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在西方历史叙事中，一直强调“尼罗河泛滥带来肥沃的泥土”，试图提高虚拟世界中埃及粮食的产量。
我们先来看看现代埃及的气候和农业条件。
埃及北部三角洲附近属于亚热带地中海气候，其他地方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另外还有部分的红海类型小气候。
地中海气候的特点是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这是中学地理知识，不用我多解释了。这种气候也就最适合种植冬小麦。热带沙漠气候的尼罗河谷地适合种植棉花。棉花这种作物和小麦的需求很不相同，棉花需要长时间的日照，昼夜比较的温差，干燥少雨的天气，而埃及除了三角洲以外，其他地区都基本是适合种植棉花的。适合种植棉花就一定不太适合种植粮食作物，尤其是小麦。
6-10月是尼罗河泛滥的时间，这个时间埃及农业基本是停滞的。埃及的小麦是冬小麦，每年的10-11月播种，来年5月收获，和中国的冬小麦一样。棉花是10月至来年3月。
阿斯旺大坝的建设时间是1960年到1970年，按上面网站的数据，埃及的农业用地面积在1961年是2.57万平方公里，1970年是2.84万，略有增加，一直到1975年，农业用地面积基本没有变化，此后一段时间农业用地面积减小，1985年又开始增加，到2020年达到3.97万平方公里，农业用地面积比大坝开建前增加了50%以上，而且从1960年到2021年，埃及人口从2600万增长到1.09亿，增长的人口会占用大量农业用地，增加的农业用地应该更多。
埃及的耕地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尼罗河谷地与尼罗河三角洲。
根据埃及政府发布的报告，2024年埃及小麦种植面积为22000000亩，共收获小麦180亿斤，平均下来亩产818斤左右。
根据中国政府发布的报告，2024年中国夏粮（小麦）种植面积为3.4636亿亩，共收获小麦2764亿斤，平均下来亩产798斤。
这么看的话，埃及亩产比中国高，埃及土地确实要比中国肥沃。
但。埃及种植小麦的农业区基本都是灌溉方便的尼罗河谷与尼罗河三角洲、法尤姆绿洲，而中国的小麦产区大部分是靠机井灌溉甚至靠天吃饭。
如果把古代没有阿斯旺大坝的作用去掉，埃及的2200万亩麦田能否产100亿斤小麦都很难说。1974年，埃及可耕地面积约为600万费丹（约252万公顷），但城市化、土壤盐碱化和沙漠化侵蚀了部分农田。尼罗河灌溉系统虽在阿斯旺大坝（1970年完工）支持下有所改善，但水资源分配效率低下，限制了粮食产量提升。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埃及小麦单产在1970年代仅为2.5-3吨/公顷，取中数2.8吨，一公顷是15亩。最后结论是373~400斤，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已经是现代机械化下精耕细作的埃及农业，不是古埃及那种洪水泛滥过后扔几颗种子，让猪上去把种子踩进泥土里的粗放式农业。
如果埃及尼罗河谷、法尤姆地区、尼罗河三角洲真的肥沃到插根筷子都能发芽，那么最近这几年小麦产量应该超越中国很多，平均到1200斤以上才对。但他们做不到，说明古埃及人哪怕使用了天顶星科技建造了金字塔，也没有能够让土地发疯产粮的能力。
真正种过地的，以及对农业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土地这东西有肥有瘦，即使是同在10平方公里范围内，产量也不会一样，高的能让人眼红，低的则让人发指。现代埃及2200万亩麦田，一样不可能同样肥沃。而且这其中还有阿斯旺大坝建成以后新增惠及的1300万亩耕地（包含小麦以及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耕地）。
这就是西吹们吹的“埃及土地肥沃”。这个土地肥沃，是和土地贫瘠的希腊以及产出比1：2~1：4的欧洲对比吧？哦也对，在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的古希腊人看来，埃及的确算得上是肥沃了。
如果埃及的农业条件真的如西吹们说的得天独厚，1970年埃及也是使用化肥和现代化机械耕作的，那么产量应该在当时就能突破800斤甚至1200斤。但是没有。说明埃及的土地十分肥沃，产量是世界其他地区的2~3倍这种论调就是鬼话。
1961年埃及生产小麦143.6万吨，该年埃及小麦种植面积网上查不到，但根据世界粮农组织1970年的数据去反推，1970年小麦亩产2.5-3吨/公顷，取个中数2.8吨。151.9万吨除以2.8=542500公顷，推测大约是8137500~8400000亩。亩产373~400斤，这就很优秀了？同时代的中国达不到这个亩产是因为北方灌溉设施不完善，亩产确实比埃及低多了。就连法国、德国、东欧在古代也比古埃及低的多，因为欧洲大陆地中海气候不适合种地，而非地中海气候的地区纬度偏高温度低，比产量确实比不过埃及。
截至2023年，埃及的人口总数达到了1.11亿。尽管其国土面积辽阔，但耕地面积仅占不到4%，约为4500万亩。不过，埃及的粮食自给率依然保持在50%左右，这意味着其自产的粮食足以支撑大约5600万人的口粮需求。关于埃及的耕地面积，不同机构给出的数据略有差异，联合国记录为4005万亩，而中国记录为5106.6万亩，经过综合考量，我们取了一个折中的数值，即4500万亩。
