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回答题主的问题，这句话是李达在在批判胡适运动中所写的《胡适反动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一文中的引述。原文刊载于《长江文艺》杂志1955年2月号，后收录于《胡适思想批判(第三辑)》，原文如下（第15页）：

胡适本人的文存里有颇为类似的表述，胡适在1947年发表于《中苏日报》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中写道：『例如前些日子有人讨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一张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

这句话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甚广，目前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这些说法以讹传讹，以致一些正式出版物的作者也误加引用。

一种说法是胡适对吴晗派来劝他留下人所讲，如岳南的《南渡北归3：离别》中（第9页）中所写：

又如台湾陈三井的《舵手與菁英: 近現代中國史研究論叢》中361页中描述：

这两篇文章都以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作为参考文献，但是几种版本的胡适杂忆中均无类似表述，似为误引。

另一种说法是对儿子胡思杜所讲，似乎仅见于网络，表述如下：

但是他的儿子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对他说很有名的一段话：“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思杜固执己见，胡适夫妇没法，留下一箱细软，乘飞机离开。

这两种说法并无根据，各种细节应属于传播者的添油加醋。

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引注：这是胡适发表于1947年的文章）

我们在今日谈宪政，谈民主，谈国共问题，谈结束训政，谈美苏对峙的两个世界，似乎都应该先认清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在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

　　为便利起见，我们可以把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叫做甲式政党，把这三十年来苏俄、意、德诸国后起的政党叫做乙式政党。

　　甲式政党的性质有这几点特色：

　　（一）甲式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人人可以自由脱离本党。如英国邱吉尔从前是自由党，后来是保守党。如美国威尔逊本是民主党，后来竟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二）党员投票是无记名的、秘密的。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的投票，也没有特务侦探可以干涉党员的言论行动。最近美国民主党的华莱士在国内国外批评本党的政策，是最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的议员也有严重批评本党的政策的。这种行动，本党固然无法制裁，社会也往往允许，称为“独立”，称为“不党不偏。”

　　（三）甲式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每个政党总希望成为多数党，但每个政党总得容忍并且尊重少数党的权利，因为今年的少数党也许明年要成多数党，今年在朝的多数党也许明年下野成为少数党。最后的决定是人民的选举票。在选举之前，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确知全国人民的最后决定，也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操纵把持全国人民的投票。例如美国一九二八年的大选举，共和党胡佛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四年之后，民主党罗斯福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这都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四）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失败的党决不敢用警察军队的力量来霸佔政权，或毁灭得胜的反对党。因为他们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又可以有竞选的机会，所以他们都努力培养”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试看英国邱吉尔在一九四五年负着何等威望，然而那年选举的结果，保守党惨败了，邱吉尔只能坦然交出政权，退居反对党领袖的地位。

　　以上所说的是甲式政党的组织与作风。至于乙式的政党，便完全不同了。

　　乙式政党的性质也可以分作几点来说：

　　（一）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党员入党必须经过审慎的调查察看。入党之后，党员可以受惩戒，被开除，但不能自由脱党。

　　（二）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也没有秘密。乙式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特务侦察机关，他们的作用不但是侦查防范党外的人，还须监视党员的言论、思想、行动。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思想言论必须依照党的路线。

　　（三）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乙式政党本身是少数党，但因为组织的严密坚强，往往能利用政治的特殊权威，压服大多数人民，以少数党统治全国。

　　（四）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澈底肃清铲除，才可以巩固一党永久专政的权力。

　　以上列举甲乙两式的政党的性质，都是很浅近的政治常识，不值得政治学者的一笑。可是这些区别，正因为很浅近，所以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於高明的学者所忽略。例如前些日子有人讨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一张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苏俄因为没有反对党，故一九三六年新宪法之下的选举结果认为百分之一百，或是百分之九十九。美国因为容许反对党自由竞争，所以罗斯福最大的胜利总不过人民投票总数之百分之六十。（此指一九三六年大选的结果。一九三二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七，一九四〇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四。）这百分之六十的大胜利，代表自由的政治，代表独立的思想与行动，代表容忍异党的雅量。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僅僅是几个政党分配各种选举名额或分派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地位。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了。

