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回答：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我不是这方面专家，就是胡说两句，全都是臆想出来的暴论，大家姑且一听吧。

我们首先要理解儒家文化是为什么流行开来的。为什么各个朝代要贯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了理解这件事情，我们首先要引入一个概念，就是“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

政治合法性的意思不是一个政权是不是合法的，而是说一个人民认同一个政权并服从它的命令的程度（或者说是原因）。

比方说，政府说这个小区需要封控，于是只要寥寥几个社区工作人员，就能让一个小区数千人都呆在家里不出来。从暴力上说，这几个社区人员肯定是敌不过这数千人的。那凭什么这数千人要委屈自己呆在家里呢？因为他们大体上相信“服从政府指令”是对的。大家愿意主动的服从政府的指令，这就是合法性比较高。

合法性有很多不同的来源。

有的民众因为政府是民选的，所以服从它的指令。（程序合法性）

有的民众因为皇帝是先皇的儿子，所以服从皇帝的指令。（血缘合法性）

如果一个政府没有合法性，民众就完全不服从指令了，于是就很容易出现大量的暴乱，乃至于军事政变。

这在古代就是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谓的“礼”就是当时的政治秩序：谁用几个鼎吃饭，诸侯怎么封，诸侯之间出矛盾了怎么解决……

有一套完整的基于血统、姓氏、仪式学说来维系周天子和诸侯的政治合法性。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变得越来越容易。诸侯国与周天子之间，诸侯与臣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在新的格局面前，旧有的“合法性”学说被抛弃了。大量的谋反不断发生，臣子弑君，诸侯无视周天子，不断地发生。旧有的政治规则已经崩塌，这就是礼崩乐坏。

一个国王，无法信任一个手下的将军不谋反，无法相信一个臣子不会明天早上带剑进宫把他砍了。而臣子也没有办法相信自己手下的壮士不会哪天不开心就把自己砍了。这对于任何一级的统治者来说，都是非常苦恼的。

诸子百家之中，儒家最关键的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新的政治合法性学说。

其核心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它从家庭出发，从符合人们直觉的角度出发，提出：孩子要孝敬、服从父母，而父母要爱惜孩子，这是天理，而君王受命于天，是臣子的“父母”，臣子要像孝敬父母一样忠于君王。而君王要像父母一样爱惜自己的臣子。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职，君王做事要像君王，臣子做事要像臣子，父亲做事要像父亲，孩子做事要像孩子。

整个体系把忠和孝联系起来，以一种贴近直觉的方式说服当时的人们接受等级化的政治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从汉代开始独尊儒术，之后历朝历代都维持着儒家的至高地位。如果没有儒家，封建王朝就没有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来大体上维持政治上的稳定。当然，基于实际利益的谋反、叛乱仍然会存在，但还是比没有儒家学说要好得多。

从这个角度，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历朝历代都特别讲究“孝”。比如举孝廉、二十四孝等等。

至于其他的很多理论（比如“仁”），都是围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定义具体的君、臣、父、子的行为规范。（也就是“君王做事要像君王”之中具体什么叫做“像君王”）

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历代统治被认为是“外儒内法”。儒家通过意识形态来维持政治秩序，而法家通过实际利益来维持政治秩序。两者当然是一外一内的关系。

当然，儒家学说并不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还有非常深刻的其他内涵。

古代思想家在儒家框架下，有各个方向的哲学思考。

其中一些还被用来完善儒家的核心学说。比如说一个豪强得了天下，做了皇帝，那怎么和“忠诚”问题兼容呢？一开始就用“禅让”打了补丁。抓住前朝皇帝禅让给你就行了嘛。前朝皇帝让你当皇帝，你怎么会不忠呢？简直忠不可言。再比如说当朝皇帝本来是上一个朝代的臣子，起兵谋反才得了天下。这又怎么与核心学说兼容呢？原本就存在的天命、仁义等等要素这就被发扬光大了。

到了近代以后，古代的经济结构和家庭结构开始崩解，孩子反抗父母逐渐被视为一种正常现象（甚至是时髦）。儒家学说原本最符合直觉的部分开始变得不符合直觉了，于是这种意识形态从最根基处就变得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需要。

