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横跨五亿人口、三十年历史的大时代，题主这样的思想，证明题主只读纪实小说，阅读量疑太少，应多读。
如果说，革命者的记忆与叙述，是由意识形态和个人经历形成的“幸存者”偏差，那么“反革命者”，即执掌国民政府的国民党人，他们的记叙应当就不会说谎了。
在国民政府执政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很多政策都是我们今天经典的“上面本意是好的，下面执行坏了”，这个“下面”，就包括但不限于地主。
这种“上意好，下执坏”的典型，就是蒋介石领导下的清党运动。
1927年的四一二、七一五，在南京的蒋介石与在武汉的汪精卫，嘴上喊的无不是“捍卫国民革命”、“保卫总理遗嘱”，声称再不对cp分子予以铁拳，国民革命的青白江山就要被cp演变为赤色。与蒋介石合流的胡汉民，也在当年5月5日做指示，声称清党是要“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经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
可见，国民党发动清党的高层领导，无论蒋介石、汪精卫还是胡汉民，（在口头上）都可称是“本意是好的”。
到实际执行时，却“执行坏了”，国民革命的革命对象——广大地方上的土豪劣绅，胡汉民口中要清除出去的群体——成了清党的实际执行者。
众多本是“反革命”的地主乡绅发起疯狂反扑，以“清党”为名，大行阶级报复，残酷屠杀革命群众与基层国民党人。王奇生老师就曾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的第五章“蜕变：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一节中，引用大量国民党方面报道，描写当时土劣指挥下各地清党运动中的“冤案遍地”。
在农运曾相当发达的湖南省，依据国民党《中央日报》1928年的报道，一些地方清党运动开始后
在湖南一些地方，自国民党宣布清党后，土劣猖獗，变本加厉，百倍从前，凡曾在外游历，或曾加入本党（指国民党），及此时留学在外者，无论是否纯洁，均以共党目之，或没收其财产，或捉拿其家属。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第150页
在四川，当地党员向南京政府的报告提到，清党前各地党务工作者多为cp，而清党开始后，大批cp人员被清洗，各地的靖卫团头目成为党部领导者，土劣涌入党内，严重败坏国民党的基层党部
他们（引注：指土劣）“打着清共招牌，乘机混迹党部，陷害忠实同志，收买流氓地痞，实行招募党员，以造势力。”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第150页
在广东，“腐化分子”（毫无疑问是指土劣）大行其道，贪污腐化盛行，忠实的国民党人被腐化分子诬陷为cp而捕杀，党务几近停顿。
在广东，“各县市宣布清党后，差不多都被不明党义党纪的腐化分子所包办，而且他们极尽其毒辣阴狠，排除异己的能事去诬陷忠实同志，弄到各县市执委几乎多于党员，如革命空气非常紧张的琼崖等处的县市党部，听说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党员。……”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第150页
在江苏，热心的、革命的国民党人被清洗一空，“党部几几乎变成衙门，热心的革命党员几几乎都变成新的土豪和新的劣绅”。
从清党后，八九个月来党的工作，差不多仅有很少数的健全下级党部，仅见到很少数的忠实而努力的同志，民众对党的信仰很细微……一般人批评党部党部几几乎变成衙门，热心的革命党员几几乎都变成新的土豪和新的劣绅。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第150页
这样冤案遍地的清党浩劫，甚至于国民党的一些高层“老同志”都看不下去了。
在1928年3月，时任南京特别市政府主席的何民魂便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哀叹清党以来，尽管“成绩是第一位的”，但是在苏皖闽浙各地，忠诚的国民党员被土豪劣绅以“清党”疯狂残杀，到了“到处皆是”的地步
清党达到我们目的了，但苏皖闽浙各地，土豪劣绅也乘时蠢起，捏词诬告本党青年忠实同志为C.P，从事农工运动者为共党……忠实同志致遭残杀的到处皆是，信仰不坚被金钱软化堕落的更多。
何民魂《痛念与自惕》 载于1928年3月15日《中央日报》