老家贫困县修各种奇观，太蚌埠了，这钱就是不肯给农民发退休金。

《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
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William C．Ballitt），本年7月，衔《生活》、《时代》发行人亨利鲁斯之命，来华考察，10月10日在《生活》杂志发表访华报告（China－AReport to the American），长达万言。中央通讯社不惜工本，全部用电报拍回，各报纷加披露；官方及官方的报纸一致颂扬。吾人披诵之余，谨述其意见如下：
第一，我们统观全文，蒲氏的中心思想是反苏防苏。蒲氏以这一个中心思想为出发，他认为目前最有“统治中国的威胁者”就是苏联；他认为中共是“苏维埃强权政治的工具”，他认为苏联意欲利用中共这一工具把中国沦为“苏联的附庸”；他痛责故罗斯福总统在雅尔达（通译：雅尔塔）会议中的错误；他认为在1947年2月12日杜鲁门总统演说以前的美国政府一直采取着“可笑的态度”；他叙述马歇尔于1946年l月10日使中国政府与共党签订了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协定，但是“苏联的计划是利用马歇尔所斡旋的停战时间，尽量把共军自华北运往东北，而把接收自东北日军的大量武器，配备共军，利用停战时间，到中共军队装配齐全的时候，苏军再行撤退”；他又叙述马歇尔使华失败返美后，美国对华抱旁观政策，停止在军火上及财政上支持国民政府，但“苏联在另一方面却装备了我们的敌人”——蒲氏此处所谓“我们的敌人”，显系指中共而言，这表示蒲氏业已认为中共同时亦为美国的敌人——，蒲氏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政策”；蒲氏认为假如斯大林控制了东北，“对于中国将来的发展，关系异常重大”，最后对于美国本身也有严重的后果；因此，蒲氏认为美国必须对于国民政府作立刻的全盘的援助，“仅仅取销美国对华禁运军火的命令还嫌不足”，蒲氏认为杜鲁门总统应该像罗斯福总统在邓克尔克（通译：敦克尔克）撤退后英法严重缺乏枪炮弹药时所做的一样，采取迅速的行动；蒲氏述及现在美国有数十万吨积存的弹药，弃置在世界各地，任其霉烂生锈，他主张将这些物资宣布业已不适美军使用，作为废弃，然后以一元作价五分，售给中国。同时为避免中国的“通货膨胀瞬即会像脱缰之马”起见，美国政府应即在后此的30天内贷给国民政府7500万美元。除上述立刻的援助外，更就经济财政军事方面作全盘的援助，以三年为单位，在三年以内，由美国贷给国民政府13.5亿美元，其中6亿元作为三年计划中的信用贷款，用以购买美国的物资，如美棉、烟草、小麦、石油、汽油以及机车、铁轨、卡车等，另6亿元为三年计划中军事方面所需的费用，用以装配旧的军队，训练新的军队，再加1.5亿元作为外汇平衡基金。这是蒲氏援华方案的纲要，而所以要全力援华，其目的乃在“把每一个武装共产党徒驱除于中国领土”，“阻止斯大林霸占中国”。
我们无意在此讨论蒲氏所攻击苏联的种种事实是否正确的以及蒲氏所建议的各项办法能否实现，我们在此所欲讨论者，乃是蒲氏的议论的动机和态度，是否健康，是否公道？其间牵涉到许多问题：一、蒲氏不愿中国沦为苏联的附庸，然则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二、在过去几年中，到底是苏联控制中国的色彩浓厚，还是美国控制中国的色彩浓厚？三、今日美国，如蒲立特先生者，因为恐惧苏联，主张全盘的援助国民政府，反苏反共，但过去几年中，美国在中国势力的膨胀，以及这次像蒲立特先生这种建议，是否可以使苏联感觉愉快，感觉安全？凡上三题，蒲氏一字不着。蒲氏一开头就说：“防止任一国家统治中国而动员其4.5亿人民来对抗我们，这是最关美国切身利益的事情”。蒲氏既然可以如此说，苏联又何尝不可以说：“防止任一国家统治中国而动员其4.5亿人民来对抗我们，这是最关苏联切身利益的事情”？蒲氏可以说：目前有统治中国之威胁者是“苏维埃帝国主义者”，苏联又何尝不可以说：目前有统冶中国之威胁者是美国帝国主义者？蒲氏可以说：“我们（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以防止苏俄统治中国而动员其人力来对抗我们”，苏联又何尝不可以说：苏联必须采取行动以防止美国统治中国而动员其人力来对抗苏联？假定苏联亦发表与上列蒲立特所宣称的相同的议论，至少在我们看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间并无任何轩轾。然而假如每一个国家，都恐惧别的国家控制中间某一个国家，大家都要“采取行动”以防止对方国家统治这某一国家，则世界还有什么和平？实际上，在最近几年中，美国之在各方面牢牢的威胁着中国的独立与自主，业已成为一个世人共同感觉的事实。蒲氏在他的文章中，建议由美国贷款给中国，卖军火给中国，替中国训练军队，帮中国打垮共产党，监督贷款的用途，管理军队的给养，而且主张“派麦克阿瑟将军于现有职务及权力以外，加上大使衔的总统私人代表的称号，飞往中国，和蒋主席拟订一个共同的计划，以防止苏联的征服中国”……蒲氏之企图由美国来控制中国，已极明显。蒲氏一方面不愿中国陷入斯大林的“掌握”，一方面却企图使中国陷入自己的掌握；一方面在事实上美国业已独霸中国，一方面蒲氏还在大声疾呼，宣称苏联企图“独霸”中国，蒲氏这种议论，实在有欠公允。就我们中国人自身来说，我们久已苦痛于我们有这样一个落伍的腐败的政府，在20年的统治中，把国家搞得越搞越穷，越搞越弱，越搞越乱，以致引起强邻的窥伺。我们自己心里明白，一个略有野心的国家，不论是过去的日本和英国，或者今日的美国和苏联，哪一个不对中国转念头，打主意？不过彼此的方式不同，程度不同罢了。