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的新生代有很多自发的“左派”青年，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他们热切的鼓吹苏联，吹捧60-80年代。这种“叶公好龙”，是极其滑稽和幼稚的，他们的鼓吹来自于他们对历史的无知，来自于他们的一厢情愿。他们既不会坐下来好好读一读关于那个时期的历史，也不和那个时代过来的长辈交流交流，自己的逻辑辨析能力更是一沓糊涂，造就了这帮所谓的“左痴”青年。
新生代左青痛斥996劳动压迫资本剥削，现实带给他们痛苦，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就连这种痛苦离他们口中的“美好国度”、“美好年代”的苦难还有很大距离。如果说他们当下所经历的是无奈和失落，那么无论是苏联模式还是那个年代，都可以说是绝望的深渊，透不过一缕阳光。
他们为连续加班而愤怒，却不知自己所羡慕的年代连“周末”的概念都没有，双休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更何况在“劳动光荣”的年代，你敢提出休息？那是政治错误知道吗？
他们觉得分配制度不公平，却不知以前农村户口是要给城市户口纳粮的，我姥姥家里5个姐妹自家都吃不饱，但是还要上缴粮食，我妈经常唠叨的就是小时候她如何如何羡慕城市户口，死活要读书考中专，就是因为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还有鼓吹苏联甚至朝鲜的，那就更可笑了。我小时候看到一篇文章写一对苏联夫妻，半夜丈夫偷偷起来偷吃东西以为妻子不知道，其实妻子装睡当做没看到，当时看得一头雾水，吃个东西为什么要跟搞地下工作一样？后来才知道这是“食物配给”制，因为食物严重短缺。现在疫情隔离食物稍稍差点了或者没跟上，就要破口大骂了，那个年代那个国家食物短缺一来就是5年10年，你又觉得自己吃得消了？
那些鼓吹手所描述的美好，本身就是天龙人才享有的生活，你在如今是个小老百姓，难道在一个渠道更为封闭流动更为僵化的年代就能翻身了？真把你扔到那个年代，你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就，立马被时代的洪水所吞噬。
再举几个例子，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词是来自于那个时代，其中很多是饱含无奈甚至血泪的。比如说，现在“交公粮”多用于调侃夫妻之事，可是这三个字对那个年代的农民意味着什么？现在的90、00后很难想象当自己家里几个孩子嗷嗷待哺，却不得不把家里仅剩的粮食交给公社的那种绝望。一脸倦怠的母亲在前面拉着瘦骨如柴的孩子的手，一步步在夕阳里朝着公社的方向拖曳着步伐，越走心情越沉重，这就是交公粮。左壬只知道现在的阶级分化，却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居民农民户口的天壤之别，为什么要交公粮？就是要满足城里人的粮食需求啊，我妈不厌其烦的和我说她小时候如何如何羡慕城里同学的饭菜，而她一周都只能吃梅干菜，我妈家里交的粮食不就被她的城里同学拿去了吗？你说这不是阶级又是什么？
再比如“柜姐”，现在形容奢侈品点的女柜员，当时也是不得了的一份工作。那时你走进国营商店想买东西，你看这些柜姐会理你不？柜姐柜姐那可真的是“姐”啊，你问她问题她在那磨指甲，一旁的桌上摆的是“禁止殴打顾客”的牌子。所以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父辈这么喜欢进体制吗？是因为那个时候体制有人意味着生活质量至少在物质层面能够有相当大的提升，这种认知已经深深刻进了他们的基因之中。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不要真的认为物质不充裕的年代就能田园牧歌、朴实无华，物质相对充裕年代都无法解决的分配问题，在物质不充裕的年代只会更加凸显，而计划经济只会缩小蛋糕。你在今天羡慕周劼开豪车，你以为你爷爷在那个年代就不羡慕大院子弟骑自行车？只不过那个年代信息闭塞罢了。而关于计划经济为啥不行，已经有很多分析了，这里我参考一些文章从官僚体制的角度做个切入，明白人可以跳过：
计划经济即可能制造过剩，也可能制造短缺，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一般是在投资环节制造过剩，而在消费领域制造短缺。那么计划经济，请问他到底是过剩经济还是短缺经济呢？从最终结果来讲是制造短缺。也就是导致整个国家的贫穷和委缩，所以呢一句话总结就是——计划经济就是短缺经济，是共同贫穷的经济。其实现在中国房地产业的基地呀，就是政府从一开始过多介入的结果。从土地供给到银行信贷，再到最终价格的形成，政府全都干涉，这一干涉的过程必然依托于政府的官僚体系。政府计划也就会造成重复投资和浪费，过剩是指过程中的大量重复且低效的投入，但整个国家经济机器输出的结果还是短缺和贫穷。就像前苏联的过剩呢，是军事工业领域的过剩啊，中国大炼钢铁也一度把这个小高炉搞到家家户户，这个土法炼钢的产能严重过剩。但是这种过剩呢，它其实是大量资源被浪费，又没有效益，政府又不承认失败，让错误一直维持着，结果就是加剧了贫穷和短缺。
