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必须要结合全局来看。从整个东西线形势的变化看起，才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没有做好参战准备的情况下紧急入朝的，特别是武器装备状况极差，没有空军掩护，没有坦克装备，炮兵数量很少，尤其缺乏高射炮和反坦克炮，物资补给运输也极为困难，对朝鲜的民情地形不熟，又临时改变原定在朝鲜北部敌军尚未占领的山区组织防御的计划。”
——军事科学院《抗美援朝战争史》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句话。什么是“没有做好参战准备”？
和我们很多人想象中的“火炮汽车弹药棉衣粮草”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志愿军在入朝兵力上没有做好准备。这就导致了兵力不够用。
有了这一点，后面的等等“来不及筹措棉衣”“准备仓促”才有了前提。
最初我们以为，13兵团作为当时最强的一张王牌，20万人，在国内可以单独刀劈华中白崇禧的力量，足够顶起一个战略方向了。最起码维持防御足够了吧？
结果东北边防军4个军过了江，和联合国军摊开来打了以后，我们才赫然发现：这20万人是远远不够用的。
为什么？说到底，还是火力和装备上的巨大差距。
你在国内20万人可以打果党40万人（四野渡江，先遣兵团以10万人冲40万的华中剿总）一个连敢冲果党一个营，一个团能挡果党一个师，甚至还有一个班俘敌六百的记录（26军76师王道恩班）
但是你打美军行么？完全不行，对方航、炮火力支援下，编制上都得“上挑一级”——我们一个师吃不掉对方一个团，一个营吃不掉对方一个连。
“打法上同意彭总提出的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一次使用三四个军（也可多一点），其他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就打。”
（虽然这封电报已经是1951年转入防御阶段了，但仍旧可以看出打机械化敌人的客观困难）
所以只能把兵力集中起来使用——这就造成了4个军只能全力打西线的美8集团军，东线的美10军没力量再打了。
所以我们又紧急动员了在华北的66军和50军两个军入朝，达到了6个军（38、39、40、42、50、66）但即便如此，兵力还是不够用。
又补了两个军，还是不够用。集中在西线可以，东西线摊开就不够了，大饼摊的太薄，一戳就破。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地方：
一是对东线战场上的联合国军，由于只能抽出1个军（42军）来应付，结果志愿军只能防御，不能进攻，更谈不上围歼；
（西线背后是辽宁丹东方向，东线背后是吉林辑安方向）
二是对西线战场上的联合国军，由于其机动能力较强，进攻和撤退的速度都很快，从而导致志司始终无法保证手头上随时有预备队调遣——
你刚把部队派过去，他飞快缩走打别处了；一次两次行，他老凭借机械化优势快速转进，多少预备队也不够这么追的。
而且也不是说国内有多少人就能上多少人，后勤补给能力又同时限制了在朝军队的总数——对方不断炸桥炸路，补给不足，人数越多就越是累赘。
所以高瞻远瞩的教员在入朝的一个月前，也就是1950年9月初，就做出了三线部署：
“第一线的13兵团一旦出动，第二线的9兵团就要北上接替13兵团的位置，第三线的19兵团则进入济徐一线，接替9兵团。
“9兵团出动，19兵团再北上，从而形成梯次配备、次序井然局面，防止因兵力不足被打个措手不及。”
看看，伟人就是伟人，从战略到战役层面，都估计到了。
现在13兵团已经入朝，于是9兵团、19兵团也必须要立即展开行动了。
在决定入朝参战不久的10月14日，教员即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
“宋兵团（9兵团）仍照前定计划在泰安、曲阜区域集结整训一时期待命开东北。”
10月22日，教员又致电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张宗逊：
“战事紧急，19兵团部及主力两个军，须于接电后1个月内即11月24日以前，完成一切出发准备工作，待命开东北，另一个军则可于12月内出发。”
10月23日，教员致电陈毅、张震（华东军区参谋长），命令：
“宋兵团须从速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并准备先开一个军去东北。”
这三封电报，可以看出情况之紧急——10月14日还说在泰安整训准备一段时间，这才过去九天，就要9兵团“准备先开一个军去东北”了，
可稍有常识的都知道，10月19日才入朝，这时候第一枪（10.25）还没打响呢，中美还没交手呢，咋就急成这样？
只有一个原因——确实没料到朝鲜人民军会一败涂地、溃不成军。这也是教员一个劲“战事紧急”的原因。
我们只准备了20万人以备不虞，却没有料到这场仗的规模会达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的规模。
（而林总提出的抗美援朝“中策”，即过江后打一仗稳住局面再固守，不大打，但也不让美军怼到江边，
显然也是不行的，因为东线崩了，守都守不住）
看了地图你就明白，整个朝鲜的地形走势，并不是正东正西的，而是东北—西南走向，
