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斐迪南大公描述为“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这可能是一种来自于法国的历史观点。
而在我国，“斐迪南大公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这种说法非常流行，直接源头是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通史 近代部分 下》。
《世界通史》由周一良､吴于廑担任总主编，分四卷，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学者首次编写的世界历史书籍。《近代部分》是该书的第三、四卷，由杨生茂、张芝联、程秋原三位学者担任这两卷的主编。
这本书的第三十一章第一节《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国际的破产》的开头，如此写道：
1914 年 6 月，奧匈軍队在波斯尼亚举行军事演习，把塞尔維亚和蒙特內格罗作为假想敌人。奥国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亲自指揮这次演习。斐迪南是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主張吞并塞尔維亚,把奥匈二元帝国扩大为三元帝国。軍事演习結束后，斐迪南于 6 月 28 日到达波斯尼亚首府薩拉热窝，在这里被塞尔維亚爱国分子炸死……
《世界通史》在1972年、1980年两次稍作修改出版，也是60-80年代初，相对容易入手的唯一一种讲到苏联成立为止的《世界通史》。
因此文革到改革开放初期，这本书也成了各种各样的“世界史”类教材、史书、通俗读物的重要参考物，屡屡惨遭生吞活剥。
比如说中山大学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吴机鹏，在1979年出版的《世界第一次大战》一书里，就直接写“斐迪南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
再比如70年代中期，便开始由东北师大、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编纂、1980年正式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一看标题，好嘛，一看就是从《世界通史》里扒拉的内容。
比如说1983年段万翰面向青少年编写的《世界五千年》，这句“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想把塞尔维亚也纳入帝国的版图”，这几句明显是对《世界通史》的发挥。
这种例子数不胜数，所以受到《世界通史 近代部分》的影响，人教版的课本将斐迪南大公说成“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也不奇怪了……
那么，这种说法是如何传到中国的呢？
首先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来自苏联的史观。
在1949-1959年间，我国的世界史课本大多是苏联教材的译本，但是根据我查找的几种苏联的教科书来看，这些书采用的那种阶级史观，对于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统治者的作用都相当不屑，也基本没有对某个人物的性格进行具体的评论。
因为60年代中苏交恶，苏联的教材都不能使用了，因此才有了几个世界史的专家在1960年起，被赶鸭上架，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世界通史》的事迹。
《世界通史》的两个总主编，周一良是研究东亚史的， 吴于廑是研究西方古代史（罗马、希腊、日耳曼等），《近代部分》三位主编中，杨生茂、程秋原都是研究近代美国、美洲史的学者，只有张芝联是研究近代法国史的学者，和一战有关系。
因此，很有可能是通过张芝联教授的渠道，将对斐迪南大公不太准确的描述写进了《世界通史》。
虽然我不懂法语，但是通过搜索关键词还是能够找到，法国许多当代的历史学家仍旧称呼他为“好战分子”、“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
比如说巴黎第四大学的教授让·贝伦热（ Jean Bérenger，1934-），他曾经写过《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1273-1918》（Histoire de l'empire des Habsbourg，1273-1918）。他写的“斐迪南大公”的百科词条，就直接将斐迪南大公评价为：
“他极其残忍，几乎与所有合作者都闹翻了，坦率地说，他与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关系也很糟糕。他坚信有必要进行变革，因此对他叔叔实行的保守主义充满敌意。作为一个天主教狂热分子，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他痛恨自由民主、议会制、共济会、犹太人和匈牙利贵族。”
另外，法国历史学家让-保罗·伯德（Jean-Paul Bled，1942-）在2012年写过《弗朗茨·斐迪南》的传记，从网上的评论来看，他虽然提到了斐迪南对奥匈帝国二元制和奥匈帝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改善，但是仍旧认为他在“国家观念还是个人品味方面，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保守而好战的天主教徒”。
法国人将斐迪南大公描述为“军国主义者”，有可能和斐迪南的三观和法国人完全不符、作为协约国的敌对关系、斐迪南支持正儿八经的军国主义者协助推行军队现代化，以及因为一战法国付出重大伤亡，等都多少有些关系。这个问题的具体答案，还望懂得法语的朋友多多指教。
综上，我推断，这应该是一种来自法国的史观，因为我国三次出版的《世界通史》一书的深远影响，使得斐迪南大公在课本上呈现出一种和英美德俄等国家不同的“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