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明军犯了大错，出了事故，否则日军赢一场都难
明军和日军的交手，通常是降维打击；交换比非常悬殊
当时有一位在日本传教三十多年的葡萄牙人弗洛伊斯，号称“日本通”，留下一部《日本史》，他深黯日本内情，所记战争内容多与明、朝鲜记载相合。
书中披露，仅仅侵朝第一阶段（1592年1月大举侵朝开始，到次年3月，日军退王京汉城，统计残部为止）的时间里，日军死亡超过5万，再加上伤病减员，等于多半折损。据各大名家记等日文资料不完全统计，战争第一年，日本各藩投入兵力12万2千多，净减员高达53679人，可见弗洛伊斯说的数字还偏少了。
近20万日军面对仅仅4万明军援朝部队，就深感力不从心，从初期横扫朝军的高歌猛进，到后来士气低落，主动求和，军心士气被生生打出自由落体。
当日军士兵见到明朝的谈判代表们进入王京后，竟爆发巨大的欢呼声，因为日本小兵们确实被打得快绷不住了，畏惧大明的辽东铁骑，只巴望着早点停战回家：
“我军人见之，知和成，大喜，欢声如雷”《吉野甚五左卫门觉书》
弗洛伊斯在《日本史》中曾提到，明方谈判代表沈惟敬劝说日本知难而退，交出王京，乖乖润回本土的第一条理由就是：明军比日军更勇敢、技战术更先进、武器更有优势。而日本人也确实被打出阴影，乖乖照办，交出王京，只是为了挽回一点颜面，拿朝鲜人出气，攻下晋州大肆屠杀。
丰臣秀吉从野心吞天，叫嚣征服大明四百州，甚至进军印度，到现在一个回合便损兵失威，还试图强撑面子的做法，引得日本近代右翼思想家德富猪一郎大为鄙视，在它的《近世日本国民史》一书里吐槽：
“秀吉调动大军，本来目的在于一举吞灭明朝。然未经一年，其大军使沦落到仅仅被用来攻陷这一座小城（晋州），没落到如此龌龊的境界，不管是谁，都会有今是昨非之感！”
遗憾的是，此时明军，特别是李如松同样毫无战意－－－日本对朝鲜半岛毫无人性的大肆破坏，明军遭遇严重的后勤危机，兵饥马倒，加上水土不服的疫情，李如松又吝惜自己的辽军，生怕稍有耗损，一意和谈了事，所以日本得以在王京大肆屠杀朝鲜人民，满载女人和财物在明军放行之下从容南撤。
这也是明军在援朝战争的胜利含金量不足、对日本震慑不彻底，甚至颇多污点的原因之一。
在第一阶段的较量中，明军伤亡其实十分轻微，只可惜不愿力战，不能将倭丑一推到底。
据援朝经略宋应昌所著《复国经略要编》，录有详细的伤亡数字以及抚恤银的发放情况，明军从平壤大战一直到收复王京，阵亡官兵仅仅1241名。其中，阵亡军官9员（内含指挥2员，每员发恤银10两；阵亡千总2员，每员恤银8两；把总2员，每员6两；百总3员，每员5两）、军丁1232人，每员恤银3两。
另外，此前一打平壤的祖承训以3000人冒进而败，损失是“人亡三百，马失一千”（《朝鲜宣祖实录》），反倒是中国文人，动不动什么祖承训被打得“仅以身免”，古文修辞之夸张，只可一笑。停战期间，吴惟忠在安康还有一次小败，阵亡南兵327人。
整个第一次援朝，明军一共阵亡也才1900人左右。而同一时期，日军死亡的累计约5.5万人中，至少三分之一是与明军交战死亡，双方打成1：10。
第二阶段，也就是“丁酉再乱”，双方展开一轮更激烈的较量。日军又行故伎，大兵突袭，驻守南原的三千明军尽墨，只有主将杨元等寥寥几人逃出；随后明军在稷山挫败日军凶锋，战死不足百人，据朝鲜的记载，日军一方战死500－600多人。
日军攻势停滞后，援朝经理杨镐会合麻贵，集结4万兵力发起战略反攻，打响著名的蔚山会战。这是整个历时6年的壬辰朝鲜战争中最大的战役，也是对日本人军国意志摧残最狠的一次。
守备蔚山的日本主帅正是丰臣秀吉派系中最能打、最凶狠的加藤清正，此货有“虎加藤”之名，在朝鲜推进最远，凶锋从釜山一直推到咸镜道，并越图门江攻入吉林，还俘虏了朝鲜两名王子。
对于大明，加藤清正同样不可一世，向明使冯仲缨口出狂言，叫嚣哪怕明朝派40大军过来，它大不了一天杀一万明军，40天就杀干净，到时再从辽东直捣北京，把大明天子带回日本献俘（《清正高丽阵觉书》），其对堂堂中华的轻蔑不屑，可见一斑。
