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莫言的“文学偶像”们的类似表述。
威廉·福克纳（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演讲、散文中多次提及，视其为创作道路上的重要导师）：
一九五五年，威廉•福克纳访日，有人问他为何把人写得那么卑劣。福克纳回答：“我认为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我太爱我的国家了，所以想纠正它的错误。而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我的职业范围之内，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羞辱美国，批评美国，设法显示它的邪恶与善良之间的差别，它卑劣的时刻与诚实、正直、自豪的时刻之间的差别，去提醒宽容邪恶的人们，美国也有过光辉灿烂的时刻，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作为一个民族，也曾创造过光辉、美好的事迹。仅仅写美国的善良对于改变它的邪恶是无补于事的。我必须把邪恶的方面告诉人民，使他们非常愤怒，非常羞愧。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去改变那些邪恶的东西。”
——李文俊译《我弥留之际》序言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莫言喜爱加西亚·马尔克斯，尤其推崇他的《百年孤独》）：
西蒙斯：你是说这和那种艺术才华要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
马尔克斯：我绝不会这么说的。嗯，让我说得再清楚些吧。文艺向来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是为作家或艺术家的世界观服务的。但文艺绝不应该为某个政府服务。
——马尔克斯与玛丽斯·西蒙斯在1988年的对谈录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诺奖得主，与马尔克斯一样，莫言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及，自称是他的书迷）：
文学应当是一团火，烧向压迫和不公。
无论作家是否愿意，是否自觉，当他们编织故事时，他们总会让不满蔓延，总会向人们揭示：世界被弄得一团糟，幻想的生活比我们日常的例行生活更丰富。事实上，这样的看法一旦在民众的感受和意识中扎根，民众就变得难以操纵，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心甘情愿地接受刑讯官和监狱长的谎言，不再轻易相信牢狱中的生活更好、更安全。
——1993《水中鱼·略萨回忆录》
大江健三郎（1994年诺奖得主，非常欣赏莫言）：
1965年，大江健三郎应邀赴冲绳演讲，演讲后作短暂旅行。之后他痛切地感叹道：自己只是个浅薄无知的游客。于是决定一个人留下来，继续寻找和发现冲绳。1970年，有关冲绳的散记结集为《冲绳札记》，由岩波书店出版。2005年8月，二战末期的冲绳战中驻守冲绳座间味岛的守备队长梅泽裕少佐和渡嘉敷岛的守备队长赤松嘉次大尉的弟弟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大江健三郎和岩波书店，称《冲绳札记》记述的冲绳战中日军强令冲绳民众集体自杀事件是“虚构的事实”，以“名誉受到损毁”为由，要求停止发售该书，并赔偿两千万日元精神损害。大江健三郎凭借证据充分在一审和二审中胜诉；而日本右翼势力则在各种集会上强烈抗议大阪法院裁判不公，在寄给大江健三郎的新年明信片上詈骂大江是丑化日本的“非国民”，让他滚出日本国。
也有人因此称大江以及如他一样批判国内政权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是“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大江很喜欢这个比喻，并欣然接受。在他看来，用粪弄脏了自己的巢，正是对自己的巢之所爱最确切的表达。作为一名民主主义文学家，他的关注点始终在处于各种权力结构中被压抑的边缘人。
——《光明日报》2010年12月25日
而在2014年，与前辈们一样，莫言也给出了他的观点：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在我看来，即使那个传说中满是乌烟瘴气、牛鬼蛇神横行的时代，莫言也是谨慎而谦逊的，开篇便点明“偏见”，留足了余地。他所言的“唱赞歌的工具”，大概如马尔克斯所批判的“枪械”一般，是把文学窄化为为某一政权呼号的工具，而对于无数的劳苦大众，对于祖国的大好河山，对于高贵的精神和美好的感情，这些作家是向来不吝于赞美的。当然总有人容不得“偏见”“私货”，提出批评：文学作品要既有“高密乡”也有“高大全”。这些光明正大、客观公正的批评者我是佩服的，他们善于发掘、求根问底的精神也让我惭愧，只是不知当他们拿起石头打人时，自己又是否能问心无愧。
突然想起一件可笑的事，那时莫言恪守“莫言”的格言，总是拒绝和其他诺奖得主一起在西方“反战”“人权”之类的联名信上签字（前段时间我就曾见过诺奖得主反对俄乌战争，谴责俄罗斯的联合声明，绝大部分在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参与入内，包括国内读者熟悉的石黑一雄、帕慕克、略萨、库切、莫迪亚诺等等，唯独少了00和12年的两个中国名字），惹得英国著名作家萨尔曼·鲁西迪勃然大怒，毫不客气地咒骂莫言为：
和肖洛霍夫一样的体制内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