具体到萨拉热窝事件，我印象中此前央视有个一战纪录片，大致停留在二十世纪初的滑入说阶段。黑手会和刺客有联系，塞尔维亚政府知悉刺杀事件，因此经不起奥匈调查。
在黑手会问题上，为塞尔维亚辩护的会指出黑手会不过是在野的军官势力，不代表塞政府。这事真正经不起调查的地方在于，黑手会虽然只是个在野集团，但他们很可能和帝俄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哈尔特威格搅在一起。哈尔特威格是真正的泛斯拉夫主义入脑，在斐迪南大公被刺后在使馆里开桥牌派对庆祝。关键在于哈尔特威格有很强的独走倾向，在圣彼得堡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去煽动巴尔干战争。那么哈尔特威格到底有没有参与萨拉热窝事件？答案是我们不知道，档案被销毁了，但是从他过往来看，认为他参与其中的观点符合逻辑。
从最早期滑入说（“一战开打是个机缘巧合的悲剧”），到费舍尔理论（“德国就是坏，早就想打世界大战”），到德国历史学界的对费舍尔理论的论战，到对帝俄史料的再发掘，滑入说也在不断修正，不再相信P社游戏式的条约自动生效，而是更加关注各国具体的内部决策，从档案（如果没被销毁掉）还原各国决策依据。
滑入说发展到现在，我觉得还是比较完善的。各列强在内部均有力量对于战争爆发至少是放任的，只是过于自信而滑向深渊。
早期中国世界史著作还能见到“爱国青年普林西普”，从历史唯物主义认定“统一南部斯拉夫民族”的某种正当和必然性，但是在高中教科书都逐渐去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