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油管上听了这段录音，实在听不下去。
先不提有关莫言的文学观念之争，就这姑娘的表达水平真的有愧于文学专业训练。不是我苛求什么，因为演讲和雄辩本来就是一种有关文学的能力。此外，像高赞回答所言「司马南抓住女生用词瑕疵激烈反击」这类现象在很多场合都再正常不过，尤其是在学术论争和辩论中，用词准确是必要的。就我个人观察所知，今日中国文化艺术研究中充斥着大量言之无物、误用术语、堆砌词藻的现象，而文学研究者本应是对用词、用语最敏感的一群专业人士，其用语之混乱，从专业角度看令人汗颜。
因此，所谓勇气可嘉的说法站不住脚。一个人微言轻的专业人士向粉丝众多的司马南之流发起质询，可以说是勇气可嘉，但一个连话都讲不清楚的人莽撞挑战，只能说是糊涂了。这些话很难听，但要知道如果文化界真要开展某种斗争时，有这样的队友实在是拖后腿。
说完争论的技术，再谈谈莫言的文学观。
所谓「文学不是唱赞歌的，而是揭露现实」的观念有一定道理，但我不认同。并且，我更不认同司马南的那套「文学也可以是唱赞歌的工具」。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不认同莫言的观念呢？因为这一观念本身并没有揭露它自己的现实性。
实际上，文学有其自律的一面，但也无法挥去其他律的那一面，但好在自律和他律是相互渗透的，还能相互转化。如果理解这一点，就会发现文学乃至一切艺术，不单能「再现、揭示现实」，使潜藏的真理可见，还能改造现实。换言之，我对这类文学观的评价是：与艺术界的陈词烂调一样，总试图在主动放弃作为介入社会、改造现实、解决问题的工具的同时，宣称其具备揭露现实，呈现真理的工具属性。有人或许会说，艺术坦诚其能力的边界又有什么不对呢？问题是，如果文学艺术宣称其能揭露现实，那它自然也掌握了改变现实的方法；因为，从无到有绝不可能比从一到三简单。
文学艺术在改造现实方面最显而易见的一项事业，就是建构自己的专业，并揭示出上述自律和他律的理论。在这里，我多嘴一句，讲一讲早年从事这项事业的文学家阿雷蒂诺的工作。由于我是做视觉艺术研究的，所以我要谈的是他对艺术学科建设的贡献。
在阿雷蒂诺被罗马宫廷贬黜以后，他来到了威尼斯，并立志树立一种新气象。很多研究从其日常生活和家居陈设入手，向我们生动描述了这种新气象具体是什么。简言之，就是放弃博学家式的、学究气的、廷臣做派的作者形象，放弃用官方认可的经典古籍为自己背书（谁能想象如此雄辩的文学家竟然一本藏书都没有？！），完全投入现实生活中，以直觉指导自己的创作，并试图建立一套由艺术工作者组成的批评体系。你会说这是好事儿啊，艺术家在此之后不就摆脱贵族赞助人的无理要求，支棱起来了吗？！大错特错。因为当阿雷蒂诺试图维持其独立艺术批评活动时（事实上，他并没有真的那么独立），他同样伸手去盘剥艺术家，习惯向艺术家索要礼物。为此，米开朗基罗在《最后的晚餐》中俏皮地将他画成圣巴多拿买，那个剥去米开朗基罗一身皮的周扒皮。
我讲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目的是想发问，尽管类似阿雷蒂诺的人有很多，但当人获取了文化艺术的批评权和话语权时，作为一个强者时，他不应该贯彻其历来的主张吗？回到莫言身上，乃至被司马南责难的更多文化工作者身上，贵为作协要职成员，难道不也应揭示文化艺术界的真理与现实吗？这是一片其有权力的领域，更应当在揭示之后，积极推动其改变。
有吗？令人最无法接受的地方恰恰在于没有。于是，这令人怀疑他们又是如何贯彻其理念的。
对那个文学系女生而言，她的愤怒或许来自，司马南之流的言论是可言说的，而她想表达的恰恰无法言说。但是这个愤怒怪在司马南身上，我觉得是不妥当的。我们不能碰到问题就怪对手，我们能怪的只有自己。
照我看，我倒想问问今日中国文化艺术之闭塞，司马南之流横行，那些传道者，满嘴真理者为何不下场战斗，反而让一鲁莽且不够专业的学生去战斗呢？
如果尚不需要战斗，或还烦请大师明示生存之法与权谋之道。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