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层面上说，举国体制隐含一种蜂巢思维：
个体是服从于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的，他们不具备其独立身份和独立形象的，而必须是集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好还能服务于集体的目标。
就好像在蜂群中，蜂后的意识就是群体的意识。
蜂巢思维建立起来的社会，在执行某些社会政策上的确是有“优势”。
譬如，COVID-19到来的时候，集体意识告诉你我们必须牺牲个体的权利和尊严，来保护某个集体意义上、抽象的生命权（暂且不讨论它是否真的做到），那么它便有能力推动相应地政策，并采取行政手段或暴力消灭不服从于集体意识的个体。
不仅统治者喜欢这种思想，被统治者服从于集体意识后，也很容易产生功利主义上的“满意的奴隶”，将自己无法得到的东西，咒骂成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并开始党同伐异。
这种蜂巢思维与秦法家、极权主义都有些异曲同工之处。
可惜上述优势都难以作为令人满意的一个价值判断（比如，更好），而只是一个事实评价（比如，更快，更强力）。
我认为，这里所谓的“效率”最多是efficient，而不是effective。它能够快速采取应对策略压制问题或者延缓其发生，但最终不能有效地、正确地解决问题。
因为它永远有两个致命缺陷：
1. 抽象的集体意识到底如何产生（由谁产生）？如何确保其方向是正确的？
2. 即使其方向是正确的，它也不适用于更多，更广泛的，无法简单地用行政力量就能解决的社会问题。
譬如，举国体制用在技术创新上，我是持高度悲观的态度的。
进一步解释原因，要复杂的多。但有一条我奉之为普遍真理：
在Mill论证自由主义时，他的理由是自由，（自由的辩论）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真实，从而推动进步和创新。
一如当年高中物理课本教育我的：
没有学术的民主和思想的自由，科学就不能繁荣。
民主，自由。
这恰好是举国体制最害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