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互联网上，受美国民主党白左打造而一炮走红的某普韦布洛族明星，其家乡尤马县在罗斯福新政期间便是一个代表。罗斯福上台后，税收逐年提高。罗斯福新政开始的第四年（1936年），尤马县征购粮食9万磅，次年（1937年）提升到20万磅，之后一年（1938年）虽降低到14万磅，但仍比9万磅的数据高出55%。（《尤马县志》，第245页）《印第安人重组法》启动后（1939年），新政工作组宣布为了实现“和平改革”，宣布收缴印第安人所持武器。新政收缴武器，印第安人的刀矛与火器均在收缴之列。作为半游牧民族，各个民族的印第安人都保有大量武器，除了枪之外，还有大量刀具。印第安牧区男女老少皆拥有小刀，吃肉时用于切割，屠宰牲畜也需要用刀；男人放牧时必须要有火器，如果没有铳至少也要有一把锋利的腰刀。因此，牧区的印第安人拥有武器不仅是尚武精神，也是生存需要。收到收缴武器的命令后，因历史原因长期不信任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印第安酋长们聚集起来商议，决定抵制该命令，武装冲突随即爆发。为了镇压盘踞在普韦布洛悬崖圣殿的印第安叛军，经过美国国防部批准，两架刚刚服役的B-18“大刀”轰炸机携带炸弹从丹佛起飞，越过落基山脉后轰炸了盘踞圣殿中印第安人。在“神鹰”的轰炸下，印第安叛军溃散。事后根据《亚利桑那州军事志》提供的资料，这场规模不大的印第安人叛乱共计消灭印第安叛军2004人（毙311、伤80、俘1613）。同一时期，亚利桑那州多地因抗拒《印第安人重组法》也爆发了多起印第安人叛乱事件，其中又以拉巴斯县为代表。拉巴斯县的新政工作组人数稀少，叛乱爆发后该工作组被围困于该县市政厅大楼内，时任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知晓后，即批示美国时任战争部长哈利·H·伍德林：“派降落伞兵部队解救拉巴斯县干部。”虽之后因地形原因，空降部队并未成功降落，但这也确实是美国空降兵部队组建后的首次军事行动。（《拉巴斯县志》，第13页）
然而，这场冲突仅仅是之后更大规模冲突的预演。
有关罗斯福新政期间印第安部落税收的资料十分有限，但从零星资料中可见，罗斯福新政在印第安保留地推行后，粮食收购量逐年大幅提高。在前总统胡佛统治时期，亚利桑那州首府皮马县1929年的粮食征收量为43082磅；罗斯福上任后的第一年（1933年），应征粮额为364548磅，实征额379366磅，是胡佛总统时期的8.8倍；到罗斯福上任的第六年（1938年），应征额为545395磅，实征额为463437磅，相比1933年又增加了22.2%。（《皮马县志》，第192页。）希拉县在1935年的粮食征购量为3.7万磅，1937年征购数即达到70万磅，两年间增加了18倍；次年又达到159.2万磅，年增加率达127%。（《希拉县志》，第339页。）
如此大幅提高粮食征收，在一些地区已经造成粮食紧张。而且，在1939年对印第安部落开始推行《印第安人重组法》以启动“印第安新政”时，亚利桑那州政府也同时开始控制粮食供应：“亚利桑那州决定对实施《印第安人重组法》地区的农村按36%的面供应三个月，每人月供应量27磅。”这是因为《印第安人重组法》施行后，印第安人的土地、牲畜统一被列为“州有资产”，牲畜不能自由宰杀，也不能用畜产品去交换粮食，故由亚利桑那州政府供应粮食，但供应面只覆盖36%的地区，另有67%的地区没有粮食供应。（《亚利桑那州志》，第1319页）此后多次发生印第安人抢粮事件，与此不无关系。
《印第安人重组法》施行期间，新政工作组不仅大量没收粮食，还以「献粮」为名强迫生活状况较好的印第安部落和家庭交出“多余粮”。但实际操作时，粮食是“没收”、“征收”还是“捐献”全凭新政工作组和积极分子们掌握。工作队将10%至20%的印第安人划为“印第安酋长”也与此有关。“酋长”越多，没收物质越多，重组法案施行的“成果”就越大。大规模没收财产引发民众抗争，这并不奇怪。（《纳瓦霍县志》，第13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印第安人重组法》施行后印第安部落重组期间，原本各印第安保留地内的领导纷纷被召集到亚利桑那州首府皮马县，参加省参议院众议院会议，是为“皮马会议”。