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果有得选，南美各国及其人民恐怕宁愿不选择足球繁荣至此，因为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南美的足球文化乃至各种足球比赛名次已经是他们仅有的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我们现在说南美乃至拉美的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有个词出镜率特别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呢？就是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马太效应导致贫富差距和资源分配急剧拉大，导致国内市场萎缩、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民族主体性削弱、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的状态。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后，南美诸国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随之而来的阶层固化则更加令人绝望。按理说锁链和压迫如此严重，正是康米小父亲和安那其妈妈大显身手的好舞台。可惜的是，拉美的自然环境比较富庶，普罗大众即使受到压迫，其生活质量依然比亚欧的普罗大众好上不少（切格瓦拉说古巴游击战最艰苦的时候游击队只能两人分一只烤鸡吃，可与此同时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华夏别说烤鸡，大米白面都是奢侈品），这导致拉美无产阶级的斗争性天生就弱一些。
当然，斗争性弱不代表不会斗争，事实上康米小父亲和安那其妈妈在拉美从来就不缺乏追随者（甚至包括神父）。然而，盘踞北方的美国从立国之初就开始布局对拉美各国的严厉控制，将其变成自己的经济殖民地，在美国的一系列手段之下（比如臭名昭著的联合果品公司），绝大多数拉美的反抗都被美国勾结拉美各国的亲美买办势力软硬兼施地残酷镇压了下去。卡斯特罗是特例中的特例，绝大多数拉美的反美政治家都没有他的命，运气好点像阿本斯还能流亡海外，倒霉点的就是阿连德的结局了。
在这种财富分配极度不公、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却无力反抗的现状下，南美各国的普通百姓再也无法通过常规模式（例如读书考学）实现阶级跃迁，只能剑走偏锋投身文艺体育事业。无须讳言，这两者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路线，一个影星或球星背后有多少折戟沉沙碌碌无为的失败者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在南美这是仅有的上升渠道，即使明知成功率极低，南美老百姓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我们会看到，南美各国的著名球星大都是贫民寒门出身，这一点和欧洲不乏名门富豪出身的球星形成鲜明对比（因为欧洲人踢球更多的是出于兴趣爱好，而不像南美人将其作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上升途径，南美的上流社会早就已经在罗马了，自然看不上去罗马的路）。
另一方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后，南美各国越发衰落，典型就是从发达国家一路跌落回发展中国家的阿根廷。经济乃至国力的衰落让南美各国根本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能够鼓舞人心，激发民族自豪感，而体育运动中获得名次乃至冠军就成了为数不多的闪光点。这和华夏以前举国上下对奥运金牌的关注异曲同工，实在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了，只能靠金牌凝聚民族自豪感，最近一些年随着经济发展军力上升，老百姓对奥运金牌的关注度也就下降了。可是在南美各国，这种国家强大的自豪点根本没有，那可不就是举国上下对足球名次关注如狂？典型就是1986年世界杯上马拉多纳率领阿根廷队淘汰英格兰队的比赛，阿根廷举国欢庆，奉马拉多纳为民族英雄。可残酷的事实是，即使马拉多纳淘汰了英格兰队，马岛对于阿根廷人来说依然是个遥不可及的梦，而且随着阿根廷的日益衰落，马岛距离阿根廷也越来越远（虽然英国也在衰落，但阿根廷滑坡速度更快）。
最后总结一下吧，南美各国的足球文化其实纯粹就是被现实逼出来的产物。老百姓在森严的阶级壁垒下反抗无力，只能剑走偏锋踢球试图上升；而卖国求荣昏聩无能的买办统治阶级治国无方，也只能拿出足球比赛的名次来激发民族自豪感维持统治。所以我才说，如果有得选，南美各国人民恐怕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种畸形的足球文化，让足球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一种在普罗大众吃饱穿暖安定富足后作为娱乐和兴趣的运动，就像今天的欧洲足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