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原因：一个是日军的新闻封锁，一个是英美社会的选择性遗忘。
在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新闻封锁做的是比较严格的。
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战役的胜败在当时被西方媒体看做是决定中日战争进展方向的“标志性战役”，所以在南京战役进行时，包括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等很多西方媒体的记者都选择了留在南京，以获取一手的新闻资料。
但是当日军成功占领南京后，立即对依然还留守在南京的外国记者进行了有意识的、彻底的驱逐。日军高层似乎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开始布置对于南京的大规模屠杀，所以对于记者的驱逐显得非常强硬且高效，到了南京沦陷后的三天后，南京城里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官方的媒体机构，只剩下了零星的，自愿留下的媒体人或外围新闻线人还留在南京。
对于以其他身份留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商人、教师、外交官和侨民，日军也采取了有效的控制手段，基本上这些外籍人士都只能在日军监视下在一个小范围内活动，而失去了在全城自由行动的权利。
用当时《纽约先驱论坛报》一名留守在南京的“美国政府中间人”的话说：“传教士们着眼未来，明智地沉默不语。被其外交代表抛弃的十国的商人也因没有靠山而三缄其口。于是，这（南京大屠杀）就成了日本的‘私人聚会’——日本人的‘家事’”。
正是因为日军比较成功的新闻封锁，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到的绝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资料，都是当时一些良心未泯的外国传教士、外交官、教师们写的个人回忆录性质的东西，而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新闻报道。
即便如此，其实当时留守的少部分媒体人和“中间人”依然传递出了一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纪实。比如美国《文学文摘》（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Ｄｉｇｅｓｔ）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刊载的“南京沦陷”，美国《视野》（Ｋｅｎ）１９３８年６月２日刊载的“南京的劫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１９３８年７月１１日刊载的“南京的浩劫”，都对当时南京大屠杀的过程，日军的暴行，中国军民的惨状进行了写实性的报道，在当时的英美民众中掀起了一定的波澜。
但由于当时西方社会的主流声音是对德国纳粹的声讨，对于二战暴行的报道就有选择的主要落在了德国纳粹对于欧洲人，尤其是犹太人的暴行上，报纸跟杂志上的大幅篇幅都留着去刊登犹太人的悲惨遭遇，远在遥远的亚洲的两个亚洲种族之间的暴行，自然也就引不起多少人的关注了。
事实上，被西方媒体忽略的并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甚至就连纳粹德国对于东欧诸国及前苏联人民的暴行，也被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或多或少的进行了忽视。前苏联作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最大，人口损失最多，贡献最突出的国家，在西方媒体整个对于二战历史的报道中，往往都会被居于次要位置，其中苏联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更是往往会被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所遮蔽。
连同在一个欧洲战场，一度同在一条船上的苏联都是这样的待遇，你又怎么能指望西方媒体能记得报道南京大屠杀呢？
所以啊，舆论的阵地，你不去争取，那就永远不会属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