“皮马会议”原定涵盖各县的印第安酋长、萨满等上层人士，原定参与者69人，会议一方面传达华盛顿方面批准的重组文件，另一方面则是与印第安酋长等协商，使他们主动提交支持印第安人重组的申请书。通过会议的大小会协商和会外的个别协商谈话，如州长官几乎每天都要找各地的主要酋长谈话，确有一部分上层人士对实行新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大会上发言表示赞成罗斯福新政。（《亚利桑那州新政改革史》，第45页）通过三个月的大会小会、说理斗争，177名参加会议和未到会的酋长、萨满等印第安上层递交了要求开展印第安新政的申请书。除亚利桑那州首府外，亚利桑那州各县也相继召开各级会议，以同样的方式召集印第安人头目通过“拥护罗斯福新政”的决议。以阿帕奇县为例，1939年2月10日，全县六十余名印第安酋长被集中到县市政厅学习罗斯福新政精神。「申请书」也罢，决议也罢，只有宣传上的意义。就在各级印第安酋长开会期间，不管他们是否自愿也不管他们是否拥护，新政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些会议的另一个作用是把各地的印第安酋长集中起来，“发挥其统战价值”。2月24日，阿帕奇县议会发出通知，宣布各个新政工作队收缴武器，叛乱爆发。到3月14日，阿帕奇县全县除两个镇又四个村未发生叛乱外，其他地区均已暴动，参与暴动数达2787户，占该县农区印第安人的70.16%。与此同时，该县印第安酋长61人，萨满73人均在县城学习罗斯福新政精神，可见参与暴动的恰恰是罗斯福在《印第安人重组法》中要解放的印第安平民。（《阿帕奇县文史资料第一辑》，第54页）
也是在这年2月，美国民主基金会和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就改造印第安人问题向白宫呈交报告，提出了“两步并作一步走”的设想：在对封建性牧主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同时消灭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同时完成市场自由化改革和资本主义改造的双重任务，而不再经过一个过渡改革的阶段。（《民主基金会政策文件汇编》第三册，第1653-1656页。）从这一点上来说，1939年罗斯福新政在亚利桑那州的推行，是为以后改造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吸取经验。
面对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普韦布洛人、纳瓦霍人、阿帕奇人等印第安民族的叛乱，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提出“一些过去站在印第安百姓头上的人，舍不得眼前的个人利益，对民主党不相信，有怀疑，有顾虑，害怕安置工作后得不到好的结果，不听我们的话。也有些酋长想和政府较量......从而发生了叛乱”。1939年8月末，亚利桑那州印第安人叛乱暂时告一段落。为了安抚人心，1940年，拥有印第安人血统的俄勒冈州副州长在俄勒冈州召集当地奇努克人（支奴干人）上层召开座谈会，再三宣布“目前俄勒冈地区还不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并得到了各大部落上层“只要华盛顿的政策不变，我们就绝不变”的保证。（《视察奇努克地区工作的报告》）
但是，罗斯福新政的大方向没有改变。有了亚利桑那州的经验，俄勒冈州的新政工作组就强调“罗斯福新政不管采取什么方式，终归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种植园主和奴隶主阶级是不会甘心死亡的，他们程度不同的有抵触情绪，一些死硬派还会坚决反抗”。（《胡德里弗县志》，第79页）时任俄勒冈州长的查理·A·斯普拉格更是提出了“把叛乱消灭在预谋中”、“以军事围剿为主，政治争取为辅”的极激进政策，并别有用心的从大平原地区调来了苏族、科曼切族骑兵，进行所谓“平叛”，造成了印第安人内部的仇恨。（《回忆卡特林·特罗同志》）
