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不自觉地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产生了共鸣。
针对“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学”这个问题，金正日同志在1992年就在《论主体文学》里回答过了。
他是这样评价那些“哭哭啼啼、没有出息”的文学作品的：
主体的文艺观要求从主体的观点和立场上看待并描绘美。从主体的文艺观的角度来看，美就是自主人的生活和斗争。对社会存在——人来说，自主性是生命，因此，没有比为此而生活和斗争的自主人的生活更美的。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无论描绘哪个时代，哪个社会的人，都要从为自主性而生活和斗争的人的生活中寻求美，并真实地描绘美。在剥削阶级的社会里，人民群众为实现自主性而进行的斗争是艰苦卓绝的浴血斗争。在实现自主性的斗争过程中，会有沉痛的牺牲和失败，也会有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不幸。但不能因此就把人民群众在实现自主性的斗争中经受的不幸、痛苦、失败和牺牲当做徒劳的、纯属悲剧性的东西而加以描写。如果这样，这种作品就不能揭示出人生的真正美，也不能给人们启迪美的真正意义。文学艺术应当把在实现人民群众自主性的斗争中牺牲的人推崇为时代的英雄，把他们坎坷不平的生活历程描绘为明朗而有价值的、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富有意义的人生历程。
这一点，和另一位伟人的诗句颇有相合之处
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我们炸桥挖路是为了团结，攻城略地是为了斗争。
即使哀鸿遍地血流成河，也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
一言以蔽之：在伟大斗争中，苦难是难免的，但是不要去抱怨，更不要因苦难而质疑斗争是否伟大。
不过，金正日同志还指出文学应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
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诋毁社会主义文学是为政治所束缚的文学，这不过是为掩盖资产阶级文学的反动本质而抛出的诡辩。像某些作家那样，主张宁可有损于形象的塑造，也不能有损于政治思想性，而不顾及提高作品的艺术性，那么这种文学就不是文学了。没有穿上形象之衣的思想，只能把文学引向死亡。文学要是只提倡作品的思想性，不仅会招致破坏艺术性的后果，而且会招致给诋毁社会主义文学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中伤与诽谤添油加醋的后果。
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决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文学要是没有思想性就没有艺术性，要是没有艺术性也就不会有思想性。两者中，如果舍弃一个而突出另一个，那结果是两者俱没。
看来金正日同志还是比某些强调“三突出”原则的“旗手”之流要高明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