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的党员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组织和各种形式的救国运动。我们愿意牺牲一切力量来拥护这些运动与组织，以便与一切党派和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民共同斗争，挽救中国人民的危亡。我们的党员，无条件地服从这些组织大多数所通过的规则、纲领和决议。同样，在实际工作上，甚至当我们在原则上不同意的时候，也无条件地服从大多数的意见，我们的党员不会与这些组织中的其它派别对立和竞争来争夺群众与领导权。相反的，我们愿意拥护任何派别的彻底反日的领袖，使他们能毫无阻碍地在群众中发挥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党员愿意在他们领导之下工作。为了达到战胜强大敌人的目的，不仅需要我们自己的发展与胜利，而且需要一切联合力量的胜利与发展。我们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各政党各阶级在抗日救国旗帜之下团结起来”。因此我们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提出推翻某一阶级和某一政党的口号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应有不少的领袖、党员、官吏能够抗日的，我们完全愿意与他们联合。因此，一般地反对国民党和各地政府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并且反对宗派主义、包办把持操纵等方式以及现在有些青年分子在实际上采用的强迫群众参加结果运动的方法。
以上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尤其是我加粗的部分），我想很多人会认为出自王明之口。尽管这种放弃争取领导权、让无产阶级政党甘受统一战线束缚的言论确实很有“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味道；然而实际情况可能会让诸位大跌眼镜——以上引文均摘引自毛泽东写于1936年8月10日的《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函》。
当年的中国托派自然对这一内容大加挞伐，声称“这表明中国的斯大林派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彻底投降，表示对无产阶级利益的彻底背叛”。即使是今天的我们，在第一次看到这一论述也难免感到困惑不解。毕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毛泽东远较王明更加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以致于不能想象毛泽东会在这一问题上做出如此之大的让步。然而，日共学者丸山升并不像托派那样认定发表如此充满妥协退让色彩言论的毛泽东是在将领导权拱手相让，相反在丸山升眼中，毛泽东的这一重大让步恰恰表明了他的杰出与伟大——因为他不是在口头上强调领导权，而是在剧烈变化中的现实中通过不同的策略找到了实现领导权的具体形态。
丸山升区分了统一战线的三个不同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战时期（特别是为了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时期）、统一战线以不完全的形式实现后顽固坚持“片面抗战”的国民党的两面性愈发明显的时期。毛泽东正确区分了三个不同时期并不失时机地转换策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战全面爆发的转折阶段，在全国进步力量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的情况下，通过率先以激烈的姿态高调地标榜自己服从统一战线，共产党不但团结了大批民众，而且进一步使得对应当实现的统一战线的服从成为“自明的前提”，从而迫使国民党也服从统一战线。换言之，在这个战术转换期，中共的目标是尽一切可能促使统一战线在事实上形成（实际上，也正是经由这种可以被称为“逼蒋抗日”的策略，在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体现了更为明显的主动抗日姿态的共产党建立了崇高的政治威望，而这本身也是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要促进因素）。而只有在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国民党自身的反动性逐渐暴露之后，斗争的重点才开始转移到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保障统一战线内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自主地位和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丸山升为此专门引用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对不同时期党内不同斗争对象的分析：
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
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归而言之，丸山升认为，领导权不能作为一个绝对的、抽象的标准而存在，更不是在各种文件中提一句统一战线就必须跟着提一句领导权（为此他特别赞扬了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蔡廷锴等国民党内抗日力量的分析）。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形态，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有着不同的对象（先是关门主义，后是投降主义），相应地也就应当采取不同的策略。领导权在不同时期的转换中得以实现——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重点。丸山升强调：
阶级观点也好，无产阶级领导权也好，为了让它在现实中有效地实现，必须做的不单单是牢记它、总是将它挂在嘴上，而是发现不同时期使它得以实现的具体形态，以及为此找出在各时期、各阶段应当打出的重点。
丸山升的见解应当说很有说服力。但是，我还是必须提一下丸山升以上见解的具体语境——这些论述出自丸山升在1967年至1975年创作的系列文章《“国防文学论战”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篇《围绕1935、1936年的王明路线》。这篇文章针对发表于1966年第9期《红旗》上的穆欣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进行了反驳。丸山升的主要观点是：所谓“第二次王明路线”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才真正出现的，其存在时期决不可往前延伸至1935年和1936年。尽管丸山升不否认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以及彼时其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已经蕴含了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要素，但他仍然认为在全面抗战前夕，“毛泽东路线”和“王明路线”还没有明确的区别，二人都致力于统一战线的确立并将关门主义作为主要危险。正因为前后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势，以毛泽东在后一个时期（即反对投降主义的时期）的文章中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观点反过来批判前一个时期（即反对关门主义的时期）的王明以及曾经以“莫文华”的笔名于1936年6、7月发表鼓吹“人民阵线”的公开信的刘少奇，在丸山升看来是不正确的。也正因为当时党内还没有存在明确的路线之分（丸山升特别强调，在七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明确区别使用情绪、思想、倾向、路线这几个词的），具体到彼时的上海文坛上，不能将国防文学论战简单化为“毛泽东—鲁迅路线”与“王明—周扬路线”的斗争。而《“国防文学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系列文章的最主要内容，就是为国防文学论战中的周扬予以辩护，反驳文化革命中对周扬三十年代的文学活动的指控、反对“两条路线斗争贯穿始终”的理论支配文学史研究。作为日共党员，丸山升总体上是不赞成文化革命的——他在2001年的文章《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一文中将文化革命与大清洗相提并论，视为革命的悲剧。他对于文化革命的态度姑且不论，其作为一名鲁迅研究的大家，其在文学史方面的观点，无疑需要我们重视。尤其是他提出的关于毛、鲁路线的问题，我认为是十分值得思考的
我想这里存在着不同的两种看法：认为毛泽东路线经历了多次的现实探索中的错误，以及包括王明和刘少奇在内很多人的，用中国式说法便是“正面以及反面”的理论、实际的经验；或是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视作始终一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同右和“左”的偏向作斗争、实现自我的过程。——《围绕1935、1936年的王明路线》
与其认为鲁迅在这个时期一贯站在正确的路线上与王明、周扬作斗争，恐怕不如说鲁迅也从王明路线中的年轻革命家们、组织者身上有所取得。——《对于鲁迅传的一种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