考虑到当前埃及的庄稼种植周期已实现一年两熟的高效率，如果退回到一年仅一熟的种植模式，其粮食产量将仅能支撑约2800万人的生计。不过，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并非所有耕地都适宜用于主粮作物的种植。在现今的埃及，大约有2200万亩土地被用于小麦的栽培，而其余土地则只适合用于种植其他耐旱经济作物，这一土地利用模式在古代同样适用。
中国著名埃及史专家刘文鹏所著的《古代埃及史》中，他援引了1885年在埃及底比斯发掘的珍贵文献《哈里斯大纸草》。这份文献不仅字迹清晰，还附有彩色插图，为我们揭示了古埃及时期丰富的历史信息。通过对其内容的深入研究，刘文鹏考证得出，在拉美西斯四世（公元前1186年至前1155年在位）统治时期，埃及的耕地总面积大致为2670万亩。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现代埃及总耕地面积的60%，从而为我们展现了古埃及农业发展的辉煌成就。嗯，怎么说呢，这些专家的数据我是很怀疑的，尤其当他们是西吹时。
2024年，埃及境内共种植了小麦面积达2203.51万亩，收获了总量为900万吨。经过精确计算，我们得知每亩小麦的平均产量高达816.88斤。当然，除了小麦之外，埃及还广泛种植了水稻和玉米等作物。不过，考虑到古埃及时期并没有这些农作物的种植记录，我们在此便不再赘述。
尽管关于古埃及小麦亩产量在文献中难以寻觅，但在中国，相关的历史数据却记录得相当详尽。据余也非在《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中的研究，他通过梳理古代文献得出结论：战国时期小麦的亩产量大约为73市斤，而至两汉时期则增至80市斤。如今，小麦的产量因地域差异而有所变化，但大致维持在800至1200斤的范围内。因此，相较于现代，战国时期的小麦亩产量仅占现今的约9%至6%。
据此，我们可以反向推算，推今知古，若以当前埃及小麦亩产816.88斤的9%至6%为基准，古埃及时期的小麦亩产大致应在73斤至49斤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古埃及的农业模式倾向于粗放型（希腊人的历史中记载，埃及人在洪水泛滥过后，把种子撒到泥土上，赶着猪在上面走来走去把种子踩进地里，然后就可以等着收获了），作物往往处于自然生长状态，缺乏精细管理。而古代中国农业耕作技术可是全球首屈一指。因此，古埃及的农业产量很可能还要低于这一推算范围。即使河谷与三角洲地带的水文条件要好于中国，亩产顶多比中国的73斤多一些，预计算80斤就不错了，不可能有某些人宣称的3倍于当时的中国。
古埃及人民将一年划分为三个阶段：泛滥季，这是河水充盈的季节；播种季或称之为生长季，象征着生命的蓬勃与希望；最后是收获季，象征着辛勤付出后的丰盈回报。整个周期共计365天，由此，古埃及的农作物生长周期必然是一年一熟。直到阿斯旺大坝的壮丽崛起，古埃及的农田才焕发出新的生机，实现了更为高效的种植模式，甚至能够一年两熟一年三熟。
在上文中我们提及，按照每年一季的收成来计算，如今埃及本国的粮食产量勉强能够支撑大约2800万人的生计。然而，与现今相比，古埃及的亩产量仅为现在的十分之一左右，因此，在那个时代，古埃及所能养活的最多人口数量不过280万而已。
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切的推断都源自于拉美西斯四世统治时期所拥有的2670万亩的耕地面积。考虑到每亩地的平均产量在73至49斤之间，同时每个人年均需要消耗800斤小麦，经过计算我们得出，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维持的人口数量也仅能达到243万至163万人的极限。若古埃及的实际耕地面积少于这个数字，那么能够供养的人口数量将更为有限。这还是建立在没有刨除尼罗河三角洲这几千年来新增的面积之前提下。如果刨除掉三角洲3000年来新增的面积，那么古埃及的可耕地面积更少。
就算建造金字塔时埃及有200万人，那么根据希腊人的说法，动用了10万奴隶。但凡认真计算一下就知道，10万人脱离农业生产，还是奴隶，又需要多少军队来防止这些奴隶动乱？至少要5万吧？接下来还有神职人员，王室人员、官员等，怎么着没有1~2万人？要供养这16万人，200万人口是远远不够的。考虑到金字塔据说是建造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那时候埃及绝对不会有200万人。考古学最新成果揭示：埃及拉美西斯四世时期，耕地面积约2670万亩。而根据中国古代同样亩产标准来推算，以800斤小麦一年消耗计算，极限承载人口也就在200万左右，极端上限也不过243万——小麦再省再省也喂不出黄金年代罗马史书写的“百万人口”。
到了古希腊辉煌的时候，埃及能有200万以上的人口还差不多。但西方人说埃及还向希腊出口粮食，供养希罗多德《历史》记载的约130万人口，甚至是某些人推算的1300万人口。
评论区有位反方选手说公元550年左右，埃及向罗马每年缴纳3亿公斤的小麦，也就是6亿斤。按照刘文鹏考证的2670万亩耕地算，相当于每亩地要拿出22.47斤用于缴税，还要留够埃及人自己的口粮。那么我们来算一笔账。