实际上，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在俄勒冈州副州长座谈会的同时，就已开始军事部署工作。俄勒冈州政府在1941年下达了指示：“有大仗打，就抓住机会歼灭敌人；无大仗打，就协同地方新政工作组，深入发动盎格鲁撒克逊人，搜剿、逮捕叛乱印第安人”，无论“大打”还是“清剿”，其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彻底摧毁印第安部落统治，实现新政对畜牧业的市场自由化改造，后者的作用更为显著”。（《俄勒冈州议会对全州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1941年4月30日，俄勒冈州州长向国民警卫队下达正式作战指挥命令《关于平息印第安人叛乱的指示》。这份文件提出：此次叛乱不是局部问题，而是整个印第安人地区的问题。萨利什人、特尼诺人、乌马蒂拉人、瓦拉瓦拉人等未骚动人群也被认定为“积极准备暴乱”。（《俄勒冈州关于平息武装叛乱的指示》）与之对应，一些已被授予印第安事务委员会官职的印第安酋长在发觉形势变化及军事行动动向后，也煽动印第安人：“反正死的时候到了，粮食不够吃，饿死不如打死”。（《俄勒冈等地发生武装叛乱》，CIA内部参考，1941年5月15日）与之对应，6月24日罗斯福在白宫就俄勒冈州《对全州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这份文件上批示：“俄勒冈印第安人叛乱，极好。乱子越大越好。”（《新政以来罗斯福文稿》第七册，第286-287页）
在此局势下，冲突自然无法避免。以发生于哥伦比亚河上游的伤膝河的一场冲突为例，《瓦洛瓦县志》记载道：6月1日，哥伦比亚河第一瀑布平叛开始，经过柯立芝滩等战斗，至8月下旬，迅速平息了这场印第安人叛乱。但由于当时受“三只蓝鹰”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华盛顿的方针，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1999年由俄勒冈州出版的《俄勒冈州奇努克原住民保留地志》中提及这场战役时则说：“1941年5月3日开始，自......后，印第安叛匪驱赶牲畜向柯立芝滩集结......至5月31日，在该地共集结7487人，所持枪支1357支，战马2535匹。......6月1日晨，国民警卫队乘大雾天气渡河支援。陆军骑兵一师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法，于当日拂晓将该处叛匪包围并发起攻击，于当日 18 时战斗结束。缴获各种枪械1404支，枪弹10976发，刀、矛865把。”《俄勒冈州萨利什原住民保留地志》同样提及了这场战斗，并承认“参叛人数”中“绝大多数为被裹挟的印第安牧民”， 总数为7847人。如此精确的资料，应该是这几个部落全部人口的总和，也就是说，其中包括部落中的妇女老人儿童和萨满。这些人中有持械印第安叛军1732人，枪枝1357支，乘马2535匹。可以判断的是，当时在柯立芝滩集结的印第安牧民中拥有枪械者为总人数的18%，有四百“持械印第安叛军”仅有各种刀矛。《俄勒冈州奇努克原住民保留地志》把乘马改成战马，制造出“骑兵”的印象，可是战马的数量几乎比拥枪“印第安叛军”的一倍多，显然这些马不仅是战马，而是囊括了逃亡印第安牧民所携带的全部马匹。《俄勒冈州萨利什原住民保留地志》记载了同印第安持械战果：击毙265人、击伤143人、俘虏584人、纳降476、泅逃溺水112人、其他原因死亡12人，合计歼灭印第安叛军1595人。剩余的印第安牧民的命运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俄勒冈州萨利什原住民保留地志》记载的另一个数字大概可以显示出这些印第安人的去向：1941年至1944年四年中，该保留地共捕判、劳教、拘留、集训1513人，占1944年全保留地总人口的14.44%；据当时联邦法院复查，错捕错办的即有705人，占全部人犯的46.60%。与之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譬如美国陆军第134师的战史便记载了平息俄勒冈州印第安人叛乱的战绩：在1941年结束作战任务时，共“歼敌90557名，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20387支”。拥有枪支者为被歼灭者数量的22.5%。1941年12月，俄勒冈国民警卫队也总结了其战果：共作战623 次，歼灭叛匪60864名（其中击毙 10415人，击伤2648人，俘虏21958 人，投降25843人）。缴获各种枪支48793支，各种子弹482901发，刀矛57356把。该资料未统计“被裹挟的印第安老弱妇孺”。白左思潮兴起后，2003年出版的《美国国防历史》则用一句话概括了此段历史：“美国陆军有对外逃印第安人不加区别的加以杀害的行为”，并提及了某位国民警卫队负责人秘密处决投降、俘虏人员128人的行为及某县民兵集体枪杀被俘印第安人65人的事件。
