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苏联史业余爱好者，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网右：
“你们左人就是替俄罗斯人民爱苏联！”
“你知道现在的俄国人有多痛恨斯大林吗？”
“我有一个在俄罗斯留学的朋友……”
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很遗憾，俄罗斯人民的真实态度是：
8 февраля «Свободная пресса» опубликовала очередной опрос. Аудитории было предложено решить: «Кто из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внес наибольший вклад в развитие страны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100 лет». В течение недели высказались свыше 2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Лидеры, как и аутсайдеры, определись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сразу.
На первом месте с громадным отрывом оказался Иосиф Сталин (почти 63%). Сразу же вслед за ним — действующий президент РФ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Его результат, однако, в разы ниже, чем у Сталина — 12%. Третье место разделили основатель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ладимир Ленин (8,3%) и Леонид Брежнев (8,4%), с чьим именем связано понятие «застой».
Тройка аутсайдеров выглядит так. На последнем месте оказался Константин Черненко (0,4%), правивший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80-х всего около года. На предпоследнем — нынешний премьер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0,7), на третьей строчке с конца — Борис Ельцин (1,1%).
В группу «середняков» вошли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2,1%), Юрий Андропов (1,8%), 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ев (1,7%).
2019年2月8日，俄罗斯“自由新闻社”发布了一项调查，名为“过去100年间对国家发展贡献最大的领导人”。在一周之内，超过20000人参与了投票。最终结果显示，斯大林以接近63%的得票率高居第一，是第二名普京的5倍以上（12%）。
那么，原因又是什么呢？
При Сталине наша страна не только выиграла войну с сильнейшим противником и создала атомную бомбу, став сверхдержаво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СССР был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Это было время, когда работал не только «социальный лифт», поднимавший людей из низов на самые высокие руководящие посты, но и «социальный мусоропровод», в который сбрасывали недостой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элиты. Время, когда расстреливали «больших начальников» и сажали членов их семей.
Сегодня мы наблюдаем прямо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е —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торжествующей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и демонстративно нагл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неравенства.
而不是诸如
的这种经典刻板印象：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与阶级敌人的斗争是共产党人的主要关注点，正如它在内战期间一样。在集体化运动中，“把库拉克作为一个阶级进行清算”是共产党活动的焦点。在城市经济的重组中，私营企业家（Nepmen）是必须要消灭的阶级敌人。在同一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采取了“阶级对阶级”的新交战政策。这些政策——都涉及到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盛行的更多和解方式的否定——在文化和知识领域也有对应的政策，那里的阶级敌人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反对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精英主义、特权和官僚主义的斗争，构成了同时代人称之为“文化革命”的现象。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霸权”，这实际上意味着既要坚持党对文化生活的控制，又要向新一批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开放行政和专业精英。