正是在蔚山会战中，这个无往不胜，从未吃过大亏的“虎加藤”，亲身领教到什么叫天外有天！
经理杨镐以辽军李如梅为先锋，李如梅只带300锐士“衔枚摘铃、偃旗息鼓”于黎明发动急袭，一鼓荡平日军外围的毛利秀元营寨，倭城周围的日军各部：宍户元续、浅野幸长、太田吉一各自率部来救，欺明军人少，被诱出营寨，“驱蚁众万余突出”，又遭埋伏的3000大明铁骑蹂践，麻贵“亲督前军，大呼乱砍”
而日军的火枪队根本不堪一击，朝鲜人很恶毒的讥讽它们：
“贼兵之走，亦如我国人之走，以此见之，铳筒于马战，亦末耳！”（《宣祖实录》）
面对明军铁骑所向披靡、摧枯拉朽，日军的军心士气从根本上垮掉了，幸存者如潮奔溃，为了争抢蓝江边的船只逃命，引发翻船惨剧，大批淹死，军威国体丧败之耻，为日本战争史上罕见：
“势焰张天，烟尘蔽日。贼皆望风奔溃，半由江边争船逃渡，覆舟四五只，淹死无数“
横扫外围后，明军将士摧城拔寨，势如破竹。据《两朝平攘录》所记，杨镐为这场总攻预备了充足的军火，光大将军炮就有1200多门，火箭11.8万支，火药69745斤。明方“诸军鼓噪奋击，炮声动天地，火箭数百枝相应俱发，风迅火烈，乱烧贼幙”。
日本人深深被中国的火箭震慑：
“连将三寨打破………又烧毁寨内铺面及住房万余间，仓粮牲畜尽数烧毁。倭见我兵勇战，奔上岛上山城，坚守不出”（ 明 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 日本 下》）
“土窟、铺幕，一时尽焚，斩级不知其数”（《宣祖实录》）
日本从军僧人庆念当时就在岛山寨中，亲眼见到明军火箭烧死大量日本人：
“石墙之下被射入火箭，宍户、太田、浅野的物品财宝全部被烧，烟雾薰得人们睁不开眼，也张不开嘴，火势很快蔓延到城中，数千名劳工、武士被火烧死………此时我能说的只有一句：‘如果今天就是忌日，我愿笑着迎接死亡’”－－－《朝鲜日日记》
就在明军势不可挡，前锋数百勇士已爬上岛山城墙，眼看胜利在望之际，据说宣大系的麻贵，不愿看到经理杨镐所亲密的辽系李如梅建功，竟突然叫停攻势，白白放弃到手的完胜！等到隔日再攻，已错失良机，残余日寇已调整过来，仗着地利和排枪一次次垂死求生。明军仰攻，地形不利，每天多有伤亡，但困守的日军死亡人数依然远远超过明军，因为这十多天围城中，岛山城内无粮无水且天气奇寒，再一次引发惨剧，上万侵略者拥挤寨内，每天喝尿吃纸维生，整批整批的死去。
丰臣家老臣太田一吉手下，有个吊丝武士大河内秀元亦在城中，它后来这般回忆不堪回首的地狱般的日子：
“城内四处都是饥寒交迫的士兵，五十人或三十人倚靠在一起，不久就垂头死去，不知有多少人幸存下来。很多人两三天不能动弹，城内士兵有人手握着长矛死去，也有人被冻死”（《大河内秀元朝鲜记》）
加藤清正、浅野幸长联合发出的求救信中，也提到“连日作战，眼前总有很多人死去”（《浅野家文书》）
当时整个蔚山地区的日军总兵力在二万以上，被明军围困到来年正月初一之时，日军已死剩不足6000人（《锅岛直茂谱考补》）。这期间，各处日军不断从蓝江驱舰来援，企图击破明军江防，但吃不消明军岸炮回击，一次次败走，兵船屡屡被轰沉。
只是明军也受不了天寒地冻，病员增多，粮食将尽，在日军援兵陆续抵达后，杨镐主动收兵撤退，亲自殿后，日本人也不敢追击。而根本不像丁应泰等喷子以及日本一些战史横吹乱编的那样，所谓追击中杀掉上万的明军。
实际上，明军代价并不大，一共阵亡+病故1621人 ：
“阵亡千把总官张应元等21员，军兵青打哈等777名；阵伤回营身故官6员，病伤回营陆续身故军兵张四等817名；轻伤官军麻代等2908员－－－－杨镐、麻贵战后联署所上《东师奏报》。
总计各级将官战斗和病死27名，士兵1594人；伤者2908人，马匹损失2516匹。
朝鲜的《宣庙中兴志》则称：“是役也。凡天兵前后死者千余人，伤者三千人“。
