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其图上展示的英国“蓝孔雀”核爆破装置从未正式服役过，大家都用的是美国货，例如Mk-30、Mk-31（这两个服役时间都很短暂）、MADM还有Mk-54核背包。真要论及西德土地下埋设了多少枚核地雷，理论上的最大值是425枚，因为在1966年Working Group on NATO capabilities报告称西欧储存有425枚核爆破装置，到了七十年代末这一数字下降到了379枚，但从实际上来说这个数字可能是零，核爆破装置从未长期部署过。
原因很简单，核爆破装置并非大众想象中用于成建制消灭华约部队的迫真大杀器，而是正如其名称（Atomic demolition munition）所表达的一样，是一种运用于军事工程用途的爆破装置，正如FM 5-26 C2（1965）所指出的，核爆破装置主要用于：
完成一般的常规炸药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主要是涉及到后勤工作。核爆破装置可轻易摧毁大型建筑物或完成需要移动大量土方的任务，如封锁隘口或隧道，在这种情况下，核爆破装置所需的后勤要素相对于常规爆破手段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在进攻中使用核爆破装置，通常是作为一种节约兵力的措施，其旨在迅速创造障碍物，阻碍或阻止敌方行动。其可用于：a.保障侧翼和后方安全 b. 阻止敌方反击 c. 协助诱敌。
核爆破装置产生的障碍物很容易被纳入防御障碍配系之中。单独使用核爆破装置时，还能提高天然和人造障碍物的效果。在防御中，当时间、可用设备和人力都很紧缺时，可以使用核爆破装置来实现以下目的：a.通过炸毁防御工事或制造瓦砾区来阻断进攻路线。b. 通过摧毁隧道和桥梁或炸毁道路来切断通信线路。c. 制造树木倒伏区和森林火灾。d. 炸毁敌方空中机动部队可能降落的区域，包括冰冻湖泊。e. 破坏水坝和水库，制造水障。
所以说，核爆破装置针对的是敌人进攻路线上的交通要道、十字路口、桥梁和隘口之类的能够极大阻滞机械化部队推进的关键节点。
在和平时期，以美国第五军为例，核爆破装置保存于特殊武器库中，只有在临战时期或涉及到相关使用的演习期间才会被带到前沿地带，而日常维护与保密的需要也决定了核爆破装置不可能在和平时期部署。但也有些特殊武器库就修在近乎前沿地带，比如Bad Hersfeld（在OPLAN 33001中，这座小城被视为近八集进攻轴线的中心）就有一座核武器储存设施，在六十年代初投入使用，但在七十年代初被废弃。
但这仅仅是从条令的角度来说，实际操作中为了便于在战时紧急部署，部分核爆破装置实际上就储存在最前沿的掩护部队的军营之中，曾经在1960年代中期服役于第14装骑团第58工程连的Charles Marr就回忆称：
我们当时驻扎在富尔达的唐斯军营，部队的地下室里有三件核武器。 它们的尺寸和用途各不相同。最小的是为了摧毁唐斯兵营，中等的我不确定，但最大的只比55加仑大一点。 应该是要被带到富尔达峡谷阻止苏联人。[1]
在实际部署上，只有至少到三级戒备（Simple alert）并且在军指挥官的直接命令之下核爆破装置才会进行部署，在美国第五军中，是由第130工兵旅负责执行部署任务[2]，这些部署点在和平时期就已经勘探好并编写有相关计划手册，例如西德第二军在1969年底就在其军防区类标定并勘探了200多个部署点，并为大多数部署点编写有相关手册[3]。尽管如此，部署核爆破装置还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在针对类似交通要道、关键地形区之类的目标时需要提前钻探爆破井以达到最佳的工程效果，而且在一些情况下爆破井的深度需要达到20-40米！这对工程部队来说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虽说是可以在平时进行钻探，但出于政治因素，西德拒绝预先挖掘爆破井[4]，这就让工程部队需要更多的时间于精力才能在临战时进行部署。
不过最尴尬的一点是，ADM作为和核沾边的东西，其使用不是军指挥官能够决定的，而是要按照其指挥链上传核使用申请，最乐观的估计也要一天时间，但实际上可能需要2-3天来进行决策，这就让核地雷的使用变得十分尴尬。
实际上双方对核爆破装置的谨慎或恐惧程度远没有大众想象中的那样高（很反常识的是，双方对生化武器的谨慎程度要大大高过核武器，北约只打算用BC武器反击华约的BC袭击，而华约更是没有预先使用BC武器的计划），联邦德国对此的态度是只要不设置地雷带，不搞放射性污染区，只在内德边界地带使用核地雷，其他随意。
