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字词。（小将干杯.jpg）
经济学里有个“瓦格纳定律”：经济增长会带动政府增长。
在这个基础上，有学者做出了社会福利制度层面的引申：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导致民众对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需求的增长，从而推动政府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由此导致政府增长。
说人话就是：民富了，政府就要在社会福利上多花钱。
一般认为：“瓦格纳增长期”发生人均GDP1.2万美刀至2.4万美刀之间。
康康日本。
以15年不变价美刀计算，日本大概是在68年达到人均1.2万美刀。（当年价是1451美刀）
那年日本正处于奥林匹克景气中（64年东京奥运会），64年至69年间，有五年的增速超10%。68年时更超过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在战后形成基本福利，即“福利前三法”：46年的生活保护法、47年的儿童福利法、49年的残障者福利法。
进入六十年代后，社会福利的保障力度开始加速，陆续出台了“福利后三法”，即：60年的精神薄弱者福利法、63年的老年人福祉法、64年的单亲母子福祉法。
73年日本修订了老年人福祉法，建立了老年人免费医疗体系。一般以这一年视为日本的福利社会元年。
日本的不变价人均GDP在88年超过2.4万美刀。从立法角度看，日本由兜底性质的福利转向普惠式福利，确实是在六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完成，符合瓦格纳定律的大致范围。
八十年中后，日本对社会福利的立法讨论已经从普惠式转向精细运营。
例如不止讨论发多少钱、给多少免费服务、建多少养老院幼儿园，还要深入到护理体系的人员培训补贴和产业研发投资。
再康康韩国。
同样以不变价计，韩国是94年人均GDP超1.2万美刀。（当年价是1.04万美刀）
熟悉五学的胖友知道，这段时间就是JS（金泳三）和DJ（金大中）时期。
金泳三的社会福利工作不算多，他忙着锤军政府残留势力，并顺便把各个财阀拿捏一边。（此处应有小将表情包：权力无限.jpg）
预防失业的雇佣保险算个政绩。
98年上台的金大中多些。他提出了与劳动关联的社会福利，即“生产型福利”。
例如99年的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建立国民医疗保险管理工团、增加国民年金与雇佣保险的覆盖率等。
而且是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推行的，顶着IMF的自由主义金融整改要求。
03年上台的卢武铉再进一步，以03年的保健福利白皮书为标志，卢武铉把金大中的“生产型福利”提升到了“普遍性福利”，并强调“国家责任”与“国民参与”的并重。
07年建立老人长期保险法，算韩国福利社会完成了普惠结构。
韩国的不变价人均GDP是10年超过2.4万美刀的，也基本符合。
但要注意：日韩的福利社会改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68年有全共斗，70年有全泰壹。
日本反应算快的（毕竟也算亚洲工运发源地，什么没见过），社会福利出台的比较及时。
韩国军政府残留不少，于是催生出了民主劳总这类战斗力极强的组织。韩国能有现在的基本福利框架，他们才是首功。
咱这缺乏集体协商机制，那就让现实说话吧。
例如生育补贴。
昨天也写了。在17年，政策制订方依然相信：
只要放开限制，就会多生。
在经历了18年200万新生人口的暴跌后，学界已经有很多关于补贴生育的讨论（任泽平梁建章这年已经在热聊人口话题了），补助还在讨论中。
倒是各地开始了打着“人才引进”旗号的房地产抢人运动。
一直都不急，于是五年间新生人口下降700万，远超正常工业化教育普及化的生育率跌幅。
直到这两年发现跌幅实在不回头，特别是一孩和育龄妇女数量的双跌。部分地区终于开始了本地的生育补贴。
例如攀枝花和温州龙湾的二三孩每月补500元。
开了个好头，但是还不够。
因为人口流动决定了地方补贴的上限：
人口流入地一般也是资产和消费的高价区，补贴成本高，效果差；
人口流出地的补贴成本倒是不高，但娃一长大就去外地大城市，把消费和税收一并带走。
本地只能赚这个娃小时候的红利，还得赔上青少年期的医疗教育成本。上限低，所以补贴意愿不强。
所以，希望在各地做出真金白银的表态后，上头能跟上。
实现普惠式的生育补贴，以户籍平等的立法形式确定下来，并且纳入中央财政。
地方愿意补贴多少是地方的财政考量，上头要有上头的责任。
不夸张地说：从财政角度看，生娃对个人的收益越来越低，对国家的债务循环价值越来越大。
从利从责，都应该尽快出台福利性质的普惠立法，不能再把这事当KPI一样摊到地方。
总之，咱们是站在了福利社会转型压力期的前夜。
生育补贴、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金，这些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筹码又不多，只能耗。
希望不要空耗这个窗口期。
闲聊公号：王子君的碎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