而日本人就惨得多了，据大河内秀元的《朝鲜记》，光是外围战（“农所之战”），日军就被收割掉18360余人！整个蔚山大战，日军一共死亡超过2.2万人。不光如此，岛山城残剩数千日军，因饿了十余天，在解围之后，疯了似的不管不顾胡吃海塞，结果“尽毙，惟清正等若干人物得生”。
日本人的《朝鲜役录》也提到，解围后，城内残兵“饱食者死，少食粥者生”。一群饿疯垂死的饿牢鬼，面对熟食，又有几个还能保持常人的理智，克制着不去饱食，而忍受痛苦去“少食粥”呢？
“虎加藤”加藤清正，被彻底教做人，就像被人拎着一桶大便对它结结实实从头淋到脚，战斗期间几度要寻死，被左右劝下。战后，杨镐被明廷以丁应泰为首的喷子们捏造的谣言包围，苦于自辩。而加藤清正则是彻底灰了心，从蔚山跑到西生浦躲起来，闭门告病，终日不出来理事，据说抑郁无措：
“我在此处何为？归国何颜？！”《李朝宣祖实录》
虎加藤彻底沦落为加藤猫
这也是唐朝以来，中国对日本最有质量的一次打击
然而，即使交换比如此不成比例，蔚山之战的最大输家仍然是明朝
因为明神宗听信了丁应泰之流的胡扯八嘞，不顾援朝经略邢玠，以及朝鲜上下的强烈反对，硬将杨镐夺职，勒令回国查办。
朝鲜人评价杨镐打仗“勇于徇国，长于料敌，御下有纪，号令风声”（李廷馨《知退堂集》），中外很多方面的记载也佐证着这一点，朝人并无过多溢美。
随着杨镐的蒙冤去职，战况走向了令人扼腕的转折
前线明军失去了一个敢做敢当、对不同派系的明军表现出强大震慑力、协调力和团结力的主心骨式。
邢玠对于陆续入朝的各部明军悍将，庸懦不敢弹压，往往放纵迁就，失去杨镐的统筹与监督，明军素质大大低落，随后上演了各种出乖露丑，甚至令人匪夷所思的龌龊之事，在朝鲜、在日本人面前，丢尽了明军的脸，也丢尽了大明天朝的脸
几乎完全葬送了之前明军打出来的形像
而双方的阵亡交换比，也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大转折
1，麻贵对蔚山的二次进攻明显畏难，除了野战碾压倭军，攻城基本是磨洋工。
2，西路军刘綎，对顺天倭寨只一次攻城失利，战死近千明军（其中吴广部的广东兵200、江西兵300）之后，就开始磨洋工，保存实力，不配合陈璘水军，而陈璘一味求功，不注意朝鲜海水退潮，导致三十多艘兵船搁浅被小西行长烧掉，八九百水军战死（徐观澜语）。
3，最大的失败来自泗川，董一元统帅中路军，打出了整个援朝战争唯一的一次大败仗。这场失败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
中路军如同一帮乌合之众，来自各军系。既有宣府、大同、辽东的骑兵，又有浙江、遵化的步兵，还有京营游击彭信古的步兵，据说里边不光有京师市井之徒，还有黑人。中路军人数虽近三万，却号令不一，兵源猥杂，且互有矛盾。
而泗川倭人首领，是号称“鬼岛津”的岛津义弘，它麾下的萨摩藩人，在日本有“天下第一强兵”之称。萨摩后来更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骨干输出地，血洗中华粉丝小弟琉球国的倭寇，也正是3000萨摩兵，它们用武士刀一手造成了“琉球之殇”。倒幕运动的主力军也是这帮萨摩人，侵华战争的精锐第6师团也是萨摩人组成的。
董一元这支素质不高的中路军与顽狞死硬且凶狡恶煞的萨摩人交锋，却照样一边倒的碾压。
中路军先是一鼓荡平晋州的萨摩倭巢，尽焚倭人营房2000所，接着又势如破竹，连续捣平望晋山、永春寨、昆阳城的各倭寨，屠戮焚溺倭丑萨摩无数，所向无敌。最后总攻泗川旧寨，又应手而下，据日本记载，岛津义弘部将相良丰赖身中36箭，另有胜目兵卫门等19名家将、武臣阵亡，前后消灭的萨摩人以千计，而明军伤亡轻微，只有游击卢得功被火枪击中牺牲。
董一元继续长驱直入，又攻克萨摩人囤积粮食、军需的重地东阳仓，全部烧光，岛津义弘屡败丧胆，只好眼睁睁看着家当被明军烧光，全无出救的勇气。
终于，明军推进到倭人最后的据点泗川新寨城下。
