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反驳「一切民族矛盾说到底都是阶级矛盾」？

一切民族问题都是阶级问题，本质在于两个民族的受压迫人民他们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反之他们在推翻压迫上利益是一致的。

我们以西藏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民国时期西藏实行封建农奴制度，官家、贵族和上层僧侣构成西藏的三大领主，垄断几乎一切生产资料，操控西藏经济命脉。

官家直接掌握大量庄园，并将土地交付农奴耕种收租，租子作为官吏的俸禄。

贵族是以前的封建王朝敕封的领主。大的贵族占有数十个庄园、牧场，并占有数万农奴；小贵族也至少占有数个庄园、牧场，占有数十至数百人不等的农奴。

高级僧侣也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比如在1959年前，西藏有各级活佛500多人，这些活佛不仅占有大量领地，拥有大量农奴，还有各种封爵封号。

三大领主加上他们的核心家臣（代理人），构成了西藏的统治阶级，他们仅占人口的5%。

农奴占西藏人口的95%。农奴内部还分为差巴、堆穷、朗生三个典型的阶层。差巴经济地位相对较好，堆穷次之，朗生世代为奴。

领主对农奴的盘剥非常严苛。主要的盘剥受到有如下几种：

（1）高额的赋税。土地产出中，约有75%的产出被领主掠夺。

（2）高利贷。封建时期高利贷是封建地主盘剥依附农的重要手段。西藏农奴中负债人数超过人口的90%。高利贷利息很高，一般在50%以上，部分超过100%。

（3）其他盘剥。比如婚丧嫁娶的摇椅盘剥。

农奴生活非常悲惨。他们没日没夜的劳动，稍有反抗就有生命危险。在贵族眼里，农奴就是会说话的牲口，任由他们驱使、鞭打。农奴在路上遇到贵族不让路，就会被贵族毒打。贵族惩罚农奴，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就算农奴千依百顺，但只要遇到贵族心情不好，也可能被抽打。

西藏有一种特殊的工艺品，叫做人皮唐卡，把奴隶的皮从身上活剥下来，绘上“美丽”的图案，制作成延展性很强的“艺术品”。

由于历史原因，在西藏和平解放后（1951年）我们暂不实行土改政策，而是集中力量开展爱国反帝运动，并且积极帮助西藏兴建各种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比如修桥、修路、修学校、修医院等等。

1959年平定西藏叛乱后，按中央指示我党在西藏充分发动群众，迅速推进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

（1）没收叛乱领主的全部财产，视情况分给生产资料的实际使用者，当时的政策是“谁种谁收”、“谁放牧归谁”。

（2）发动农奴进行三反双减运动，反叛乱、反乌拉、反人身奴役，减租减息。

（3）在前两步的基础上，划分阶级并全部充分土地。叛乱领主的土地无偿没收，没有叛乱的领主政府出钱赎买生产资料，所有生产资料均分配给人民。

（4）成立各种委员会，保障翻身农奴能够当家作主。比如，僧侣阶层曾是西藏封建势力的支柱之一，他们依靠政教合一的方式长期宣传封建思想、压迫农奴。这些人在民主改革之初虽然受到冲击，但是淫威犹存。很多翻身农奴看到这些曾经的活佛，还是战战兢兢话不敢说。为了让翻身农奴彻底当家作主，我党领导农奴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由贫苦喇嘛当权，对上层僧侣专政。

为了彻底解决西藏的民族问题，我党按毛主席指示，从曾经的农奴中培养了大量的民族干部。这些干部昨天还是大字不识一个，被封建领主肆意鞭打的农奴，今天就是受到人民尊敬的真正的人民公仆。

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被压迫的农奴现今成了当家人。翻身的藏族人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产热情，他们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由衷地拥护，他们说，“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解放初期，亲帝国主义的西藏封建势力，还能靠欺瞒哄骗和鬼蜮伎俩，制造藏族和汉族的矛盾，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现在呢？人民翻身了，藏独势力彻底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谁他妈跟你去藏独！难不成还要让我们重新回到被你奴役的日子！

在这里，民族矛盾被解决了，汉族的苦命人和藏族的苦命人本就是一家人，汉族的苦命人推翻了压迫，就去帮助藏族的苦命人团结起来推翻压迫。

底层人民之间没有任何根本的利益冲突，和汉族的苦命人对立的不是藏族，而是一切压迫苦命人的剥削阶级。

“在当时”，藏人对汉人普遍友好，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家庭的新公民。

从这个角度来说，民族矛盾的根源就是阶级矛盾，当阶级矛盾解决后，民族矛盾没有了自身的阶级基础，也就随之解决了。

改革开发后，民族政策随着阶级政策的变化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落实政策，平反部分贵族和农奴主，将没收的部分财产退赔。同时，提前释放参与叛乱的服刑领主，对已经释放但尚被监管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

其次，在海外流亡的达赖喇嘛受到邀请，先后派出三批代表团到西藏。

再次，要求要把经济问题搞上去，因此必须要做好上层人士和宗教人士的团结工作。

大批被打倒的领主和僧侣重新被请了回来，进入人大、政协、佛教协会，他们的子女被送进各种民族学校。

农奴出身的干部非常不理解，以前被打倒的人，为什么又被请回来了。但是，他们不理解也没用，因为他们本身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了，知识干部成了新时代干部的主体。

紧接着而来的是贫富分化。改开后贫富分化迅速扩大，新产生的资本家和以前封建领主（被落实政策的人）勾结在一起，再次成了骑在藏民头上的人。

一切都变了。以前，我们带着受压迫的农奴打倒了压迫他们的人，现在却在给这些人落实政策，在为资本的发展壮大创造条件。

宗教也回来了。

80年代初期，西藏僧侣1200余人，宗教场所仅数十个；

80年代末期，西藏僧侣40000余人，宗教场所1300余个。

六七十年代的藏民信共产党，不信宗教。信宗教没用，宗教没有给他们带来解放，是共产党带着他们自己解放了自己。八十年代的藏民又开始信奉宗教，当人们无法在现实中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宗教就成了他们的皈依。

达赖喇嘛说，“利用一个活佛，可以掌握一座寺庙；控制一个寺，等于控制一个地区”。

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藏独新的社会基础。

他们把贫富分化归结为汉人的掠夺，把藏民的贫穷归结为汉人的压迫，一句话，他们把重新出现的阶级问题归结为曾经被解决了的民族问题。

然而，汉族的资本家和藏族的资本家，哪一个更高尚，哪一个更卑劣？

从这个角度来说，阶级矛盾又成了民族矛盾的社会基础，当阶级矛盾无法解决的时候，民族矛盾就获得了重新滋生的土壤。

所以，一切民族矛盾说到底都是阶级矛盾，是科学的判断，你无法反驳。

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