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经历过圣战年代以后对于军队过弱有着强烈的PTSD以至于人人和普鲁士国王思维同步了而已。
以腓特烈大帝的角度来看，当然会觉得奇怪。一个国家，最高领导层，居然不关心士兵的训练，居然不关心军事将领的军事素养建设，居然不关心后勤体系是否有着漏洞，皇帝居然还敢任命非军校/行伍出身的属官搅和军队事务，这像话吗？甚至王朝这么多年，国家竟然连军校都不修一所，这像话吗？
可明代在自己的体制还没有彻底腐烂，皇帝还知兵的年代里并没有遇上那种“既需要拼质量，又需要拼数量，还需要拼战术”这样的总体战情况。到了万历三大征的时候，更是国家只要舍得砸钱，好的军官养养就养出来了，这样的思维模式，当然不会关心军队，或者说，就算想关心军队，也不会。到播州土司叛乱的时候明军什么个打法，十六路会剿，纯群殴。但是这个打法对付后金就不行，你一没速度，二没好的地形，也没合适的战场，你就只能练精锐兵团。可惜你的王朝腐朽了，榨不出钱来，练不出来足够精锐的军队。
在这方面上普鲁士走得最远，那就是建设一个彻底为战争服务的军政府，以军队为核心，军校为基底，把军队以军官、军属、士兵、军工、军工家属这一系列社会成分从高到低一揽子从最上层插到田间地头，收税的税官多贪污了十块钱都有人检举揭发，让整个行政系统明白国家全开了这帮官一样转，然后就老实了，这样就能在旧秩序里最大程度地挖掘战争潜力。
当然普鲁士能走最远当然也是因为有其必要性，因为从立国开始就要与波兰、奥地利、俄罗斯、法国这些的大陆强权反复拉扯并频繁卷入地区争端之中，这种地缘环境下容不下废物，甚至于在国力不够的情况下，不够优秀都成了一种罪，这样的地缘劣势下导致普鲁士必须要去探究一条以有限的国力尽可能榨出更多的战争潜力的道路，以支持其三天两头就会被卷入冲突而不至于被吃掉。拿战时候的普鲁士的失败只是因为僵化的战术跟不上时代，而不是军事素质腐朽消失，这其实反而应证了拿破仑在军事上的天才和军校等相关配套的军事行政制度对于一个国家军队军事实力的保持上的重要性，而拿战里普鲁士的失败反而使得普鲁士军官团迅速反思自己在战术上的不足，重组并创造性地创立了总参谋部以更好地适应新的战争环境，这样的反应力却是大明朝廷所不具备的，即在遭遇重大失败后改组军制，因地适宜地更新自己的战争模式和与当前战争配套的行政体系以适配新时代下的战争，而这其实也是明代乃至东方古代王朝所长期难以实现的问题，即核心领导层缺乏稳定的军事素质传承。说白了就是王朝传了两三代，最高领导班子不会打仗了，不仅没人教，也没人学。天子的本质工作，也就是全国军队最高指挥官的身份逐渐被剥离，本该是自己的基本盘的士兵、军官、高级军官的圈子对于皇帝来说却变得陌生，相反反而要依赖文官来进行统治。这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倒反天罡。
当一个国家有着基本的军事传承，比如军校这样的存在，无论多么腐朽，至少士兵训练该几点起，士兵的伙食怎么配置，后勤应该怎么保障，堑壕几点挖，下营怎么下，各地的山川水文或者说主要的战区的地理水平是怎样的，情报该怎么搜集，情报人员该怎么训练这一套底层知识水平是应该要有的，当国家腐朽的时候，顶多是战术水平和装备跟不上时代了，但是只要最高领导层这些基本功扎实，因地制宜地修改军制系统以适配战争是可以实现的，但东方王朝的文官政府是难以完成这样的修改的，而更可怕的是，如果修改了，甚至还是帮倒忙，因为他们不具备“军事常识”，没有军事常识的人当了最高指挥官，除非他是天才，不然最好不要随便修改已经存在的军事体系，否则越改越帮倒忙。
其实普鲁士那一套大概就是孙可望营庄制的升级加强版，以西军为核心骨干，一竿子插到田间，把胥吏、地主这样的中间人全踢了，一切钱粮都要用来打仗，仅仅是云贵两省就爆出了十万大军，在被清军逼到了中国版图的一角时，终于有人被逼出了这样的能力，通过将军队作为自己统治的触角，把战争为政治服务倒转为政治为战争服务，通过战争的政治正确，再叠加上军队的强制力，在旧的体制下迅速挖掘每一寸土地上的战争潜力，这也就是所谓孙可望那“素质作风过硬的官僚团队”，与其说是官僚团队，1652年的明廷官僚不如说全都被孙可望改成了后勤军官。贵州官民七三开的税率，老百姓却反而吃上了饱饭，其魔力不是地主士绅良心发现，而是他们终于从口头上支持战争变成了实际上的战争参与者，每一个社会要素都被合理地组织了起来参与进战争里，所以云贵两省这两个帝国边缘硬生生挖出了十万兵员，配上李定国刘文秀这样的天才指挥官，一支好的军队，自然也就建设出来了。
因为接下来就是一帮子整训后的新兵把清军的湘江防线撕了个稀烂的故事，甚至李定国还打出了两蹶名王这种战绩，先斩孔有德，再毙尼堪，奉为天兵的真满洲兵也没能挡住明军出山时候的湖南上勾拳。虽然抗清战争因为孙可望自己的其他缺点和指挥失当而葬送，但是这一套“军政模式”的的确确证明了自己在战争中的高度优越性。毕竟永历年的南明已经是全身到处并发症的晚期病人，组织力低下、资源错配只是这个病人最致命的喉癌，西军虽然手术治好了喉癌，但是对于指挥体系沟通建设、战略目标规划失当这样的肺栓塞，西营明军却没能拿出好的解决办法，最后南明这个重病病人在喉癌被治好后仍然在十五年后因为肺栓塞爆发而去世，但这段历史中西营提出的这套营庄制“喉癌手术”却给后面的军事集团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研究价值。
但其实这一套后世国人觉得是基操的“内政”那年头却可是邪术，是要把中国重新带回五代乱兵，乱军坏国的“军政”。传统内政可不怎么包含这些东西。毕竟天朝上国的年代里可没有那么饥渴的被隔壁一拳打死，整个社会被异文化异教徒彻底改造的恐惧。大清再怎么努力，毕竟本身体量不大，顶死也就剃发易服，不会让废汉语，不会废孔学，不会不准吃饭改吃面包，吃一粒米就杀头，说一句汉字就剥皮。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就不一样了，以没有投降为目标的二战里各国都搞出了一个先知领着一个武装教团把每一分战争潜力压榨到了极致出来打大圣战，只要对强军有好处，什么法子都敢使，什么利益集团都敢得罪，什么人都敢杀，而东大更是教训深重，可大明朝的衮衮诸公是没这么夸张的，还是那句话，大不了剃头嘛，换个老板，大家还是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