而核地雷问题同时也是北约内部一大政治问题，联邦德国在一开始对此的态度比美国更为激进（正如联邦德国是最后一批大规模报复的捍卫者一样），出于威慑理论，联邦德国在灵活反应初期认为应当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就立刻部署核爆破装置并投入使用，并认为核爆破装置并不会导致核升级，而是一种威慑的手段，在掩护部队地域战斗结束，战斗进入第二阶段后就应当立刻使用战术核武器，正如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Freytag von Loringhoven)所言:"对德国政府而言，常规防御与使用核武器之间的界限相对而言并不那么重要。由于东西方力量对比悬殊，要想实施前沿防御，就必须在可控范围内有选择地首先使用核武器。" [5]所以对西德而言，丢失国土远比在自家地盘上使用核武器带来的影响恶劣。
西德的态度对美国来说是过于激进且无法接受的，有趣的是土耳其的态度比西德更加激进，1965年的SPECOM会议上，土耳其国防部长Ahmet Topaloğlu措辞强硬，直接要求将核地雷和核防空导弹的使用权下放到战地指挥官，将战场核武器的决定权下放给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让人直呼你有点过于极端了。而美国更倾向于纵深防御，例如美国规划了三条核地雷带，但由于联邦德国的反对而遭到放弃，同时在交战的第一阶段就使用核武器也让美国恐惧在战争的一开始就导致核升级，而且核使用权的下放将不断增加全面核战争的风险（撤装核无后座力炮也是这个原因）。
60年代初可以说西欧在核使用的问题上一个比一个极端，前有施特劳斯盛赞美国人装备Davy Crockett(主要原因是核武器比常规部队更省钱)，并打算给联邦国防军也装备上，后有法国人抱死大规模报复不松手，先是在雅典峰会上大骂麦克纳玛拉，后面直接退出军事一体化组织了，哪怕到七十年代还对美国人口嗨说俄国人要打过来我就扔核弹，美国反而是最保守，最谨慎的那一个。
不过在联邦国防军有了一战之力，并且核使用问题在西德国内闹出了政治动荡之后，西德的态度就开始变得保守起来了(1967年之前西德内部在核部署的问题上斗争异常激烈，即便是在军队内部也意见不一)，1967年4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届北约核计划小组会议上，施罗德就直言土耳其的核地雷屏障概念是无法接受的，只能考虑在边境地区有选择地部署核地雷。核地雷带与在纵深地区大规模使用核地雷应当不予考虑。
而西德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对在中欧战场上有选择地使用核武器转变为克制态度，在此背景下，尽管核地雷仍被视为特殊核武器，其使用即使与其他战场核武器相比，也"不一定"或根本不会导致核升级，但西德人最后认为，核地雷的价值并不是很大。在1968年春季于海牙举行的第三届北约核计划小组会议上，美国人总结说：“德国人已经得出结论，他们不会真的想使用核地雷，而且最近还表示，任何核火炮的使用都应仅限于低当量和极少数量。”[6]
而在赫尔穆特-施密特上台后，西德的核使用政策，尤其是核地雷的使用就彻底转向保守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北约在联邦国防军的新血不断加入后有了一战之力，正像有一句话说的那样：联邦国防军越多，核武器就越少。”（Je mehr Bundeswehr desto weniger Atombomben.）[7]
参考
- ^https://www.usarmygermany.com/Sont.htm?https&&&www.usarmygermany.com/units/ArmoredCav/USAREUR_14thACR.htm
- ^MINISTERIUM FUR STAATSSICHERHEIT Operationsplan 33001
- ^Helmut R. Hammerich · Dieter H. Kollmer Martin Rink · Rudolf J. Schlaffer，Das Heer 1950 bis 1970. Konzeption, Organisation, Aufstellung，S.245
- ^Gerd Bolik，NATO-Planungen fur die Verteidig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im Kalten Kricg，S.15
- ^Andreas Lutsch ，Westbindung oder Gleichgewicht? Die nukleare Sicherheits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zwischen Atomwaffensperrvertrag und NATO-Doppelbeschluss，S.214
- ^同上,S.403
- ^Kriegsbilder im Dilemma: Zwischen Nuklearisierung des Gefechtsfeldes, Unvorstellbarkeit des Allgemeinen Atomkrieges und Begrenzung des Krieges 1957 bis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