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下有朋友说起老舍解放战争时期避居美国的事，我觉得很有意思。由一个美国，其实就可以分出对舒庆春老先生的三个身份与评价。
1、“革命困难的时候看不见他们，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都来了”
老舍先生，是1946年去的美国，1949年革命胜利了、天下算半个太平了他才经香港回国。
这事其实很巧，舒庆春老先生当年回国来算是晚了的。因为1949年1月的时候，在香港避难了两年的民主人士团已经分四批，从香港北上到东北解放区，去奔向人民政府了。
当年他们全部抵达沈阳后不久，便赶上了平津战役大获全胜、江北国民党军重兵集团被一扫而空，长江以北、吕梁以东，红日升起，赤旗高扬。国民政府已是树倒猢狲散之势，就连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到此次“革命剿匪”已是失败局面。
就像林彪司令员在当年1月26日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讲的那样：“全国大规模战争的阶段已经过去了，长江以南，已不可能有巨大规模的战争”。
于是，才被解放区政府“热烈欢迎”了不到十天的民主人士团共55人，便联名向新国家的领袖、革命的领袖，发出了一封充满古意“四六骈文”的贺电，庆祝解放军在战略大决战中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先生，并转全体战友均鉴：
我人民解放大军，乃人民之武力，革命之前锋…诸先生指挥若定，劳苦功高。诸战士俯仰如神，鞠躬尽瘁。旌旗所指，箪食壶浆。击刺之加，迅雷惊电。近者锦沈大捷，使东北全部解放；淮海大捷，使京沪彻底动摇；而津沽大捷，尤使北平古都兵不血刃而告光复。武功彪炳，空前未有。革命完成，指日可待。顾元凶蒋匪，虽若逋逃，助恶美帝，犹弄鬼蜮，务望追奔逐北，振至上之雄威；扫蒂除根，奠无疆之大业。任是天涯海角，使奸犯无处潜藏，纵有羊狠狼贪、令阴谋断难实现。…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谨电驰贺，并致慰劳。尚希不遗，时赐指导。
《抵解放区民主人士电贺解放军伟大胜利》1949年2月1日 载于《中共党史学习参考资料第18册》
民主人士们如此主动，头两位收信人又如何不能有所回复呢？于是领袖也回复了民主人士团一封信，这封电信也带了不少“四字词”
李济深…（中间53位民主人士姓名省略）王蕴如诸先生共鉴：
二月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撒遍了锦绣河山，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暴，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此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 。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励，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特电布覆，敬表欢迎。
《毛主席朱总司令复抵解放区民主人士电》1949年2月2日 载于《中共党史学习参考资料》第18册
可您注意一看，这回信的是前面两位，民主人士们的贺电也是致“全体战友”的。
那在基层的“战友”们，对民主人士的看法是什么呢？
今天有的文章，讲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优待俘虏弄得老战士发闹骚，讲老战士们发明了一个顺口溜，叫“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
这其实是有失公允的，当年我军大批的基层指战员就是解放战士、是俘虏兵，哪里会说这样的话，这不是骂自己了？
那当年这些话，是针对什么人的呢？就是针对民主人士的。董必武同志在1949年8月的华北地区区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就专门谈团结民主人士的问题，他特意提到眼下老干部们对民主人士的不满：
我们有的同志不明白这个道理，讲许多怪话，说“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困难的时候看不见他们，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都来了。”，“以前没有他们，革命还不是一样胜利？”总之，是满肚子不满。
《关于人民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及团结民主人士问题》1949年8月25日 董必武 载于《中共党史学习参考资料》第18册