进而，新的政治合法性学说开始崛起，比如新的程序合法性（民选）、绩效合法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等等，使得儒家学说提供的政治合法性也越来越不重要。儒家学说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儒家的核心已经被时代抛弃了，想方设法让过时的核心思想与现实匹配，这完全没有意义，还不如另起炉灶。但是古代思想家在儒家框架下的其他思考成果，我觉得仍有很多瑰宝，没必要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仍然可以批判地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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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子又和朋友聊起中国古代几次大的外族入侵。

有一种看法是，中国那时被征服了，那些历史不属于中国历史。也有人认为，元和清皈依中华文化只是偶然，如果他们坚持原有文化，中华文化就断根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错误的看法。

这是因为，从当时整个世界来看，外儒内法就是最“先进”的政治理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如此高效、稳定地统御数百万平方公里、上亿人口。就算王朝周期律再不济，这套方案也能扛得住三百年的时间，直到土地兼并、天灾、政治体系的自然“熵增”使得整个体系不再能正常运作。

而一旦新的力量把积弊扫清，重新建立起一套能够正常运作的政治体系，这套方案又能快速动员极大的力量，在地理边界允许的范围内扫清几乎所有异己。

而再看看历史上其他的大帝国，无不是“一轮游”，一波过去就消散在历史中了。它们往往需要依赖某些特殊的族群、特殊的阶层、血缘关系、宗教文化，这些条件一旦被不具备这些东西的外族毁灭，这些大帝国就无法重获新生。

而外儒内法的政治方案不依赖于特殊的族群，不需要特殊的血缘/民族关系（以至于“夷入夏则夏”），它不需要特殊的阶层（乃至于它可以自然生成自己所需要的阶层），它用政治力量压倒宗教力量（因而不会因为某些宗教的存在或消失而受到影响），是一套可以从零基础逐渐运作起来的“科学的”政治理论。

那么当一个王朝末期，外族入侵，乃至占据了很大一片中华文化的领地之后。外族同样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统御这样一大片土地和如此众多的人民。非大一统的势力下面有很多小的分支，不同的势力。如果主流不学习中华文化的政治理论，而某个分支/割据势力学习了。那结果只能是这个分支/割据势力越来越强，打败了主流，最后称王。

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外族占据了中华多少土地和人口，出于最基础的优胜劣汰的规律，最终能够扫清其他力量的也必然是一个皈依了中华文化的外族/汉族分支。因为其他那些原始的政治理论，绝大多数，连继承人问题都解决不好，“创始人”一死，常常就四分五裂。人和物资的动员、官员的任免、政治合法性的延续、地方豪强与中央的协调……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整个古代史上就没有一家能和中华文化相比。（所以也有这么一种暴论，就是说南宋的绥靖政策也未尝不是一种消极的应对策略，也就是以正统中华文化较为缓慢的政治体系劣化的速度，对赌外族政权较快的政治体系劣化的速度，只要能够扛住军事压力，就能把对手耗死，只是最后没扛住蒙古这一波，为后世建立了一个负面典型。）

这套政治方案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试错和完善，直到近代才因为技术条件的变化、生产力的进步而被淘汰。

所以，你要讲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文化面临真的断根的风险，那就是在那一套政治理论被时代淘汰而新的政治理论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也就是过去的两百年间。危机的顶峰恰恰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句歌词被写出来的时候。新的、稳固的政治理论的建立，还是要看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现在虽然有雏形，但很显然还不够完善。

儒家思想又叫孔孟之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就是儒家最核心的思想。

虽然可以从克己复礼来解释仁，或者从四端来解释仁义礼智，但这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儒家的理论都是从良知出发，其他的都是细枝末节或一家之言。

很多人批判儒家不过是为了批判而批判，甚至只是因为这么做比较安全。

而追寻源头，因为他们希望将自己的满蒙价值观覆盖整个中国，儒家就是他们的障碍。

曾经中国被满蒙价值观笼罩，整个国家的利益流向和汉地到底经历了些什么，有心人可以去查看。

所以回归儒家，回归仁义道德，是传统汉民族维护自身利益的唯一路径。

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