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亚史观最早来自于清末民国时期的皇汉。皇汉自认为是苏美尔人后裔，征服了苗族，统治了东亚。而蚩尤也被改写变成了苗人祖先。比如陈天华《猛回头》：“我始祖黄帝于五千年前，自西北方面来，战胜了苗族，一统中国。”
只不过区别于现在的黄色内亚（中亚），他们更认同自己是白色内亚（两河流域人）。当他们更倾向于强调自己高于鞑靼人的种族地位时，他们无非更渴望证明自己接近文明的中心（欧洲）。这种心态和昭和前的日本人可以说差不多。
在这里我们真正关注的应该是作为种族文化建构的鄙视链底端的“苗人”。 当京都学派制造出鞑靼—汉人—南人的鄙视链，民国皇汉干脆自称巴比伦人，比游牧鞑靼（黄皮内亚）还内亚的（白色内亚），然后又生硬制造了作为蚩尤后裔的苗人。这种心理位势随地理位势的从西到东，从北到南的变化，其实暗藏了一个核心，那就是位于最西端的“欧洲”的优越性。
当然，后来介于西方民族志学的新变化，由于“赞米亚”的提出，于是给“苗人”变向又提升了鄙视链地位。形成了唯独中原帝国受伤的世界。至此，我们看到了岛夷—内亚—赞米亚，对中原的包围。至此形成了一个反向的核心。
至此，文化上的两个核心的对立态势隐隐中其实彻底形成了，尽管是以民族志的隐喻的方式形成的。一个超然物外于评价体系之外，即欧洲。另一个则位于评价体系的被包围的核心，即中国。
所以要破除这种观念，绝不应该沉溺于内亚-赞米亚-中原-岛夷，到底哪个更优越上，哪个更武德充沛，哪个才是真费拉，又或是哪个更自由意志上，而是要超越于这个评价体系之外，或者直接面对这个评价体系中那个被隐藏的不在场的评价者——即欧洲。
当然，我说的欧洲，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欧洲，也不是政治经济意义上的欧洲共同体，这两个欧洲并不存在。我说的欧洲是作为文化心理存在的欧洲，是康德、黑格尔、谢林、胡塞尔一直到现在的比如哈贝马斯、齐泽克的欧洲，一个作为理想概念存在的不可被定义的欧洲，一个存在于未来的欧洲。
从文化意义上，我们文明的真正威胁者，不是日本，也不是美国，也不是非洲，不是中亚、北亚以及南亚民族，而是欧洲，作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想欧洲。因为只有欧洲是超越于评价体系之外的。但这个无法定义的欧洲的存在似乎又依赖于一切对其他种族和文明评价，通过对欧洲外的世界进行一种超文明的审视和评价，他找到了自身位于评价体系之外，同时又位于评价体系核心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