“革命困难的时候看不见他们，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都来了”，老舍简直完全符合这句话的，甚至还要坏上那么一点：1946年内战爆发时他选择出国躲避政治漩涡，1949年10月，革命宣告胜利后，他才归国，且他还不是像章伯钧、吴晗那样在党的组织下去香港避难，而是长期滞留在“中国人民的大敌”——美国那里。
可既然要说老舍避居美国，那就要提另外一桩事，那就是老舍先生本人的思想。问题下有的朋友，说老舍先生在英美有“大好前程”，在美国、英国都能凭着自己的文艺本领大发横财、活得逍遥自在。
可是这样说，恐怕又是不熟悉老舍的思想和著作的。老舍的创作，被公认为是对我们中华民族大众精神的发掘、是充满爱国主义情节的创作，他提出要为“大字不识的”一般民众作“通俗文学”，在抗战时期曾亲身参与到爱国文艺宣传里，可称是“既爱祖国，也爱人民”的文艺大家。
2、永定河里的鱼能生活在北大西洋或者东南亚红树林吗？
他在1946～1949的旅美时期，也保持了这一习惯，熟悉、热衷于中国——特别是北京——底层民间生活的老舍，对美国纽约的生活也是多不自在的。
他与曹禺同往美国，二人相处在一起时，他还愉快的很，因为有志同道合者可聊天，有高级宾馆和大花园住，还有广式餐厅可吃（虽然不是北京风味的）。可曹禺心系祖国与革命，1947年便提前回国奔向北方，投身于革命之中。老舍仍留美国保持观望，于是，他过起了无聊的日子。
老舍独居，感到生活的不适应了。
他在美国没朋友可来往，只有一个赛珍珠支持他留在美国先搞文艺创作，1947年还因为一个“原子能事件”，被抗日文协的老同事、左翼的文艺工作者们纷纷谴责批评，最后整的写辞呈请辞文协理事之职务。
老舍的烦心事，也不至于此。
问题下有朋友用“老舍靠《骆驼祥子》版权拿到了二万五千美金”这个事，说老舍在美国吃得开混的好，这其实不妥当，因为老舍本来能拿的电影版权费是五万美元，实际只拿到了不到二万五，《骆驼祥子》的英文版税，他也只拿到了二分之一。后来老舍回了国，说自己在美国受了一肚子气，不一定是为政治需要，换哪个作家得知自己该拿的稿费被旁人夺了一半，都得不高兴。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副社长赵武平，曾在2013年，专门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档案馆查阅过老舍留存档案，虽然档案数量不多，但也有版税记录的遗存。
赵先生在文中就专门写了版税的事（毕竟老舍加入“湖人队”的原因之一就是版税问题）有趣的是，当年北京初成首都，房价便贵了不少，整得老舍要专门寄信，让人汇美元来好买房。
老舍在美国留下的诸多疑问，从一份档案中当然无法找到所有答案。不过就现存的版税记录来看，老舍当时真的不是很有钱；虽然他一度幻想，假如能够追回自己应得的版税，钱到手后是可以办许多事情的，比如同赵家璧合伙投资创办晨光出版公司，等等。事实上，老舍只要回了《骆驼祥子》英文本版税的二分之一，而其电影版权转让给华裔摄影师黄宗霑等人，最初开价只有五万美金，最后落到老舍口袋中的，则连一半都没有。至于用版税买房子，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但那是老舍回国之后，写信给劳埃德，请他寄来五百美金用于买房子，但房子是在北京买，不是在其他地方。他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信里说：“我的家眷将要从重庆回到北京，我得给他们准备房子。北京现在又成了首都，想要找一处合适的房子既贵又困难。如果您能给我寄五百美元到香港，再由侯先生(香港大学病理系侯宝璋大夫)转寄给我，我将非常高兴。”
没朋友、打官司、版税被扣、吃饭不习惯、住宅不适应，因为政治原因被同事骂，这一切都让舒庆春老先生无可适从，他苦闷，他无聊。
他无聊到什么地步了呢？1947年10月，冯玉祥这个抗战时期老舍的金主（抗日文协的经费被拖欠时，老舍会找冯玉祥借款）来了美国，都足以把老舍高兴坏了，专门买了水果去拜访冯玉祥，二人谈天说地聊到凌晨才分别……
然而之后老舍似乎也没去找过冯玉祥了，可能因为冯玉祥本人，也是为了避大战的风头到美国的。
第二年，1948年，美国不乐意他留下，老舍也早做了打算：在马尼拉买房，并邀请赵清阁女士随他一起“私奔”到异国菲律宾，去双宿双飞，远离纷争。
可见，舒庆春老先生为国内的大战争所恐吓，确实是不愿在战争时期回国的。他爱祖国爱人民，但更爱自己的心理生理。苦闷归苦闷，在纽约再如何无聊的老舍，想到国内身处战火之中友人的窘迫，也会宽心的挺起胸膛。
而且我又不肯多出租钱，于是又住在大杂院里不，似应该说大杂'楼'里。不过，一想起抗战中所受的苦处，一想起国内友人现在的窘迫，也就不肯再呼冤;有个床能睡觉，还不好吗?最坏的是心情。假如我是个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钱，我大可去天天吃点喝点好的,而后汽车兜风，舞场扭腚,乐不思蜀......没有享受，没有朋友闲谈，没有茶喝。于是也就没有诗兴与文思。写了半年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万字!这是地道受洋罪!