公元550年处于中国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全球性处于寒冷期，中国北方的粮食产量相比汉朝都有所下降。《魏书·食货志》中也有，只是有个别字句的不同。另一条是太和九年（485），“下诏均给天下民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
“周太祖初据关内，官名未改魏号。及方隅粗定，改创章程，命尚书令卢辩，远师周其制禄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已上，至于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数为一万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一秩俱为四十石。凡颁禄，视年之上下。亩至四釜为上年，上年颁其正。三釜为中年，中年颁其半。二釜为下年，下年颁其一。无年为凶荒，不颁禄。六官所制如此。”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一般年成粮食亩产量为3釜，周制1釜为6斗4升，则3釜折合1斛9斗2升.北周天和元年（566），依玉斗改制之前，度量衡袭用北魏之制。所以其亩产量相当于汉代的2.3石（1.92 x 2÷1.642），当然这里由于要给官员颁发俸禄，对一般年成的粮食亩产量可能有高估。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有一个推断，北朝时期粮食亩产量相当于汉代的2石，约合今制亩产量188斤，实际上，这个粮食亩产在古代北方不是很低的，应该还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字。注意这是粟，粟的产量比小麦要低很多。
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耕地面积、亩产、人均占有数据，是经过很多人从无数历史文献中一点点地计算出来的，绝对可靠。南北朝时期北方亩产122斤，南方215斤，耕地总面积3.85亿亩，年总产量583.85亿斤，平均亩产151.64斤。人均占有1167.7斤。
中国宋元时期，南方已经得到充分垦殖，南方的水稻亩产为343斤，和北方的140斤平均下来是241.5斤。水稻亩产远高于粟麦，所以这个平均数字是偏高了。
埃及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粮食产量没有确切数字，就算埃及的土地很肥沃，也不可能是中国同时期的几倍，最多就是稍稍超越而已。
古代比较悲催时期的每人年均口粮也至少要在400斤左右，还需要搭配蔬菜野菜以及其他食物，否则就会严重营养不良而死。
唐朝人均占有粮食1450.92斤，但唐朝诗人李绅《悯农诗》中写道：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他是做宰相的人，不可能胡乱写给自己招黑，给皇帝送九族消消乐的机会。
清朝末年欧洲人来到中国，拍了很多照片，可以看到许多人面有菜色瘦骨嶙峋，绝对达不到736斤的平均数字。
刘文鹏的《古代埃及史》引述巴策尔、麦克伊伟迪等人的结论，在公元前3000年就把古埃及的人口推到了近100万，前2500-前2000年年更是推到160-200万，之后一直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之后一直维持500万左右上限到近现代。人口数量上不去是因为粮食产量制约了。在没有重大农业技术/化肥技术/粮食品种优化之前，人口是不可能大规模突破的。突破咱也不欺负信史人，就给古埃及按照人均800斤口粮，这个标准真心不低了，比中国六七十年代还高，1978年中国人均才578斤。500万X800斤=40亿斤。每年“缴税3亿公斤”（6亿斤），再加上粮食需要储备，储备粮按10亿斤算，共计40亿斤+6亿斤+10亿斤=56亿斤。
而1961年埃及的耕地面积才250万公顷，相当于38500000亩。公元550年绝对没有这么多，咱还是不欺负他们，不按拉美西斯四世时期2670万亩算，按照3850000去掉200万亩够可以了，还有36500000亩。56亿除以36500000=153.43斤，这大约是埃及公元550年左右的亩产。人均占有1120斤。和中国南北朝时期差不多。注意，人均占有不代表每人都可以有这么多的粮食可吃。粮食要储备，要“缴税3亿公斤”，还要留给猪吃的（西方人说古埃及人用猪耕种，每家一头猪不过分吧，一年要吃多少粮食？猪是杂食动物，不能只吃草），还有酿酒需要（酿酒也是西方人说的，并且近年他们还声称发掘出来酿酒作坊），还要留至少25%做为种子，还要出口给希腊。
这就是古埃及土地肥沃？而且还是按照极高标准假设推算的。实际产量，只会比这个数字低。粮食自己都不够吃，还能出口希腊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埃及粮食产量论证完毕，下面有请友军们论证古希腊的人口，以及西方的粮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