泻药，
我想用一个和其他的回答都不一样的视角来回应这种说法。就是人类作为一种物种，是天生就会讲究对错的。只谈主观的立场，没有客观的是非对错意识的，那是黑猩猩。
当代的许多道德自然主义的研究试图说明，存在一些可能天生存在于人类基因里的道德意识与能力，从而使得人类是唯一一个具有道德感的物种，与其他动物相区别。一个老虎咬死了人我们不会怪罪于老虎，但是要是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其行为进行惩罚，原因就在于老虎没有道德感，但是人有。然而，“人是唯一具有道德感的物种”这一命题一直存在两种极端化的回应。首先便是以《自私的基因》的作者道金斯为代表的一些进化论支持者认为，人的道德感只是以基因为中心的生物进化的产物而已。其本质与自然界的群居动物之间的合作互助的“利他行为”一样，都只是基因为了自己延续的“自私”行为而已。而另外一种回应便是传统的伦理学家们的观点，即道德感与人的动物性或者生物本能完全无关，它完全只是人的纯粹理性以及后天教化产生的。针对以上两种极端观点，在21世纪兴起的道德自然主义企图用大量的实验依据证明：1. 人类的一些具有道德意义的天性与其他群居动物的合作互助行为有本质不同。2. 这些天性的存在同样证明了人的道德感有其生物本能作为基础。
为了证明以上两点，道德自然主义者做了大量成年黑猩猩与三岁之前的儿童的行为对比实验。之所以将成年黑猩猩和三岁前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首先，黑猩猩是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并且成年黑猩猩一般的智力水平为3-6岁正常人类儿童，即普遍智力水平是高于三岁前的人类儿童的。另外，三岁前的儿童普遍语言能力尚未发展完全，且基本没受过后天教育的影响，因此可以最大限度的体现人类最为原始的生物本能。而通过这一系列对比实验，我们发现了人类儿童可以完成一系列智力水平高于他们的成年黑猩猩所无法完成的道德行为，由此大大增加了人类拥有一些天生的道德意识与是非对错观能力的可信度。
一，合作后的分配行为
虽然为了某个特定目标合作是黑猩猩与儿童都会有的行为模式，然而一组实验似乎说明黑猩猩几乎没有分享合作成果的意识，如Melis(2006)所设计的实验中，如果在同时一块只有两个黑猩猩合力才能拉动的大木板两段都放有食物时，两只黑猩猩会合作拉动木板并各自享有各自那一端的食物，然而，当把食物集中放在木板中间的时候，黑猩猩在拉完木板之后便会产生争夺，胜利的一方会占有所有食物。而当Warneken(2011)对三岁以下儿童进行同样的测试时，所有儿童组的儿童都无例外的选择分享放在木板中间的食物。这似乎表明，与黑猩猩不同，人类儿童似乎拥有参与合作之后应该公平享有合作成果的道德意识。
二，合作中的集体意识
即使黑猩猩与人类儿童都能拥有合作行为，但是在黑猩猩那，一个关于集体的“我们”的意识是缺失的。黑猩猩的合作依然是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与角色的合作，但人类儿童则不同。如Fletcher（2012）的一项实验表明，当我们训练黑猩猩与我们共同完成一项任务或者一个游戏之中扮演一个特定角色之后（比如让黑猩猩给我们积木，我们来搭），如果我们将自己的角色与它的角色互换的话，黑猩猩是不会从事我们之前所从事的活动的，于是又要重新训练。但是在三岁人类儿童那，角色互换不会带来任何行动上的不成功。这种合作中的角色可互换性似乎说明，人类与黑猩猩不一样，在合作之中人类能抛开自己特定的立场与角色，以一个更加全体的眼光看待整个合作行动，因此拥有天生的集体意识。
三，对于搭档福祉的关心，
虽然同情心（sympathy）广泛存在于高等哺乳动物之中，然而以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为代表，它们的同情同伴的行为仅仅局限于不存在直接利益冲突与不需要消耗极大精力的个别情况之下。而在合作之中，比如黑猩猩群共同捕猎猴子的情形下，至今没有任何报告能显示出黑猩猩在共同捕猎时会互相帮助（Melis and Tomassello 2013）。于此相反，幼龄儿童对于同伴的关心与帮助的范围要广泛地多，比如14个月大的儿童就能在实验中帮助他并不认识的成年人完成开门，搬书，跑去拿成年人想要的东西等对于他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来说十分困难的任务（Tomasello 2006）。同时，这种帮助甚至是不需要任何外在鼓励的，比如2岁儿童并不会在有妈妈的陪同下就会去完成更多的帮助他人的任务，甚至是一些根本不会引起被帮助者注意的帮助任务儿童完成的也不会比其他情况更差（Warneken 2013）。
四，行为的自我约束
人和黑猩猩一样，都会主动选择那些更加有力，更加具有合作精神的搭档，但与此同时，和黑猩猩不同，人类知道当自己评估搭档的同时，搭档也会评估他自己，因此人有主动约束个人行为符合集体要求的意识。比如Engekmann（2012）的实验中显示出，当一个儿童被要求照看另一个虚构出来的孩子放在桌子的物品时（“这些东西是属于另外一个小朋友的，他暂时不在，帮个忙保管一下哦”），观察人员发现，当受试儿童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时，不出意料，他会偷桌子上的物品，但是当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个同龄人看的时候，受试儿童还会主动往桌子上添加物品。但是同样的实验在黑猩猩那结果却是，不管现场有没有另外一个黑猩猩在看，受试黑猩猩都会拿桌上的物品。这似乎说明，儿童在出于集体之中的时候似乎存在自我约束行为的意向。
五，对于“搭便车”者的排斥与惩罚