这次“叛乱”最为严重的情况发生于莱克县，据《莱克县志》记载，该县“反对罗斯福新政，反对白宫，反对自由主义，拥护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叛乱印第安人有9820人，而1941年该县总人口仅16572人，印第安人口10028人，也就是说，“参与叛乱”印第安人数量占全县印第安人的97%。莱克县由此成为了反对罗斯福新政的“全叛区”。与叛乱情况相对应的，是1939年在俄勒冈施行《印第安人重组法》后对印第安人粮食的统购统销，印第安人的口粮标准被定为每人每年130磅，平均每月11磅。次年，印第安人口粮供应量进一步减少，七岁以上者每人每月10磅，七岁以下者每人每月6磅。在粮食缺乏的情况下，饥荒与瘟疫接踵而来，莱克县某镇印第安人死亡330人，占总人口数量的25.58%。讽刺的是，在这一年，通过收集镇压叛乱后散失及充公的牲畜，莱克县引入了六千名大平原地区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建立了三处罗斯福公社。几个月后，《纽约时报》更是发表社论，在《全国工业复兴法》、“蓝鹰计划”的大旗指挥下，吹响了“大振兴”运动。全面大振兴自然包含了印第安人大振兴，1942年5月，俄勒冈州提出“建设俄勒冈的雄伟规划”：在五年内垦荒一万英亩土地，生产花生油52亿加仑，建立三百个新农场，工厂六百个。（《俄勒冈奇努克报》，1942年5月24日）在“全国大振兴”、“三只蓝鹰”的旗号下，俄勒冈州大力从大平原地区吸纳青年移民，从1941年底至1943年就吸纳了12万盎格鲁撒克逊青年前往俄勒冈州的印第安保留地开垦农田，然而由于落基山脉高原高海拔气候和新政大环境下《农业调整法》的约束，这些在保留地上开辟农场的实验几乎以完全失败告终，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们绝大多数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大平原故乡。（《俄勒冈州志·人口志》）
讽刺的是，尽管在俄勒冈州各地辛苦跋涉镇压叛乱并得到了美战争部的通令嘉奖，普通美军士兵的命运却迎来了戏剧性的结局。1941年7月，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考察俄勒冈期间向罗斯福写信：“在叛乱基本平息之后，这些平叛的部队可以连人带枪就地复员转业，办起军垦农场，安家立业，不必再调出来。据内华达、爱达荷的同志谈，这在部队中是可以说得通的。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是，他们已经和当地群众有了联系，扎下了根，较之一般移民好得多；另一方面，他们是亦军亦农，长期住下来，对于巩固那些印第安地区是有重大作用的。”（《俄勒冈州志·军事志》第1135页）这些来自全美各州的士兵后来成批就地复员，分派到农场、监狱等。至于他们后来的生活情况，他们真实的感受，统统消失在“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的光辉中。这些在“全国大振兴”的大潮中投身军旅的士兵，没有死在同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太平洋的战斗中，却在高原病的折磨下慢慢逝去，他们同样是战争的牺牲品。
