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意把斐迪南大公说成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的说法，这显然是说的太过了。斐迪南大公主政时期，哈布斯堡王朝的陆军军费开支只比英国高一点，这是哪门子军国主义者?
你可以说大公是王朝末年帝国内部少数的、还想通过采取自上而下的针对国体的激烈变革延续帝国生命的少壮派贵族、外交官员、帝国军官的代表，是个帝国主义者，但把他等同于北边的那帮普鲁士蛮子，那还真是抬举帝国而冤枉大公了。
在王朝的末年，包括老皇帝在内的帝国达官显贵都对延续这个千年王朝失去了信心。谁都看得出来这个王朝内忧外患。在帝国中央，君主制度的尊严在被一点点消解，老皇帝几乎放弃了重拾皇室荣光的梦想，顽固地保持作为“19世纪保守派杰出君主”的形象对抗显然已经不再受到皇权过分约束的自由派政府；在民间，内外莱塔尼亚的的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排犹太浪潮则正在把帝国体面的自由主义时代一点点撕碎，而王朝对此均无能为力。
对帝国此时的现状，施瓦岑贝格大公的评论作为经典。
“这个王朝能挺到20世纪简直是个奇迹”
所以在这样的末法年代，大公和他的亲密拥趸就显得很特别。如果要用一句话来精确概括大公和他的小团体的心态的话，我愿意选取和大公私交甚密的康拉德在一战时日记中记录的一句话
“我不能让这个古老的君主国就这样退场。”
斐迪南大公就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还对帝国抱有责任感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政治家，这是他的亮点亦是他的诅咒。和帝国成百上千意识到“和这群虫豸在一起怎么能搞好政治”的活动家一样，他清楚地知道帝国不应温和地民族主义的良夜，明白帝国的二元体制是帝国的癌症。区别于把帝国的灭亡看成不可阻拦的悲观主义者，他给帝国开出的续命药方是重启帝国曾经流产的联邦化改革---三元帝国。
三元帝国是从制度上压制匈牙利话语权、打击民族主义分裂势力、重新塑造帝国共同体的绝佳设想。可惜，斐迪南大公生不逢时，显然帝国没办法在《奥匈协定》签订不久之后强迫匈牙利人接受波西米亚人成为帝国第三级，更不会在几十年后同意这个设想。这使得斐迪南大公必须寻求取偿于外，在巴尔干半岛通过吞并斯拉夫人的土地，使得帝国内的斯拉夫人数量反超匈牙利人，再寻求制度内的变革。
应该说大公对巴尔干半岛的核心问题塞尔维亚事务的看法和塞尔维亚人对他看法是差不多的。对大公来说，独立的塞尔维亚将成为吸引帝国斯拉夫人的境外势力，而毁灭独立的塞尔维亚国家是挽救帝国的有效途径。对塞尔维亚来说，大公比任何一个哈布斯堡政治家都要危险，因为他真的想MAGA。
于是萨拉热窝事件就变像一些老套凶杀片那样，最有行凶动机凶手的人反而成了第一个死者。斐迪南大公的悲剧说明了老皇帝虽然治国不行，但人毕竟还是聪明的。王朝气数已尽，挽救王朝尊严的尝试停留在美泉宫里繁复的西班牙宫廷礼节最好。
话说这么多，如果要我真对大公进行一个类比，那不如拿隔壁奥斯曼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来对比。振兴帝国的宏愿是他们的骑士幻梦，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们并不在乎手段，发动一场战争，哪怕赔上自己的命都是可以接受的。
不难想象皇储应该是预料到萨拉热窝之行的结局的，也不难想象康拉德见到皇太子的灵柩时的心情，拦住帝国冲向命运的修罗场的刹车已经被皇储松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