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这套理论其实不只是自由派在用，很大程度上，这个词已经脱离了其本身的概念（例如研究各朝制度与秦制沿革的关系），而变成了一种形容词，用来指代一个马基雅维利式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说是与古希腊式的政治传统是背道而驰的。
也就是说，“秦制”或者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是只关乎利益的政治，而非是关乎道德、信仰或者别的什么美好事物的政治。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君主要压抑臣子的人格，即使是最忠诚、最有才干的大臣，面对君主时也只会感到战栗。
君主要不择手段地削弱一切可能的反抗力量，即所谓的“残民”“弱民”，亦或是“谁促使他人强大，谁就自取灭亡”。总的来说，这样的“秦制”要求停止就政治的目的进行争论，他们给出的答案是，政治的目的就是维持统治。至于确立这个目的后具体的统治术，就看君王们自己的创意了。
在描述秦政的特点（即其“术”时），大多数人都赞成秦制是对立于封建贵族政治的，即秦制就是一元政治。一元体系又体现于中央的一尊和全国的一尊，即不可动摇的君主和地方服从中央的郡县制度。而维系这套制度的就是一套庞大无比且盲目痴愚的公务员体系。
提出这个因素的人并不少。远的有贾谊、程颢，近代以来比较著名的有谭嗣同与稍近的梁启超、“百代都行秦政制”（虽然彼时对这段历史的讨论会牵连太多非历史的因素），现代更是有秦晖等。
与秦制对应的便是“周制”，冯天瑜盛赞周制是一种原始民主制度的残留，国人可以参政、臣子辅弼君主，且最重要的是，周制否定为了统治而统治，而认为统治仍然有一个终极目的，即建立一个人人皆尧舜的道德乌托邦。
但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认为中国历史的确就是周制演化为秦制，而后在秦制下君主们万世一心地迫害道德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民众在与君主的对抗中越来越走向失败，最终成为顺民，那么这种观点几乎就是一口气把范式干到修昔底德或塔西陀去了。即认为历史是一种人性的对抗，或是民众与独裁者的对抗，是一种代表恶的统治者与代表善的被统治者的对决。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能认识到这种范式的不可靠，那么秦制周制的对立，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对史学观点的陈述，而是一种赋予了隐秘内涵的政治观点陈述。与这种对立的“秦制”“周制”类似的被赋予了隐秘内涵的词语还有很多，例如“儒家”“法家”，或者“大姨统”“诸夏”等。
这些词语都不是定义明确的词汇，其目的正在于给读者提供一种文学式地想象体验。当你想到秦制时，你仿佛看到案牍劳形的官吏与高高在上的君主，看到一片阴暗人人自危的极权社会。当你想到儒家时，你仿佛看到开疆拓土、经济充沛的封建主，看到热烈地参与政治的国人和圣王式的君主，看到一片生机勃勃的自由社会。
但这样的模式是贴合历史的吗？这不是又回到了只要打倒xx就可以迎来乌托邦的话术上去了吗？伟大的罗圣曾经说过，地上不能建立天国，这也是诸多朋友都认可的一件事，怎么他们自己下场的时候就忘了这茬呢。
我暴论一句，如果周式的“国人”“野人”，即军事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分立的模式延续下去，华夏最终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机会很小，成为另一个种姓制度大国的可能反而更大。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这种话术的出现归咎于“自由派”发牢骚。因为这种秦制与周制的对立，或是儒家与法家的对立，玩弄这一套话术最出色的反而是某个不在场的存在。
写了《秦砖》的刘三解在某次记者访谈中，对所谓商鞅变法“废除奴隶制”“允许私有土地买卖”乃至“解放了生产力”，最终“一统六国”的逻辑颇不以为然。他针锋相对地批评这种理论已经不是错不错的问题了，而是根本就没有对的地方。凡是看过张金光的秦制研究的人，只要翻开目录就会发现张在试图着重讲秦的土地国有制带来的影响。
这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其实体现的是斯大林主义历史五段论的毒害。
至于所谓“秦国治下民众可以建功立业”“努力的秦人早就已经砍头升级当了关内侯”“六国的民主是贵族的民主”“六国民众上升通道狭窄，所以喜迎大秦王师解放”的论调，在互联网上早已被批倒斗臭。但许多电视剧仍然喜欢把秦国塑造为一个朝气蓬勃且万民平等、讲究法治的“老秦人的秦国”，这演义地是否有点喜剧效果了。
换句话说，虽然玩影射史学非常无聊，但最先把这种无聊的文字游戏与信息污染带进讨论场的也许并不是“自由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