这年9月，俄勒冈州下达了逮捕指标，逮捕权下放到县级。前述这些被划定为“叛乱分子”的印第安人，先被分批押送到本县集中，关押数月后又被送到扬希尔县或其他地区的劳改农场。根据《俄勒冈州尤马蒂拉原住民保留地志》记载，尤马蒂拉保留地至少有9262人被捕，其中绝大多数为青壮年男性，仅仅四年内，尤马蒂拉草原诸部落青壮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许多地方青壮年男女的比例在一比七以上，有的地方达到一比十几。（《俄勒冈牧区妇女的要求》，CIA内部参考，1944年2月2日）在美国民权运动后，根据俄勒冈州给白宫的报告，仅仅1941年俄勒冈州便以“平叛”、“防叛”的旗号逮捕了52922人，约占印第安人总数的10%，这还不包括之后三年被捕人数。为平反冤假错案，1982年俄勒冈州第55号文件则提出“1941年全州处理85285人，其中印第安人地区64347人，占总人口8%。误杀899人。关、集训时死17277人。”为完成抓捕指标，俄勒冈州各地均发生了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印第安青壮年一律捕办的现象。萨利什原住民保留地某县暴动人数仅占全县2.9%，被捕办人口却占总人口的9.73%。（《萨利什原住民保留地某县县志》，第413，520页）乌马蒂拉原住民保留地某县被捕人数达1249人，占全县总人口9608人的13%。（《乌马蒂拉原住民保留地某县县志》，第20,93页）抓捕比例最高的是特尼诺原住民保留地的某县，该县并未发生暴动，被捕人口数目却达到总人口数的21%。（《民权运动以来重要文献汇编》，第958-964页）滥杀滥捕导致一些地区印第安人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特尼诺保留地在战后1946年的人口普查中，男女比例为80.21,；萨利什和乌马蒂拉两个印第安保留地的男女比例为88，明显低于其他各州。特尼诺保留地某县1946年性别比为78.84 ，该县某乡是目前资料中性别比失调最严重的乡，男女比例为69.67。
1938年至1944年，印第安人口急速下降。1939年爱达荷州印第安人口数量为225947人，1943年即降至174581人，四年间减少81366人，约占1938年爱达荷州印第安人口的31.8%。（《爱达荷州印第安人口》，第34-35页）1940年亚利桑那州印第安人口为686243人，1946年为605537人，减少80697人。（《亚利桑那州印第安人口》，第24页）1939年俄勒冈州印第安人口为513415人，1946年为422662人，减少90753人。（《俄勒冈州印第安人口》，第17页）1936年内华达州印第安人口为64611人，1946年为61827人，减少2784人。
一些县的人口数据更可说明人口骤降的情况。俄勒冈州特尼诺原住民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口，从1939年的159419降至93483人，减少65936人，降幅达41.3%，直到70年代该保留地人口才恢复到1939年的规模。俄勒冈州乌马蒂拉原住民保留地1936年人口为99628人，到1946年则为50875人，相比1936年减少48753人，减少48.9%。1938年，亚利桑那州某县印第安人口为30600人，次年即降至24785人，当1944年该地印第安人口仅为16702人，相比1938年减少13898人，降幅达到45.4%，该县印第安人口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恢复。
美国民权运动后，联邦法院在白左进步主义浪潮下开启了大面积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频繁率最高的是爱达荷州和俄勒冈州两处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叛乱案”，这一案件是当地官员凭空制造的，导致12970人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美国联邦法院宣布此案为子虚乌有的冤案，也就是说这两地平反率达到“100%”。俄勒冈州特尼诺、乌马蒂拉和萨利什三个镇压最严重的原住民保留地，平反率也分别为98.5%、83.6%、76.72%。但是，这一时期俄勒冈州在给白宫的报告中透露：该州共捕办52922人，其中44556人被为“错捕错判”，平反人数占被捕人数的84%。狱中有23260人死亡，另有 173人被错杀，被捕者的死亡率高达52.6%。（《民权运动以来重要文献汇编》，第958-964页）作为对被平反者的补偿，俄勒冈州在80年代向受害印第安人或其家属发放了补偿，平均每人补偿376.6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