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我国现在绝大多数县城就是一个商品倾销地和资源供应地。
财政分两大块，一个是税收，一个是基金收入。
网络上熟悉的土地财政属于基金收入，不进一般财政预算。大城市确实卖地很赚钱，可以靠土地财政维持。
但大多数县城，尤其是非长三角珠三角的县城，就没什么土地财政，他们的地不值钱，能卖一块地回点资金就算赚了，很多时候吸引大开发商来开发是要给地的。像我老家县城之前邀请恒大来开发，自己本身没什么钱赚，求爷爷告奶奶才有个大开发商来。
所以，土地财政这种基金性收入对于县城来讲没太大的意义，包括很多中西部地级市也不依靠土地财政。因为他们的地真的不值钱，他们没办法像上海杭州这种城市一样年年稳定的供应土地。
剩下的就是税收
但县城现在收不到税，这是我国特殊的税收体制决定的。90年代分税制改革的时候，全国市场的统一并不明显，尤其是电商这种东西根本没有。
现在不同了，全国统一市场基本建成，电商迅速发展。这就导致了我国增值税征收体制严重倾向于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
我国税收最大头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然后是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
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征收商品增值税的时候，由于多次流转，最后到了县城这个销售末端能够收到的税非常少。而如果是走电商，干脆一分钱也收不到。
比如我们买一部iPhone，这个例子我在知乎举了很多次了。
这部iPhone从郑州保税区出来交的关税是中央税，全部上缴中央。然后这部iPhone就成为了苹果在中国销售公司的货物。
我们买iPhone很少会直接向苹果公司购买，需要经过经销商去苹果进货，然后再卖给我们。
这样，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们就要去北京上海找苹果公司拿货，这次拿货就是一个交易的过程。这次交易产生的增值税是最多的，因为这是属于苹果公司的利润，差价最大。这个增值税就全部给了北京上海。
这些经销商背着几百部iPhone回到各自的省份开始售卖，当这部iPhone流转到县城的时候，县城售货方所能得到的利润已经非常少了，县里的商店，拿货价与销售价的价差很少，县税务局收的增值税相应的也就非常少。
然后这个非常少的增值税，还要跟中央分成。
这里的问题在于，北京上海只需要设立一个大企业的销售公司，增值税就源源不断的进入到北京上海的税收中，而销售地却拿不到多少税。
这还是传统模式，县城至少还有点汤喝。当电商网购兴起之后县城干脆连汤也喝不到了，因为当你从苹果官网买一部iPhone邮寄到你县城家里的时候，全过程与你县里的税务没半毛钱关系。
所以，随着电商的兴起，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财政优势迅速扩大，本来县里还能养活一些经销商，现在这些经销商直接就没了，只能留一两家快递收个几块钱的快递费。
这种模式是非常不合理的
这导致了强者恒强，弱者越弱的局面。
县城并不是没有经济活动，比如河南很多县城，其实经济也不是完全没活力，但县里财政没法看。县里的经济活动与县财政分离了。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即户籍限制。倒不是说农民无法迁户口去城市，现在很多农民是不愿意迁户口的。
但这样会导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青壮年农民户口在县里，但青壮年农民并不生活在县里，他们都在大城市里打工。可这些人又无法真正留在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等等这些大城市只需要他青壮年时期的劳动力，并不要他这个人。农民工的社会成本依然由老家县城承担。我国现在，此时此刻还有上千万的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地大城市工作劳动，自己留在老家上学。
县城无法获取本地青壮年劳动力创造的财富，却要承担这些青壮年劳动力的社会成本。
这才是真正让县里财政困难的地方
因为如果仅仅是经济活力不行，人口流失，对于政府来讲问题也不大。人少了，负担也少了，尤其是青壮年人口离开，意味着本地儿童数量也会大幅减少。
经济发展别想了，但也不至于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只需要控制政府社会的运行成本即可。也就是我们可以大幅减少老师警察等社会服务人员的数量。其实现在县里的行政编制没几个人，最大头的是老师，因为义务教育，然后是政法系统，维持治安。
如果是真的人走了，人少了也行。意味着这两大块支出可以大幅削减。
但问题是现在的人口流失是假流失，是人走户籍不走，成年人走小孩不走。
这就给县级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它没法躺平，它还必须硬着头皮把社会服务事业办起来。
县财政有出路吗？没有，因为它的税收被大城市抢走了，然后还要给大城市承担社会成本。
改变这种情况，要么改税制，要么改户籍政策。但县属于没有任何政治话语权的层次，这俩都不是县能影响的。
所以，只能靠转移支付和借债来应付。这也是我在写台湾和美国对抗时一直说美国对中国极限压迫，台湾屡屡跳脚，中国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的原因之一。
因为沿海地区给内地的转移支付是要依靠外贸的，现行体制下，一旦外贸出现问题，上海深圳财力雄厚还能撑一撑，内地这些县城转移支付少一点工资都发不出去，少三分之一就可以直接关门了。顺带着还要引爆庞大的县级政府债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