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的西方古典文学专业，用古希腊语读亚里士多德的原著。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是文化角度来看，古代希腊文化并没有产生任何动机去让整个群体合作并创造一个不存在的人。亚里士多德没有在水上行走、没有挥挥手就治愈盲人和麻风病人、没有用三条鱼五个饼喂饱五千人、他没有处女妈妈，自己死后也并没有复活。从另一层面而言，基督教教廷的早期领导人物在书信中有承认神化耶稣是一种“虔诚的造假（pious fraud）”，但古希腊人并没有集体利用亚里士多德来造就某种神话、维系这种神话并从中牟利，因为他只是一个留下了大量著作的哲学家。
第二是从史料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的大量著作不是在隔离、真空中存在的。他的一生与大量当代人物有广泛而直接的联络，这些人物，包含很多留下文献的历史学家，也都记叙了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交流与互动的具体内容。比如古希腊历史传记学家普拉塔克（Plutarch），查阅无数文献资料，并亲自采访不同人物来写人物传记。历史资料记载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马其顿王国的皇家医生，父亲死时亚里士多德是个儿童；亚里士多德17岁时在叔父的带领下成为柏拉图的学生，并逐渐成为了最优秀的学生；46岁时成为亚历山大的老师等。又比如，亚历山大远征过程中嘱咐专人不断采集当地的动植物标本等科学原材料，运回希腊，供亚里士多德做科学研究。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学、植物学都做出了奠基性的文献著述，所提到的很多动植物也只有亚历山大征服的东方国家才有。因此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完整、有机的人物，贯穿在他所处在的整个时空和历史当中，而非隔离下的杜撰。
第三是从语义学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的行文、词汇、逻辑和笔法是连贯一致的，出自同一人。在整个西方历史上，西方文学家和史学家对此没有产生过质疑。值得一提的是，《荷马史诗》就很有可能是出自不同人之手，或在流传过程中被大量增添修改过，因其韵脚、行文等都显示出不连贯、不寻常或突兀之处。尽管亚里士多德在《诗论》中提到“（就文学体裁而言，古希腊的）史诗是最接近口语的诗歌”，因此以诗唱形式流传的《荷马史诗》含有不连贯的韵律并不为奇，但这至少对文史学家而言存在其它解释的空间，故至今在西方学界依然无定论《荷马史诗》主要为一个真实的个体所著（无论他是否叫荷马），还是由一群诗人在几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增删直到公元前300多年开始写在纸莎草纸上而成。
我们古典学研究主要针对古代流传下来的一手资料，我们在古典系开设的古代纸莎草纸课上，亲自见过亚里士多德手稿的古抄本，作为语言锻炼，也将亚里士多德的原著的一些片段翻译成英语，甚至拉丁语。在史学研究时，时常会出现某个历史人物是否真实，某件作品是否为该人物所著的争论。这些针对史料本身的争论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但比争论更重要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亚里士多德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在哲学、伦理学、文学、戏剧、语言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数十个领域都作出了奠基性的伟大贡献。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有位哲学家说，“整个西方哲学和科学这几千年的发展，就只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一个注解”，这句话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中世纪在托马斯阿奎纳带领下的理学发展、文艺复兴在达芬奇、哥白尼和布鲁诺等天文学及占星学家带领下的科学进步，都大大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科学的总结，但毋庸置疑的是，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他虽然没有从死人中复活，手里也没有打开天国大门的钥匙，但他凭自己超越时空与文明的划时代、划维度的深邃智慧，帮助塑造了西方文明今天的模样，也因此永远活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