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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时期大陆普通百姓生存是否很糟糕?

王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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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出生在1928年。

爷爷家在县城外的护城河边,一间土房一家四口挤在里面。

爷爷的爷爷是木匠,听说是晚清时从山东济南闯关东过来。

说是大户人家遭了火灾一败涂地,只能赌一把运气,带着妻子儿女千里迢迢奔来了东北。

大东北的沃野千里,爷爷的爸爸妈妈却没有一块地,甚至连佃农都不是。

爸爸去地主家做点力气活维生。

而妈妈只能领着爷爷,在农忙后人家收完捡些麦子谷物。

听说,爷爷前面有九个哥哥姐姐,但都夭折了。

太穷了,养不活,没钱吃药,更没钱看病。

直到爸爸四十多岁了,家里的情况好些,才活下来爷爷和爷爷的弟弟。

那时候东北的冬天,能吃的东西无非是土豆和白菜。

但这两样,都已经是奢望。

大多数时间,只有捡来的萝卜缨白菜叶腌成的酱菜和兑了半锅水的玉米糊糊。

爷爷说,长到上学时,他才有了第一套正常的衣服。

那是一套夹衣,冬天蓄满棉花便要捱过零下三十度的极寒。

夏天再把棉花抽出去,当单衣穿。

衣服为了多穿几年,袖子和裤腿都卷了长长的余量。

走起路来,十分滑稽。

便是这样,他也很珍惜这件来之不易的衣服。

他本来是没机会念书的。

只是当时日本在东北实行伪满洲国的政策,强迫学龄儿童必须上学,以实行日本的奴化教育。

让他有机会才得以上学,一路到了大学。

毕竟在读书时,是能吃到饱饭的。

奶奶家住在县城里,条件稍微好了一些。

吃的粥饭是稠的,逢年过节,也能见到些荤腥。

奶奶的外婆家是地主,奶奶的妈妈从娘家带来的嫁妆,让奶奶的爸爸做了货郎的买卖。

买卖的无非是妇人用的针头线脑,家居必须的蜡烛洋火。

小孩子们爱吃的糖球,逢年过节的小花灯。

本小利少,全靠腿勤。

奶奶的爸爸在一早便去省城批货,在黑夜来临前再赶回小城。

奶奶是大家里的大姐姐,总是领着三个弟妹早早地在城门口等着爸爸。

爸爸不算慈爱,但也总会记得给孩子们捎带回来些东西。

弟弟妹妹们等的是甜甜的半颗糖球。

而奶奶等着的总是爸爸心情好时,拿回来的小小蜡烛。

小拇指大小粗细的一节,叫小磕头了儿。

她喜欢读书,多一节蜡烛,便多一寸阅读的光阴。

爸爸不喜欢奶奶读书。

他有些重男轻女,总骂着说女孩读什么书,到了岁数,赶紧嫁人。

每一年开学,她都心惊胆战的去给爸爸磕头,祈求还能再完成一年学业。

就这样磕着头,读完了小学。

奶奶磕了无数的头,可爸爸就是不同意她去读国中。

最后还是妈妈叹了一口气,悄悄回了娘家拿了钱,送奶奶悄悄去了封闭的天主教学校。

才免了十三四岁便订好了人家,早早嫁人。

就这样,奶奶顺利读完了高中,便成了教师,教书育人直到退休。

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还是识字读书好。

要多读书呀。

读了书,可以自己赚钱。

可以不靠糟老头子,想买啥就买啥。(吐槽爷爷小气)

她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月光族。

跟同事相约看电影,看戏剧。

逛街,买好吃的,买漂亮的衣服和鞋,也买香喷喷的雪花膏和口红。

爱玩,爱吃,爱漂亮。

也自诩为新时代的知识女性。

从小时候起的每次开学,她都摸着我的新书和新书包说起那段磕头的往事。

满眼都是不可思议的天翻地覆。

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极爱吃糖、吃肉。

一指头厚的切片肥腻白肉,曾是他们席上的最爱。

一大盘的红烧肘子,奶奶就算吃前服药,吃后服药,也要开心吃完。

「冰箱里塞满了肉,伸手拿就有糖。

「连地主老财都没有过上这种生活呢!」


欧气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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