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总拿着卫所兵blabla腐败blabla的说事，其实如果朙代史料看的多了，会发现从洪武开始就出现卫所逃亡现象，军队内部整肃腐败问题也远不止一次。甚至可以认为“军队腐化糜烂-战斗力下降-外部威胁增加-形成严重军事问题-朝廷任命文官整顿修复-文官重塑地方军事-化解外部威胁-地方军事腐坏糜烂这一循环在朙代已经形成常态。刘天和，胡宗宪，曾铣，王越等都是在这一过程中诞生的军事文官。哪怕到了隆/万时期朙朝依然能取得开松山新边，三大征这种较大的军事成就。所以说军队腐化糜烂在这个循环里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如果追踪明代军事体系变化的话，就会发现从始至终明军的组建思路都是有迹可循的。
亲军卫所-三大营-十二团营-营兵制度or家丁制度的实质都是从不同兵源遴选兵力进行整合训练，整个过程只是逐渐的把这个整合的核心从中央转移到战略重点地区，朝廷主要负责把全国各地的兵从调动到中央训练移动到地方上。家丁本质上也是防区内归属武将的营兵。实际上这个趋势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不同地理环境需要的军事力量不一样，将整训组织军团的核心放到地方上更有利于组建有针对性的力量，且可以随着文官见识的增长不断在军队内投入新的武器装备。
作为经常的批判对象的明代卫所的实质是兵役人口且卫所的兵役人口基数也是不断补充的（补充方式比较坑爹，包括收拢内附少数民族直接划入卫所，官员改募兵和民兵户口等手段），从卫所中筛选的额兵才是作战兵力，等到组建营兵的时候从额兵、卫所壮丁、客军、民壮、民兵、地主武装、少数民族、社会招募人员里筛选兵源结合文官的方案形成军团。
与这套制度匹配的就是在军队组织过程中文官的广泛参与，各种调动命令草拟，兵源筛选，汇报和研究讨论情况，监督前线将领执行，地方兵源招募训练都是文官直接进行的，这也就培养出了大量有军事组织工作经验的文官。
最终担任经略巡抚的文官在这个过程中主要负责的是根据各种兵法和自身的实际经验，汇总一线将领意见整合出军事方略来，再根据军事方略去建立营兵重组军事体系解决军事威胁。
那么为什么到萨尔浒之战后，这个模式开始失灵了？
个人认为其中变量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掌军文官遴选体系的崩溃，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万历怠政期间的官僚体系严重缺额，但是天启和崇祯也并没有实现重建，相反因为激烈的党争导致了人心和制度的混乱，加剧了问题，到了崇祯就是皇帝的刚愎自用导致问题激化彻底死局了。
其次是大规模的饥荒和财政危机影响到了兵役制度。普遍饥荒大部分兵源都可能转变成流民和叛军，一方面影响了军队整体素质，反过来加重军队负担。
这两个是根源性的问题，在根源性的问题基础之上导致了策略性的问题
1.国家战略的摇摆：明庭在最后几十年中一直在奢安-辽东-农民军三处战场之间反复摇摆，需要面对多方面的战斗任务，而这些战斗任务随着朝廷党政互相攻讦不断摇摆导致明庭很难把军事力量集中到一处。
2.军事场景的变化：对于明军来说，与后金的对抗实质上是和另一个自己的全面战争，双方在战术、武器、指挥体系上多有相似之处，这和蒙古、女真、土司等敌人有本质性的不同。且在这一过程中后金的战术也经过了多次更新换代，从萨尔浒的死兵冲击到辽阳的盾车再到皇太极时期的步-炮-骑协同。后金这个主要对手在战斗中学习战争不断自我更新，明军要想胜利必须展现出足够的适应能力。
上面两个因素综合就直接影响了战场操作。缺乏军事经验的文官把适合山地的土司兵放在平原，不合时宜的让军队出击，不能合理的设置境界，安排军队轮休空耗军人体力等等问题，最后导致军人不能以最佳的精神状态和适合的队形投入战斗，直接影响了军队战斗力发挥，最后导致了“小规模战尚可，大规模战拉跨”的现象，因为负责管理和指挥大规模战役的文官已经没有像前辈一样组织这些战役的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