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阿富汗有没有进行过土改？

广播里传来了阿富汗民间曲调，阿富汗人把广播设备叫“阿拉·普加乔娃 ”。士兵们把国旗、招贴画、标语等形象宣传品悬挂在车上，拉起银幕，准备放映电影。医生们摆开小桌子，桌上摆放着装有药品的纸盒。
召开群众大会时，身穿长长的白罩衣、头戴白缠头的毛拉走向前，朗诵《古兰经》中的经文。诵完一章以后，便转向真主，祈求保佑信徒免遭人间灾难。他把胳膊弯起来，手掌朝天举起。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重复他的动作。
继毛拉之后，拉格曼同志发了言。他的讲话非常长，这是阿富汗人的一个特点，所有人都能讲也爱讲。语言学中有个术语，叫作“带有感情色彩”。阿富汗人发言时，不仅带有感情色彩，还大量运用隐喻、比喻、修饰语。阿富汗军官不止一次对我说，看到我国政工干部讲课时照本宣科，他们感到十分惊讶。我在阿富汗人的党员会议、讨论会、积极分子聚会上，听过我国讲师同样是照本宣科，用同样的语言：“作为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成为永远的表率”，“不断地贯彻”，“有成绩同时也有某些不足”，甚至说“某些同志不理解”。
我到阿富汗之前，像我们国内召开的这一类群众大会，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强制性活动，群众参加大会是为了趁机让医生检查一下身体，或者领一小包面粉。已经没人鼓掌，也听不到大家举着拳头高呼“Zindabad”，即“万岁”的声音了。在人们还相信强制使他们相信的事，四月革命灿烂的顶峰，光明的未来时，当时所有讲演都还能见到那种场面。
孩子根本不听大会发言，他们关心的是演什么电影。我们每次都是演几部英语对白的动画片和两部用波斯语和普什图语作解释的纪录片，这儿喜欢看印度电影和武打、枪击场面多的影片。
电影之后分发礼品。我们带来成袋的面粉和儿童玩具，把这些东西交给村长，请他分给最穷困的人家和军烈属。他当众保证一定照办，与此同时，他和儿子动手往自己家里搬运面粉。 我们的队长关切地问道：“你认为他能分给大家吗？”
“我估计不可能。本地人已经提醒过我们，说村长手脚不干净，这些东西明天都会出现在商店里。”
命令：“排成一列，准备出发。”
“一一二准备完毕，可以出发。”
“三〇五准备完毕……”
“三〇七准备完毕……”
“三〇八准备完毕……”
孩子们用雹子般的飞石欢送我们。有一块石头打在我的身上，我说：“这就是感谢我们的阿富汗人民的礼物。”


——阿列克谢耶维奇《锌皮娃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