那么为什么官僚经济就一定是短缺经济呢？前几年包括马云在内的一些人都提出过新计划经济，认为科技手段依托大数据就能让一切变得不一样，能够杜绝以前那个计划体制的迟钝和浪费。大数据分析是好东西，它能够预测下一年人们对各种产品的需求数量。打个比方说，全国有多少儿童在分析他们各自所在家庭的消费能力，那么未来一年市场上需要多少双童鞋，不同尺码的，还有不同款式的，儿童的鞋大致占多少比例，这都是能算出来的。那政府的计划委员会就能够把指标分给各个制鞋厂。你就按指标生产，你就赚钱就好了嘛，至于过程中要调整起来也很方便，因为遍布每个商店的这个电子终端形成的这个物联网，它能够让这个市场上实时的数据立刻返回到统计部门。比如某些款式的鞋这个季度卖的不好，那制定计划的部门很快就知道了，他就可以去修改指标，你工厂下个季度不要生产那么多就行了嘛。听起来很美好，这是一个科技乌托邦，似乎呢这种呃大数据手段能够让计划体制脱胎换骨，焕发生机呀，让他成为更加先进，有效率的社会管理模式。这种乌托邦一听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这样世界就变得简单了——政府或者说官僚机构只需要制定指标，然后再去考核官员就行了。
官僚经济之所以一定是短缺经济，并不是技术手段决定的，而是官僚的性格所决定的。那是因为官僚的利益诉求，他既和消费者不一样，也和企业的经营者不一样。官僚是卡在企业和消费者两者中间，他就不可能对市场信号做出有效的反应。官僚他并不在乎你消费者是不是方便，你能不能买到性价比更好的商品呢？他不在乎。他也不在乎企业主能不能赚到钱，那请问官僚的利益所在何处呢？他所在乎的只是上级布置给他的指标，他能够完成考核和升官。经济繁荣的根本推动力在哪儿呢？是在于有一群既有进取心又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以及旺盛的消费需求。而官僚的本性恰恰是要回避风险的，他是想让别人来承担风险，他不承担。所以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官僚掌握的经济，同时存在着产能过剩和消费短缺。这两个矛盾的现象，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城都有几十万人口，而这种规模的经济体就已经相当复杂了，每天种各样的商品交易涉及到多少品种？多少数量？每天的市场流通当中有多少钱在流通就没人算的出来了。哪怕今天有大数据，几十万人口城市这样的经济体每天都能准确估算出它的商品流通数量、品种和货币数量，也几乎也是不可能。那么以官僚回避风险的性格来讲，他要负责向市场上投放新货币，怎么办呢？他就只能拍脑袋。怎么拍脑袋的？只能是随少不随多，先试着往少了来。如果不够怎么办呢？那就再加一点。但是多了他就嫌麻烦，因为成产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工和材料成本，除此之外还有行政成本，如果他要从市场上回收多余的产品，又会给整个行政体系制造麻烦，等于凭空给自己多找了一件事儿，那么他目标考核就不过关，所以官僚系统一定是选择把不变和风险留给商人和百姓，不是给自己，生产就被压制，结果就造成百业萧条，所有交易全部停止，对城市商业经济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同样的逻辑呢，政府主导的投资，几乎都会导致产能过剩，就像官僚和企业家想的不一样，同样的情况，官僚和科学家、创业者想的也不一样，官僚优先考虑的是啥？是投资的安全，他所关心的是如何花的这个钱得按照程序。如果投资以后能按计划有产出，这个官僚就可以在工作总结里面写上自己的成绩，就算完成考核了。所以他们总是会去选择产业界里面最为主流的意见，那样对他的风险最小。可是偏偏技术创新往往是那些当下不主流的意见，是创业者的天才和努力，一步一步把非主流变成主流的。这就和官僚思考问题的方式差异很大了，所以这些真正的有潜力的初创公司往往是得不到政府青睐的，是被排斥的。政府主导的投资往往都是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甚至充斥了腐败和荒唐。比如芯片领域这两个月大案要案评出很多所谓芯片领军人物都栽了，都被抓起来了。还有前两年那个特别搞的水氢动力汽车，什么是水氢动力呢？就是先把水箱里的水变成氢气，然后用氢气让氢燃料电池产生电，用电能来驱动汽车，纯属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就这么一脑残的方案，居然还骗到了几十亿元的政府补贴。
当然，我发现他们当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只是在“借古哀今”罢了，就好比伏尔泰说过“要中国的瓷器才能喝下欧洲的咖啡”，中国的瓷器究竟怎样对伏尔泰来说并不重要，那时的他只不过需要一个对照物来鞭策当时的欧洲而已。
说实话，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因为现在很多天真的人觉得数字手段就能解决分配问题，数字技术的发展又给了这帮人勇气。天晴了，雨停了，他又觉得他行了。而且这帮人嘴巴很硬，诡辩一套一套的，你和他说计划经济为什么失败，他跟你扯那不是“指标经济”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你问他那么真正的计划经济在哪里？他说不试试怎么知道，敢情屎吃过一遍还不够是吧？我说的不好听点，人均生产力不是数一数二的国家有什么资格去搞这个“试炼”？你们这一试，搞不好就把大家几代人搭进去。
不是我说当下诸如996等情况不能批评，而是要找准方向，千万不要南辕北辙，不要因为跳出小坑投了大坑，不要驱狼引虎，上至国家下至个体，很多人、很多事都是前车之鉴。
方向，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