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如果我们认为华夏文明是白色，印度文明是黑色，那整个亚洲区块并非只有黑与白两种颜色，而是有无数种过度色，而云南就是其一。
再说历史。我们现在讲云南历史，主要是从战国时期开始，也就是楚国的庄蹻入滇，出处是《史记》和《汉书》。印证史书记载，需要考古发掘。这里能印证的，就是晋宁石寨山古墓群。
石寨山出土大量青铜器，但和中原青铜器不同，石寨山的青铜器都没有铭文。我们现在判断石寨山的时代是战国至汉代，原因有二；第一，庄蹻入滇是战国时期，如果他那时建立滇国，那墓群应该是始于战国。第二，1956年，在石寨山六号墓出土了“滇王之印”，这枚印记载比较清楚，是汉武帝刘彻于元封二年，赏赐给滇王尝羌的。这枚印一下说清了三件事，石寨山古墓群的年代（至少到汉），墓的主人（滇王尝羌），统治方式。
现在细说统治方式。
一，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原和云南的关系是认识了解。古滇国，是楚国的巫郡、黔中郡在前二七七年被秦国攻占后，庄蹻无法回国才建立的。从出土青铜器看，战国时，这地区有较高文明程度，但群落还是很松散，没有统一的国家。它是独立发展的，只不过因为入滇一事，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二，秦时期。秦始皇下令开通五尺道，至当地（曲靖）。但秦朝很短，秦灭亡后，五尺道又中断了。现在史学界搞不清，秦朝有没有统治滇国，但通过五尺道，我们可以搞清两件事；在五尺道以前，可能云南和中原没有通路，至少没有常规通路；证明秦之前，不存在统治关系，秦待定。
三，汉时期。汉初国力很弱，西南疆界在巴蜀一带，这个记载明确。到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命人出西南夷，想避开北方匈奴，寻西南通道，通往大夏（类似张骞出西域）。当时的滇王尝羌，协助了武帝使者，但被当时的昆明夷阻挡，未能成功（但建立了和滇王的联系）。灭南越国后，汉武帝邀滇王入朝，滇王拒。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讨伐滇国，滇王尝羌降汉，汉设益州郡管辖，同时赐滇王之印，并允许滇王权利续存。但反叛不断，直到东汉时，滇人势力才完全铲除。总结起来，西汉是遥治，东汉是远治。
遥治和远治的问题就是，你国家一乱，它就不治了。所以到了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云南又成了群雄并起的失控局面。
西晋初年，中央直接统治云南（宁州），但没多久就是永嘉之乱（311），西晋宗室被屠戮殆尽。
在两晋之间，有一个定都成都的地方政权，简称成汉。成汉屡犯云南（宁州），公元333年时，东晋的爨琛抵挡不住，就投降了成汉。但成汉内部问题很多，爨琛看准机会，后又归了东晋。受封后，爨氏始独霸云南四百年。简单说，就是短暂回归后又跑了。
东晋后是南北朝，这时大家自顾不暇，当然也就没机会去管爨氏云南了。到了隋，天下再次一统，云南自然也回家了，但这时有个插曲，就是南诏的兴起。
简单说，我的观点是，云南本土的居民的文明程度不差，但因为地形原因，很长时间可能缺乏组织（类似泰国班清）。但经过爨氏统治后，云南本土势力开始有了组织，奠定了六诏形成。蒙舍诏起源于现在大理州巍山县，祖廷就是巍山县的巍宝山。其它五诏也都是围着洱海，相隔不远。最后各种机缘巧合，例如唐的扶持，天宝战争指挥者的失误，就直接和连接造成南诏（云南）的独立。但德化碑说的清楚，这不是主动的独立，而是迫不得已。
至于大理国，它的情况与南诏其实非常不同。唐丢了南诏，属于操作失误。而宋不管大理，是它自己的选择。宋鉴于唐在南诏身上吃了大亏，伤了元气，以至于安史之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除拥护李氏的长安集团外，别有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所以主动选择，不与大理过多来往。这个选择是对的，但效果没达到。宋最后还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内部没有大乱（类似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硬被外敌灭掉的王朝……后来大理被元灭，元又被明灭，我就不多说了。
最后回到问题。纵观历史就知道，中原对西南的认知与管理，是非常逐步的。从开始的了解，到中间的遥治远治，再到后来的统治，脉络非常清晰。但即便进入统治阶段，反复也是非常多的。在开头我说过，如果印度文明是黑，华夏文明是白，那云南的文明大致就是奶黄色。它与华夏有别，但大致依然差不多。所以无论爨时期，南诏时期，还是大理时期，云南游离的最大原因，都是中央的问题。只不过有时是不自信，有时是过度自信，最后弄巧成拙。当中央正常时，回来就是理所应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