好吧，这么说也夸张了，对作为一个热衷于老北京平民生活的文学家来说，纽约的大居民楼实在让他搞不明白，再加上“美国不高兴留在这里”，于是“这叫一个地道！”的受洋罪。
有句话说得好，“我们中国是他的祖国，他生于斯、长于斯，出去也是受外国人的气，他总会回来的，我们欢迎他回来”（大意如此）
这句话说的人，59年出逃后真的与领袖“老死不相往来，黄泉不复相见”了，可老舍一个人在外国，没有什么热情的追随者，也没有能交心的友人，更没有在印度的大豪斯，真的是受气。
他要是真的去南洋、去菲律宾定居，那还能搞文艺创作吗？没有心爱的女人陪伴，更不会有友人来拜谒，他作为一条永定河里的鱼待不惯哈德逊河的咸水，那到马尼拉的热带红树林里就又能生活了吗？更别说这不利于他的创作。
3、“十七年”时代绽放的一朵老北京通俗文艺香花
香港滞留的二十余天，老舍是“十七年文艺”的一朵奇葩，二三十年代暴得大名的文艺人在革命后的十七年大都沉默，没有了新的产出，为后来新人遮了光彩。
可老舍不同，虽然今天有的人讲他回国是蒙的、没搞清形势，可非要这么说，那就不是评价老舍先生了，是单纯发表自己的猜想、凭自己的政治立场去揣测“人民艺术家”，我想这是不妥当的。
为什么我们要说老舍不同呢？今天研究老舍先生的文艺创作，认为可分为三个阶段，一阶段为三十年代追求文艺独立性，二为抗战时期文艺为抗战服务，三，就是十七年的阶段，是为大众文艺的阶段。
“大众文艺”，这也是老舍能被周总理亲自关注、邀请回来的重要原因，“文艺管家”周扬在迎接老舍时，就要老舍去传、帮、带后来的文艺新人，去作大众文艺、通俗文学，助力建设新中国的“礼乐声诗”
我们今天熟知的《茶馆》，便是老舍建国后的创作，除却这么一部，老舍还有别的几部出名话剧，《龙须沟》（反映人民政府整改龙须沟，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就是由此作得来）、《春华秋实》（反映三反五反运动）、《西望长安》（这是个政治讽刺剧）
老舍不光自己编排新话剧，他也参与旧京剧的改造。
1950年北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老舍在会上发言就表示，“旧戏要革命”、“工农大众的形象就得翻身”，过去群氓黔首在戏剧里当丑角，现在要从“小丑”里解放出来。
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老舍满怀热情地参与进“戏改”。
戏曲改革运动里的舒庆春老先生，可谓兴致大发，丝毫没有在“哈德逊湾”的无趣之感，先后为六十八部老戏作了新的剧目提纲。也无怪他被称为十七年时期的“劳模”。
10月28日、29日在漳州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近百位专家学者齐聚漳州，深入探讨了老舍对今天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这次研讨会上，老舍先生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舒乙先生作了《老舍六十八出京戏“戏改”剧目提纲手稿》的主题发言，首次披露了老舍于上世纪50年代初戏曲改革时所拟的68出京剧剧目的提纲。这些提纲手稿均为老舍本人所写……
在聚雅斋美术馆，记者见到了这批手稿。手稿内容为上世纪50年代初戏曲改革时老舍先生草拟的68出京剧剧目提纲，包括《伍申会》、《文昭关》、《浣纱记》、《鱼藏剑》等，每出平均250字，简明扼要，写明该剧的故事纲要。这些剧目都是老舍由当时最流行的京剧剧目中选出，推荐为可以继续演出的剧目。用舒乙的话说，这批手稿“一看便知确系老舍亲笔所为”。
同样的，出身贫家、混迹底层的老舍，也对近代之大众有深厚的情感，他的《骆驼祥子》是经典，也是他平民思想的明证。
可老舍写旧社会人民大众的作品，不光是《骆驼祥子》、《茶馆》，《骆驼祥子》是悲惨命运，《茶馆》是众生相，有没有直接的正面的呢？
当然有，老舍先生作为以通俗文艺出名的人民艺术家，便不会只歌颂英雄人物。无名无姓，却有着英雄气概的人民大众，也是老舍作品的主角——歌颂义和团的《神拳》就是他的作品。
老舍作《神拳》，可谓是尽显新国家“将颠倒的历史颠倒回来”的信条展现的淋漓尽致。近代的文人，旧知识分子多斥义和团为“匪”、“乱”，新知识分子也看不起义和团的“迷信”、“落后”，可民间传说却又将义和团视作英雄，老舍所取的便是民间的视角。
在《神拳》之中，老舍抨击教民、洋教士与腐败的清朝廷，在此作之中，他不像鲁迅那般，以辛辣的笔调去讽刺、攻击“国民性”以求大众启蒙，而是发掘人民自身的革命性。他将义和团拳民赋予“反帝爱国”的意义，又将“封建迷信”——拳民手中传递的神主牌——作为反帝、爱国革命精神的寄托物。
我们在此处偏一个题，新国家在政治理念是工农之国，而过去的旧社会是贵族、官僚与军阀的国度，所产出的文艺作品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工农的国家要歌颂工农，不光是要取缔“鬼戏”，更是要创造属于劳农大众的“新戏”。
那么，我们再回到正题上，老舍在革命后的一系列新文艺创作（比如说在《神拳》中这样的塑造与安排）在今天固然可以被说成是老舍为顺应政治需要而作，可无论如何，老舍的身份都有这么一重：一个出身北京市民阶层的大众文艺工作者。
尽管老舍在革命年代属于“不革命”，作为“永定河里的鱼”在在北大西洋的海水里生活不来，可是作为一位人民艺术家，我想老舍无疑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