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权利指摘对我们有野心的国家。老实说，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卫星，成为他们的附庸。而在这种情形下，蒲立特先生有什么面皮狺狺然一面倒的抨击苏联？蒲立特先生为什么要援助中国，他有什么理由要独爱于中国？拆穿了说，他不过是要利用中国，正如他在他的文章里开头所说的，动员中国的人力来对抗苏联，以保障美国的利益罢了。美国有钱，美国企图用金钱来收买中国，要中国人替美国牺牲，为美国而死；除此以外，他还有什么理由要独厚于中国，要借钱给我们，援助我们？统观蒲氏全文，我们认为蒲立特先生的整个出发点是偏的，而他的动机是自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第二，蒲立特先生主张援助中国，实际上，他要援助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的国民政府。理论上，政府本来是代表国家的；但在历史上，政府常常是不代表国家的；目前的中国，就处于后一种情形。就对外关系上讲，今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愿意反美，也不愿意反苏，都主张同时与美苏友善，甚至希望中国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中国有无能力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这是另一问题，但至少表现于近两年来中国的言论者，大多数人都不愿中国成为美苏双方任何一方的尾巴。但是中国的现存政府，因为要维护他们个人或集团的权势利益，他们坚决排斥共产党；因为排斥共产党，连带仇视苏联；因为仇视苏联，所以一味的投入美国怀抱，甚至一部分人幻想挑拨美苏之间的感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做法，并不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所附和。至于在内政上，中国现存政府之业已失去人心，其明显确切，一如在太阳底下的影子．无须我们再在此处浪费笔墨。魏德迈将军在致美国援华会柯立芝夫人的函件中声称：中国人民只求能供给粮食与居住之任何政府，对于倾向苏联一举所包含之种种复杂问题，不暇顾及。（美国新闻处华盛顿10月16日电）魏德迈将军这种观察是正确的。对于中国一般穷苦的老百姓，国民政府也好，共产政府也好，或者其他什么政府也好，他们都“不暇顾及”，他们所急切关心的是能让他们活得下去，让他们有果腹之粮，御寒之衣，以及躲避风雨的房屋。这同时也就说明：这20年来的中国执政的人物，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尽其应尽的职责，甚或根本对于这种基本问题，没有作任何有分量的努力。20年来南京的官员所发生兴趣的，是政局的演变，权势的得失，而非一般社会经济生活的改革与改善。今日中国人民生活的艰苦与凄惨，业已到达为一个大文学家所无法描写的地步。在内地城乡以及偏僻的角落里，民生的艰苦，更不必说，就是在这个远东第一豪华的大都市里，一到晚上11点以后，许多街道上，在那冷冰冰的容易招致疾病的水门汀走道上，躺着手脚绻缩的无数贫民，就在这萧瑟的秋风之中，获取他们为维持他们像游丝一样的生命所必须的睡眠。这些人本身并无罪孽，然而他们却过着罪孽的生活；即使我在此叙述我每晚所目睹的这种凄凉的景象，我亦仍然不禁热泪盈眶，悲从中来。然而一切对于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真正具有兴趣具有抱负的人物，他们无法获有机会为祖国服役，而掌握权力的人，则仅知如何巩固并发展他们自身的权势与利益。在政治生活方面，我们依然不能获得我们应有的各种基本的公民自由，而且一般反对派人物经常生活在恐怖与不安之中，政府经常用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来限制反对派的活动和存在，而其方则花样百出，巧妙无穷。然而政府还要扯着许多冠冕堂皇的大旗，表示政府的倾向民主和决心实行宪政。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20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没有路轨，可以向外国买钢轨枕木，无法耕耘，可以向外国买种籽肥料，要发展工业，可以向外国买机器原料，要改革币制，可以向外国贷款，惟有道德的堕落，非一时所能回复，也非向外国借贷所能改善。因此我们很公平地说，这个政府确已与人民脱节！与人民的需要脱节，与人民的福利脱节，与人民的意愿脱节。在法律上，它迄今仍然是国内国外所公认的政府，但在政治上，它已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不能满足中国人民。这个政府不仅已与人民脱节，而且照目前的情形来看，这种脱节的程度，也将愈来愈深。在它的统治下，人民将愈来愈没有希望，饿死的人必然愈来愈多，自杀的人也必然愈来愈多，而原有一块钱的，在它的统治下，亦将渐渐变成为五角，变成为二角五分，变成为一角二分五厘，以至终于变成赤贫。这个政府业已成为中国人民所不能忍受的政府，但这样一个政府，就是蒲立特先生主张美国支持援助的。蒲立特先生建议援助的，就是这一个“政府”，而并非中国这一个“国家”。蒲立特先生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这个政府是反苏反共的，蒲立特要使这个政府成为美国的工具，代美国来驱使中国的人民为美国牺牲，为美国而死。
