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李政道回国，周恩来希望他能为中国科学界“断层”做些工作，如介绍海外学者到中国讲学。[1]李政道说“中国有人才，只是你们没有使用他们，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一位曾被世界物理学大师波尔盛赞，培养出吴健雄等一流科学人才的物理学家，当时正在青岛扫厕所。
束星北（1907年10月1日－1983年10月30日），江苏扬州人，中国理论物理学家，致力于科学教育与研究，后半生因政治运动冲击，被打为“束星北反革命集团头目”，无法进行正常的科学研究十余年。其学生包括李政道、程开甲、吴健雄等科学家，与王淦昌为好友。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束星北前往山东大学物理系。1954年，束星北转入海洋学系气象组从事海洋气象研究。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束星北被打为束星北反革命集团的头目。1957年5月，在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束星北作为山东大学的代表做了《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束星北被划为极右派分子。1958年6月，束星北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同年10月，束星北被编入劳改队到青岛月子口水库水利工地强行劳改。1960年，束星北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任教员，管制劳动。1965年，他完成了《狭义相对论》手稿，该专著最终在1995年付梓。文革开始后，被安排打扫卫生等体力劳动。
到1968年底，[2]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3]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
过去人类几千年历史，总体是螺旋上升的，科学家负责上升，政治家负责螺旋。
而我国的螺旋动静“稍微激烈了点”，已经不是影响学术环境的问题，而是科学家本人能不能活下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