道德意识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于不道德行为的惩罚。而这类行为也仅仅存在于人类之中。比如Boesch（1994）的野外观察就发现，在黑猩猩捕猎猴子的活动中，即使是全程没有出力追捕的黑猩猩最后也能得到相当一部分猴子肉。同样的结论在Melis(2013)的实验中也能得出，在实验中，模拟“捕捉者”的黑猩猩们在合作完成了一项任务后获得的食物也会给全程没有参与的“搭便车”黑猩猩分享食物，而且“搭便车”黑猩猩得到的量与“捕捉者”黑猩猩的量没有差别。但是，在人类儿童那，扮演“捕捉者”的儿童们存在明显的排斥“搭便车”儿童的行为，“捕捉者”儿童享有的成果量也明显更多。（Melis 2013）
以上只是道德自然主义者做的各类实验的一小部分，但从这些实验结果中我们发现，对比人类最近的近亲黑猩猩，3岁以下的人类儿童拥有一系列高度道德化的行为倾向，比如公平分配成果，共同活动中的“我们”的集体意识，对于他人福祉的广泛地关心与帮助，集体之中的自我行为的约束以及对于“不劳而获”的排斥等等。与此相反，虽然黑猩猩同样有极高程度的智能水准，但是他们的智力全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仅仅关心自身得失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基于受试儿童的年龄之小不足以说明这些行为都是教育和理性思维的结果，道德自然主义者们相信，人类是拥有一些天生的道德意识与行为能力的，而这些意识与能力可能在长期的自然演化之中已经成为“智人”这一物种的生物本能了。
基于以上证据，个人对于“没有对错，只有立场”的看法的反驳如下：黑猩猩才只讲立场，人类会区分对错。当然，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也不是说支持“没有对错，只有立场”的人都是黑猩猩。事实上，对于这一观点的支持就已经足以证明人类是讲究对错的。因为支持“没有对错，只有立场”这一观点的人，不也是由于“这个观点是对的，其他观点是错的”这样的原因所以才支持的吗。所以归根结底，咱们还是一种必须区分对错的生物嘛。
参考文献：
Boesch, C. (1994). Cooperative hunting in wild chimpanzees. Animal Behaviour, 48(3), 653–667.
Engelmann, J. M., Herrmann, E., & Tomasello, M. (2012). Five-year olds, but not chimpanzees, attempt to manage their reputations. PLoS ONE 7(10): e48433.
Fletcher, G., Warneken, F., & Tomasello, M. (2012).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processes underlying the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of children and chimpanzees. Cognitive Development, 27(2), 136–153.
Melis, A. P., Altricher, K., Tomasello, M. (2013).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collaborators and free-riders by 3-year-old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14(2), 364–370.
Melis, A. P., Hare, B., & Tomasello, M. (2009). Chimpanzees coordinate in a negotiation gam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0(6), 381–392.
Melis, A. P., & Tomasello, M. (2013). Chimpanzees’ strategic helping in a collaborative task. Biology Letters, 9: 20130009.
Melis, A. P., Hare, B., & Tomasello, M. (2006b). Engineering cooperation in chimpanzees: tolerance constraints on cooperation. Animal Behaviour, 72(2), 275–286
Tomasello, M. (2006). Conventions are shared (commentary on Millikan, Language: A biological model). Philosophy of Mind Review. (online)
Warneken, F., Lohse, K., Melis, A. P., & Tomasello, M. (2011). Young children share the spoils after collabor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2) 267–273.
Warneken, F., & Tomasello, M. (2013). The emergence of contingent reciprocity in young childre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16(2), 338–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