蒲立特先生的动机既然如此，既然企图利用国民政府为保护美国利益的工具，因之他便大棒其国民政府及其领袖人物，一面倒的敌视中共，蒲立特先生可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能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今日这样膨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 20年来政治清明，民生康泰，中国何致弄到今日这样民穷财尽的地步，替共产党造机会？假如20年来政治开明，胸度开阔，何致要把许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产党增加声势？假如20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我个人很率直的说，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制造共产党培养共产党的因素不先消灭，哪里能消灭共产党？照现在的样子，消灭了一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10个共产党，消灭了10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100个共产党。在蒲立特先生的建议里，他建议由美国来训练中国的军队，供应中国的军队，指挥中国的军队，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兴起与膨大，并非由于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脆弱，反过来说，并不因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增强后，共产党就将消灭。今日中国的问题之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者，已为识者所公认，而这个曾经两度做过一个大国的外交大使的人，仍然这样近视，这样胡想，我们真是替近代人类社会文化水准的低落伤心！蒲氏又建议大宗贷款中国，以解救中国的财政危机。他主张在三年内贷给中国信用借款6亿美元，用以购买美国的食物、原料与机器；他实在是在间接替美国货做买卖。我们不相信在这种混乱的行将崩溃的局面下，单靠外国的贷款就可在根本上稳定中国的财政，改革中国的币制。在抗战中，政府曾经发行大批关金，企图稳定当时日益贬值的币制，但今日的关金价值如何？前车不远，昭昭可鉴。我们认为整个的局势不趋稳定，一切改革币制的努力都属白费。因之我们认为，在蒲立特先生的访华报告里、不尽他的动机是偏私的，就是他的看法也是不健康的。
总之，蒲立特这篇文章并无任何可取的建议。他是一个反苏人物，他之有他这一套，实极逻辑，而他之能洋洋洒洒发表其意见，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下，亦极自然。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他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却是一种投机。照最近各种趋势观察，美国殆将改变自马歇尔返美以后以迄于今的那种袖手旁观的政策。美国政府之将积极援助国民政府，虽其方式、数目、条件如何，尚不可知，但援助之来殆无异疑。蒲氏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种建议，又于来华以前，先访东京，其间机微，至堪寻味。
10月17日
原文1947年10月25日 发表于《观察》第3卷第9期

以及胡適博士对储先生《不平而鸣》的热烈赞赏。

胡适1947年4月11日的日记里没有记这一天应事接物的任何内容，只是抄了两段英文：
"A man that could look no way but downwards and with a muck rake in his land." Pilgrim's Progress p.4,II
"Man with the muck rake are often indispensable to the well being of society, but only if they know when to stop raking the muck." Theodore Roosevelt, Speech, Laying the Corner stone,Office Bodg.of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pril 14,1906.
译成中文是：
一个眼睛只会向下看、手里拿着粪叉子（揭发丑闻）的人。（《天路历程》第2卷第4页。）
手里拿着粪叉子（揭发丑闻）的人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是有益的，但是他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T·罗斯福的演说《奠基》，众议院办公大楼。1906年4月14日。）^[1]

参考

1. ^https://book.douban.com/reading/10106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