遗憾的是，董一元虽是老将，水平在线，但屡胜轻敌，部队在最后的总攻时一哄而上，毫无平日章法，全军齐攻，理当留一部分做预备队，设立老营，以做接应，但这些常识在董一元看来，都无必要，倭寇必一举成擒。
明军以彭信古的京营、茅国器与叶邦荣的浙营一共三营步兵为先锋，骑兵在后，发动强攻，彭信古营先用“大棓击寨，碎其数处，众军进逼贼濠，毀其柵“，眼看即将得手，岛津义弘将命丧此地之时，突然明军阵营发生大火！
据说是大将军木炮炸裂，引爆堆积的火药，造成一系列殉爆，一时火光冲天，正在全神贯注进攻的明军一时不备，全军大乱。
连正焦头烂额的萨摩人也被吓到了，目击者回忆，只见明军一方“起火灾于大敌军中，宛如疾雷”、“铁弹、火药飞激数里，烟焰蔽天，人马多烧死”，“硝壶火入，余多鸣音，如百千万之雷”、“营中火药同时齐燃冲起，声震天地。黑烟涨空，不辩远近，（明人）焚死者数千人，众军一时惊乱，或有既走”（分见日本《旧记杂录后编》、《家久公御谱》、《朝鲜役录》等书）
彭信古一军甚至被殉爆炸得所剩无几
朝鲜人也目击当时“火发军中，士卒烧尽”（《乱中杂录》）、“烟焰蔽空，我兵走避……马兵望风先奔，步兵失势狼狈”、“仓皇奔散”（《宣祖实录》），中路军一时大乱，来自大同的骑兵队竟然先行弃阵奔逃，岛津义弘抓住这天下掉馅饼一般的机会，全军出击。
可怜已杀入倭寨的明军部队，“入城者无噍类云”（姜沆《看羊录》），而明军骑兵先行望风大溃，冲乱其他部伍，茅国器、叶邦荣率领浙军仍奋力与疯狂扑来萨摩人厮杀，浙兵素有戚继光练兵的基础，战斗力惊人！不仅不屈不乱，居然还是“锐不可挡”，把群起追杀的萨摩部队打得头破血流，再次丢盔弃甲逃蹿！
日方居然罕见的非常诚实，并以不无钦佩的语气记载道：
“敌军已败焉，欲乘胜以追北，则（浙兵）亦还向相战者，不可当，是以我之骑、步弃胄曳兵，退散走去者多矣！”（《图书头忠长谱》）
即使发生如此大的意外惨剧，董一元若预先安排下预备队接应，明军仍有挽回余地。奈何明军后方骑兵先逃，步兵继之，忠勇之浙兵殿后殊死拼杀，孤立无援，终被岛津义弘紧急调来的数百名火枪兵排枪击败，整个中路军陷入全线崩溃之中。董一元慌不择路，连弃所占各倭寨，一口气退到几百里外的星州。
泗川之战，是两国交战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大败于倭寇
事后明廷对这场失败的总结非常到位：“因惊丧师”（《明神宗实录》）。
日本好容易靠狗屎运赢了这一回，简直吹上了天，岛津义统简直如同失心疯一般，在它的自传《惟新公自御记》里，硬说这一仗，全是它岛津义弘一人手持三尺之刀，独自大败一百万明军，杀得明军血流成河，斩首八万（论吹牛，韩国还是得管日本叫老大）；还吹日本人只战死了市来清十郎、濑户口弥七这两头倭奴（《征韩伟略》）。
当然，岛津家众倒底还是正常点，再怎么吹，也不会编出一人大败明军百万的超自然神剧，不过即使如此，它们吹的也够吓人，胡说什么斩首38717人，这一数字，连一味无底线的抬高日本，极力贬低明军的西方《剑桥明代史》都觉得夸大了。
明军真实伤亡，朝鲜方面也是众说纷纭，有说“死伤殆万余”（《杂录壬辰日记》）、有说“几至七八千”（《乱中杂录》）、也有说战死上万的（朝鲜《西崖集》），这些数字大多是朝鲜文士听到的传闻，并非正史所录。
朝鲜官方经过调查，最终写入《再造藩邦志》的数字，是“步兵死者三千余人、骑兵亦多坠崖死”。
这与战后从倭营逃出来的明兵所述“生擒天兵三四百……斩获天兵，削取鼻子头颗，积置东门外，数不下四五千云云”（《宣祖实录》卷105）的数字较为接近。
综合起来，比较靠谱的统计是，明军死亡被俘五、六千人左右。
另，明朝的《太仆奏议》则说此设死了六千人，但我没看到原文。
应该说，这场失败，是明军组织不善的人祸所致，正常水平而言本不应该发生的。
即使如此，岛津义弘付出的代价也超过我们想像，据它们战后对死者的《供养碑铭》，岛津义弘的萨摩人部队实际战死约三千多人（此铭文提到的数字绝大多数死于泗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