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提到文革初发生的“红八月”事件。在1966年8月至9月的不长时间里，红卫兵组织到处用暴力迫害所谓“黑五类”，以“破四旧”为名打砸抢烧。仅在北京就打死了1700余人。其中最早遇难的就有这次宋彬彬道歉的对象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
“红八月”以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开始，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这封信发表之后，红卫兵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暴力迫害就开始出现，卞仲耘校长就是在几天后的8月5日被打死。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并接见红卫兵代表，将“红八月”的暴力迫害推向高潮。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身为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领导人的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也就是在此后，学校内大规模打老师、“黑五类”学生的情况愈演愈烈；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冲出校园在社会上打砸抢烧也走向高潮。①
而在“红八月”中起主导和中坚作用的，正是出身干部子弟的红卫兵。
据陈士榘上将之子陈人康回忆“1966年8月，以一批干部子弟和‘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冲上街头，肆意破坏文物，用鞭子抽打无辜的所谓的阶级敌人，随意冲到百姓家中抄家没收财产，用最能羞辱人的办法贬损人格，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让活人抱死尸，把很多百姓赶到农村……”
他总结的结果是“对于1966年骇人听闻的‘红八月’疯狂，我感到‘大院’的孩子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②换言之干部子弟们正是文革中第一批起来“煽风点火”掀起疯狂动乱红卫兵的中坚力量。对于这些“大院子弟”，有专门称之为“老红卫兵”或者“老兵”的。
据高华教授研究，1962年后，由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阶级出身论”被全面激活，在实践中已完全倒向“唯成份论”。③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于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林彪的信中明确写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明确了矛头所指——教育机构的知识分子。
而对于干部子弟出身红卫兵来说，关心的是“接班人”的争夺。他们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担负起接班的重任。在“黑五类”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势下，能与干部子弟一争的，只有两颗星（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而击败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阶级出身。一位干部子弟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说：“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这正是干部子弟与知识分子子女争夺“接班人”的杀手锏。
中央文革对此采取了支持并鼓动的态度。8月2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对群众说：“有个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这个口号到底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先是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然后冲上社会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特别把矛头对准了各自所在学校的教师群体④。
“红八月”中红卫兵的疯狂与高层的纵容甚至鼓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毛泽东对于红卫兵打死人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并曾在讲话中明确表示。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时就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指林彪）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⑤
江青1966年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说：“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这句话以“好人打坏人活该”的形式广为流传，公然鼓吹打人。
林彪8月31日和9月15日的两次讲话，都对红卫兵的行为予以了充分和高度的肯定。他谈到：“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
一位老帅曾讲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这反应了高层的一种肯定的态度。⑥
同时，主管治安的公安部门领导的放纵态度从实际上撤去了对红卫兵的最后制约。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谢富治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⑦。
这种来自高层的纵容和鼓动对于事态的恶化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红八月中红卫兵的疯狂和罪行正是发动文革的高层有意推动和可以纵容的。今天有些人试图用切割的方法，把责任和罪行都推到当年这些高干子弟头上；而声称文革本身是好的，是这些应该被打倒的官员的子女犯了罪，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