所以东线的前沿正是西线的后方，美10军从东线压上来直插鸭绿江边，整个西线我6个军就会被抄后路。
指望一个42军能顶住美10军那么多部队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投入一个新的战役集团才行。
当然，伟大的政治家永远不会活在自怨自艾和悔不当初之中，他们会把精力集中在要做的事而不是没做的事上，
于是，10月27日，教员电告彭德怀：
“宋时轮已来京面谈，9兵团定11月1日起车运梅河口地区整训，前线如有战略上急需可以调用，如无此种急需则不轻易调用。”
为什么不能轻易调用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9兵团没有做好入朝准备。
9兵团总计约15万人，从9月8日接到命令整训到10月23日准备开赴东北，留给9兵团的时间只有短短的40多天。
在这段时间里，9兵团要全员从温带部队转为寒带部队，还要筹备足够的武器弹药和粮草辎重，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够的。
这封“不轻易调用”的电报，重重的打了那些“领袖不关心士兵”“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言论的脸。
要不是客观原因所在，谁会无故急匆匆把部队送上去挨冻？
明白了这条时间线和其中的逻辑关系，你就会明白为什么9兵团来不及换棉衣就出发了。
1950年，建国刚刚一年、13兵团正准备开打大仗急需保障的情况下，还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准备15万人的棉衣，
请问哪个键盘侠在当时能做到？
众所周知，9兵团是准备对台方向使用的，由准备亚热带作战，直接转为寒带作战，这相当于改变了15万人的战略使用方向，
这中间需要多少被服、弹药、粮草（我军当时还是骡马化），还要完成寒带作战的相关人员教育、训练，完成政治动员，
还要收拢集结部队，准备铁路运输，千里投送境外，
而这一切只能在40天内完成。
作为参考，一个师的正常收拢集结，准备投入作战，就需要三天；你想想15万人的战役集团，需要多少天？
（别说调1950年的15万件棉衣了，就是2020年的条件下，紧急调15万只口罩都用了多少天……）
如果不投入9兵团，西线6个军就会被敌人直接包圆，损失会更大。
10月29日，教员再致电彭德怀、高岗：
“东面伪首、伪3及美七师共三个师由咸兴向北进攻的可能性极大，必须使用宋时轮主力于该方面方有把握，否则于全局不利。”
10月31日，教员致电宋时轮、陶勇（时任9兵团副司令员），并告华东军区的陈毅、饶漱石（华东军区政委）、张震和志愿军司令部的彭德怀、邓华，以及东北军区的高岗、贺晋年：
“（一）9兵团全部着于11月1日开始先开一个军，其余两个军接着开动，不要间断。
“（二）该兵团到后受志司指挥，以寻机各个歼灭南朝鲜首都师、第3师、美军第7师及陆战第1师等4个师为目标。该敌现位于城津、咸兴、元山及以北一带地区，有分路向临江、辑安方向进攻模样。”
看清楚，“向临江、辑安方向进攻模样”，敌人都要直接怼到吉林来了，再不投入9兵团真不行了。
终于，11月5日，教员致电彭德怀：
“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
这样，9兵团下辖的20、26、27共3个军包打东线，38、39、40、42、50、66共6个军包打西线。
13兵团突击在前，9兵团护卫在侧的格局最终形成，长津湖战役也因此名垂青史。
另，评一下关于“张东荪泄密导致9兵团被迫提前入朝”的观点。
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即张东荪向美国透露了9兵团的行踪，其中包括开进时间、集结地点、军列车号等内容，结果9兵团不得不提前入朝，从而导致棉衣发放不足，最后酿成大面积冻死冻伤的悲剧，
其实并非如此。原因有几点：
1.张东荪叛国案中，并没有透露9兵团行踪的内容。更何况当时9兵团和19兵团都是同时开动的，如果真的是张东荪泄露，没有理由只泄露9兵团而不泄露19兵团的行踪；
2.作为民主党派人士的张东荪，以其当时的政治地位其实并不能得到有关军队调动的信息通报，张东荪案案发后，也没有任何举报其关于刺探军事机密的记录；
3.从9兵团的行动时间来看，其下属3个军并不是同时到达朝鲜的，最早抵达的20军和最后抵达的26军之间相差了7天时间，足以证明其开动都是因朝鲜战局变动而动的。
当然，张东荪这种软骨头，是不相信中国人能够战胜美国人的。所以他虽然没有能够泄露9兵团的行踪，但也丝毫不影响他是个叛国者。
所以，长津湖战役中9兵团的补给不足，最根本的还是因为战局变化太快，加上当时中国的国力太弱，所以无力在短时间内解决15万人的棉衣问题，
再加上朝鲜战场上的后勤补给常陷于中断，9兵团的伙食补给也无法得到保证，饥寒交迫之下，于是出现了大面积冻死冻伤。
而尽管如此，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依旧克服重重困难，把战术和有限的兵力运用到了极致，
取得了击退美10军、把对手从鸭绿江逼到兴南港、再赶进大海里的光辉战果。
“杨根思连”的老战士向兴富，在战后说：
“没有找到遗骸遗骨。很多战士不愿意相信连长牺牲了。传着传着的，不知谁给我说，也许连长没有死，被哪位战士背下阵地了，隐姓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