地主借清党夺权的后果，便是国民党的迅速腐化，王奇生老师在著作中即认为“土豪劣绅的重新崛起，并对国民党基层政权的侵夺，使一个曾以扶助农工为职志的国民党迅速向一个新的军绅政权蜕变”。
而在实际上，蒋介石这样的大人物，都承认了清党后地主把持基层带来的退化与腐朽。他在1928年2月的《整理党务计划案》中以痛心疾首的语气表示，“各级党部的职员大部未曾受过训练，不明白党，不明白社会、国家、世界大势”。这倒是将他自己的责任撇的一干二净了。
这样“上面本意好，下面执行坏”的思想，在国民党中是否普及尚且不知（毕竟即使想普及怕也执行不下去了，地主哪在意蒋汪口中那套“国民革命”呢？）不过，在培养“小青白”的国民党遗族学校中，我们还是能看到的。
1935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大获成功”后，国民党政府即组织各种“考察团”前往“收复区”，向外界宣传“赤祸”，把自己制造的屠杀罪行扣到革命者头上。
然而受限于其党政机构之效率低下，即使是从小就在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的遗族学校学习成长的遗族学生中，也没有人相信原苏区的累累白骨是“赤祸”所致。这些遗族子弟甚至主动给自己的老子、爹爹找解释，编造出令今人捧腹大笑的“人民恶意侦探，国军善意屠杀”论调来。
考察团在考察中被刻意灌输一种认识: C.P是嗜血的刽子手，在赤区实行屠杀政策，累累白骨都是他们的“罪证”，但是考察团成员的考察记录无形中又透露出事实并非如此: “中央最初之所以每次为赤匪战败，也就是因为人民帮助赤匪，作赤匪的侦探。人民既然作了赤匪的侦探，因此中央军在收复的匪区中，完全分不出谁是赤匪，谁是人民。可以说赤匪就是人民，人民也就是赤匪。结果中央军不能不施行大大的屠杀。于是更给予赤匪以宣传的材料，俾人民对中央军均具有极大的戒心，完成他们最大的欲望。”
徐峰 《建构“真实”：国民政府对原苏区的形象宣传与展示——以1935年遗族学校江西考察为例》发表于《苏区研究》2021年第4期
这里有所偏题，我们再回归正道上。
徐峰老师的《建构真实》一文，以遗族学校“小青白”们在原苏区的见闻为考察对象，研究中央苏区在经历战火浩劫后的“留赤化”。而我们也可以透过文中的案例，看到当时接受国民党正统教育的遗族学生们，是如何看待民众支持革命的。
遗族学生们对“苏区农民支持革命”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
他们在经过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其实正与今日通行的论断不谋而合：革命从何处来？赤色革命为何起？皆是因为恶劣的生活环境，因为当地土豪劣绅勾结官吏、把持政权、横行无阻，人民生活在地主当权的“万恶的社会里”、“备受痛苦”，才会投奔革命，对革命队伍“箪食壶浆以迎之”，急切的对地主施以报复。
经过访谈一些乡老及听取几位县长的县情报告，考察团得出的认识是:
本来江西的赤化，就不是出于民众自愿的，纵然有少数人或者是为着主义而奋斗，可是大部分的民众，不是受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毒剂所麻醉，便是受着强制服从的压迫。然而这也不能归罪于愚昧无知的老百姓，他们实在是为着赤化以前的恶劣环境所驱使。赤化以前的匪区，交通险阻，休说中央的势力不能达到，就是江西省政府也有点鞭长莫及。在这种情形之下，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于是就专横起来。据说赤化以前的县长，一挂牌后，就必须马上拜客，并且还须赠送多量的金钱，不然，官运不通，饭碗马上就破了。县长为一县之主，出留尚且陷在一般土豪劣绅的手里，何况他的政治设施呢? 所以赤化前的县长，大多数是和土豪劣绅打浑水做鱼的，这样一来，吃亏的当然是老百姓了。老百姓在这种万恶的社会里生活着，备受痛苦，急思有以报复，匪党用“打土豪分田地”的甜蜜口号来投合人民的心里，人民为着要藉力报仇，于是箪食壶浆以迎之。所以，匪党在赣南发展如电掣般的迅速，也就是这个原因
由此可见，在革命战争年代，即使是“反革命”的国民党人、从小在蒋介石亲自关照下学习成长的遗族学生，甚至蒋介石本人，都对地主把持基层政权深恶痛绝，斥责其是政府腐化、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看到这，相信大家也都能对“地主坏不坏“这个问题得出结论了。
而我们这些生活在今日之人，有一些人，由于所读甚少、眼界较窄，不知近代地主的“劣绅化”，竟为地主阶级“鸣冤”——连国民党人都在痛斥土劣地主的腐化，可今天有的人却连近一个世纪前的国民党人都不如了，真是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