文化革命是由党的领导层发起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斯大林的领导层派别在1928年春天发起的，当时在宣布即将对沙赫蒂进行审判的同时，还呼吁共产党人在文化领域保持警惕，重新审视资产阶级专家的作用，并拒绝旧知识分子对文化优势和领导地位的自诩。这场运动与斯大林的反右斗争密切相关。右派被描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保护者，过度依赖非党专家的建议，对专家和前沙皇官员在政府官僚机构中的影响感到自满，并容易受到“腐朽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感染。他们可能会选择官僚主义的方法而不是革命的方法，并赞成政府机构而不是党的机构。此外，他们可能是欧洲化的知识分子，已经与党的无产阶级基层组织失去联系。
但文化革命不仅仅是领导层内部的派系斗争。反对资产阶级文化统治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共产主义青年，以及一些激进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的动力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被党的领导层挫败了，甚至吸引了各个领域的非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团体，他们与他们行业的既定领导层发生了冲突。像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RAPP）和激进无神论者联盟这样的团体，在整个1920年代一直在鼓动采取更积极的文化对抗政策。共产主义学院和红色教授研究所的年轻学者们一直渴望与根深蒂固的高级学者（主要是非共产党人）进行斗争，他们仍然主导着许多学术领域。共青团中央及其书记处一直倾向于革命的“前卫主义”，并渴望发挥更大的决策作用，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怀疑与共青团有政策分歧的众多机构已经屈服于官僚主义的堕落。对年轻的激进分子来说，文化革命是一种平反，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是一种释放。
从这个角度看，文化革命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好战的青年运动，其积极分子就像19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一样，他们绝不是党的领导的温顺的工具。他们有强烈的党性，主张自己作为共产党员有权利领导和支配他人，但同时他们又本能地敌视大多数现有的当局和机构，他们怀疑这些机构有官僚主义和“客观上的反革命”倾向。他们是自觉的无产阶级（尽管大多数活动家在社会出身和职业上都是白领），蔑视资产阶级，特别是蔑视中年的、可敬的“资产阶级实利主义者”。内战是他们的革命试金石，也是他们许多修辞想象的来源。他们是资本主义的死敌，但却倾向于欣赏美国，因为它的资本主义是现代的、规模宏大的。任何领域的激进创新对他们都有巨大的吸引力。
由于许多以文化革命名义采取的举措都是自发的，它们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好战分子在集体化的高峰期把他们的反宗教运动带到了乡村，证实了农民的怀疑，即人民公社是反基督者的作品。共青团“轻骑兵”的突袭扰乱了政府办公室的工作；共青团的“文化军”（主要是为了打击文盲）几乎成功地废除了地方教育部门——这当然不是党的领导的目标，理由是它们是官僚主义。
尽管文化革命被描述为无产阶级的，但在高级文化和学术领域，这不应从字面上理解。例如，在文学领域，RAPP的年轻活动家将“无产阶级”作为“共产党”的同义词：当他们谈到建立“无产阶级霸权”时，他们是在表达自己想要主宰文学领域并被承认为共产党在文学组织中的唯一认可代表的愿望。可以肯定的是，RAPP分子在援引无产阶级的名义时并非完全玩世不恭，因为他们尽力鼓励工厂的文化活动，并在专业作家和工人阶级之间打开沟通渠道。但这一切都非常符合19世纪70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的精神。RAPP的知识分子领袖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而不是属于无产阶级。
文化革命的无产阶级方面的实质是无产阶级的“促进”政策——苏联代表工人和农民的“肯定行动”方案——在这个时期由政权大力推行。斯大林在谈到沙赫蒂的审判时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背叛使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培养无产阶级的替代者。必须废除红军和专家的老二分法。现在是苏维埃政权获得自己的知识分子（这个词在斯大林的用法中包括行政和专家精英）的时候了，这个新的知识分子必须从下层社会，特别是城市工人阶级中招募。
将工人“提拔”到行政工作岗位上，并将年轻工人送入高等教育的政策并不新鲜，但它从未像文化革命期间那样以如此紧迫的方式或如此大规模地实施。大量的工人被直接提拔到工业管理部门，成为苏维埃或党的官员，或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和工会官僚机构中被清除的“阶级敌人”的替代者。1933年底，在苏联被列为“领导干部和专家”的861,000人中，超过140,000人——超过六分之一——仅在五年前是蓝领工人。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转入白领工作的工人总数可能至少有150万。
与此同时，斯大林发起了一场密集的运动，将年轻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送入高等教育，在大学和技术学校中产生了重大的动荡，激怒了“资产阶级”教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白领家庭的高中毕业生要获得高等教育是非常困难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约有15万名工人和共产党员进入高等教育，其中大多数人学习工程，因为技术专长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现在被认为是工业化社会中领导的最佳资格。这个群体包括尼基塔·赫鲁晓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阿列克谢·柯西金以及许多未来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在1937-8年的大清洗之后，他们将成为斯大林主义政治精英的核心。
对于这个受宠的群体的成员——“工人阶级的儿子”，他们在晚年喜欢这样称呼自己——革命确实履行了它的承诺，把权力交给无产阶级，把工人变成国家的主人。
——希拉·菲茨帕特里克《俄国革命》第五章
发布于 2022-09-12 10:53・IP 属地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