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战略的一次“伟大实践”，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阴影在新时代的投影。
一战前后清帝国、沙俄帝国、德意志帝国、奥斯曼帝国相继崩溃，原来的帝国边疆区出现了一系列“独立”的政治实体。
按照战间时代的理论，重新“统一”这些政治实体是帝国“继承者”应有的义务。
因此，从德奥合并以来到苏芬战争，都可以视为对凡尔赛体系下国际秩序的颠覆性行为，是德国与苏联恢复实力后企图“恢复欧陆传统势力范围”，毫无疑问是旧时代帝国主义争霸与地缘政治的延续。
但芬兰惨就惨在苏芬战争是分了两个阶段的，此后的继续战争中芬兰加入了纳粹德国的阵营，这使得芬兰失去了道义上的合法性。
在战后，苏联保证芬兰主权的前提下，实际上将芬兰变为了一个在外交上的“跟随者”。
用二战后芬兰总统吉科宁的话来总结：“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绝对的……无须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孟子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整事獯鬻，勾践事吴。
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於时保之。”
附加题：沙俄对芬兰的主权法理依据是沙皇兼任芬兰大公，而我们知道清朝皇帝也是蒙古的博格达汗。
请根据本问题中其它答主的回答，论述清帝国的继承者是否有对蒙古主权问题负有“必要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