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就不提了，那是扭转乾坤的人物。

提一个教员的好学生，乌兰夫。外蒙公投独立后，内蒙也宣布成立共和国，乌兰夫单刀赴会，居然以高超的政治手段解散了这个临时政府，1947年东西蒙联合成立了民族自治政府， ​ 当时国民党已放弃，乌从延安受命去晋察冀，做出了让延安喜出望外的成绩。当时外蒙已经独立，如果内蒙也独立，后果可想而知。从某种意义上讲，英雄可以改变历史，中华民族永远应该永远铭记他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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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部电影《红色之子·单刀赴会》，正是讲述了这个故事，周恩来总理称赞“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是真正的单刀赴会”。从电影里也可以了解到内蒙独立背后同样有苏联的身影

解放战争之初，我军曾经引以为豪的晋察冀根据地，在傅作义的连番攻势下，相继丢失了集宁、张家口。

晋察冀根据地和东北地区的联系彻底被切断。

此时，我党一对「冷门搭档」登场了。

这一文一武的组合，一套组合拳下去，很快就盘活了整个晋察冀地区。

这两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刘少奇。

一、被打烂的晋察冀根据地

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对晋察冀根据地寄予众望。

我们在解放战争初期之所以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时大策，一定程度上就是凭借晋察冀根据地的优势地位。

那时候，我军预定计划要将阎锡山拿掉，搞掉傅作义，然后朝着北平方向全面推进，与晋冀鲁豫根据地全面贯通，赢得陇海路北面的全面优势。

所以，那时候无论是中央军委，亦或是其他解放区都对晋察冀根据地予以无限期望。

然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作战计划，却因为晋察冀根据地的提早崩盘，迅速将我军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全国大战略扼杀在了摇篮里。

战争开始没多久，晋察冀根据地却是最先被打烂的一个根据地。

1946 年 6 月，聂荣臻和贺龙预计活动在同蒲路北段，敲掉忻县、朔县，实现攻取北部重城大同的预计目标。

但是，此次晋察冀和晋绥野战军联合作战，南部据点仅仅敲掉了朔县，随即全军北上进攻大同。

大家此刻都忽略了攻坚作战的诸多困难，过度轻视了大同的城防体系。

在实际执行此次大同攻坚战过程中，先是攻打大同城受阻。

中央军委和聂荣臻、贺龙两人都过度忽略了西面傅作义救援的决心，导致后期进攻大同到了白热化阶段，突遭傅作义「围魏救赵」战法，敲掉了被我军忽略的集宁，从北面威胁我军侧翼，我军增援不及。

最后的结果是：我军果断选择后撤，傅作义成功解救了大同危机。

而此次进攻大同失败的结果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在整个北方战场迅速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很快，国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全面反扑。

蒋介石就下令以北平李文兵团、大同傅作义兵团联手猛扑晋察冀根据地首府张家口，一举大同平绥铁路。

「以第十一、第十二战区之主力，沿平绥路东西并进，向张家口攻击。以东北兵团之一部围攻张家口附近敌军而歼灭之，并折断其退路。」

这一次，蒋介石动用了傅作义、李文、杜聿明三人的力量，准备联手做掉晋察冀根据地。

可以看得出来，傅作义救援大同城成功，给了蒋介石空前的信心，也坚定了蒋介石以绝对优势拿下晋察冀根据地的决心。

按道理而言，聂荣臻有了上次的教训，在下一场战役进行的时候，咱得充分考虑到西面的傅作义，至少要对傅作义严加防范，不能再忽略傅作义这股军事力量。

然而，此次晋察冀根根据地在面对国军三股军事力量夹击时，还是没能吸取教训，还是没能丢掉幻想，还是没能认真对待这场战争。

西面的傅作义又成为了此次国军进攻张家口的最大黑马。

因为当时包括聂荣臻在内的毛主席等人，再一次觉得傅作义上次拼命救援大同，对蒋介石已经尽了最大的救援责任，断然不会过度延伸战线，继续挺兵从张家口西翼威胁张家口。

傅作义当时毕竟不算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味让傅作义扩大地盘，对于老蒋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搞不好以后尾大不掉。

可是，大家失算了。

老实说，国军三路进攻张家口的计划，实现的并不算完美。

聂荣臻在国军进攻之初就将李文兵团进攻的中部核心区视为防御重心，导致李文兵团在向西推进战线的时候非常困难，几乎是踢到了一块钢板上。

但正是因为防御重心过度集中在应对李文兵团，导致东西两个方向的兵力过度空虚，尤其是张家口北部地区，几乎成为了真空地带。

而这恰恰为傅作义奇袭张家口创造了机会。

10 月 8 日，蒋介石对于李文兵团进攻张家口失利，挽救的方法极其暴力。

他的一纸电令飞往大同，直接将张家口划分为傅作义的防区。

蒋介石的这个举动无疑是相当雷人的，既出乎毛主席的意料，也出乎傅作义的意料。

张家口这块大蛋糕，本来就放在了傅作义的嘴边，咱没有不吃的道理。

收到命令后的傅作义，果断进军。

要知道，那时候聂荣臻为了对付李文兵团，张家口附近的兵力几乎被抽调成了真空状态。

傅作义和暂 3 军军长董其武奇袭防御空虚的张家口，仅仅用三天时间就顺利拿到了张家口。

张家口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丢失了。

这是傅作义在华北战场最高光的时刻，他凭借救援大同、奇袭张家口两项不世之功，直接拿到了「华北剿总」的头衔，成为华北地区最高的军事指挥长官。

那一刻，毛主席是无比震惊的。

这是啥概念？

堂堂晋察冀根据地的首府，竟然三天时间就丢了？

要知道，张家口可不是像延安那样主动被放弃的。

从动员张家口保卫战开始，我军就没打算直接放弃张家口，放弃张家口永远都是最后不得已的最终选项。

战时防御才是当时最优的选择，直接放弃张家口的代价和影响实在太大。

很快，丢失张家口迅速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杜聿明集团也趁势整吞了热河。

晋察冀根据地已经被一举打穿，晋察冀根据地作为联系东北地区的唯一通道，被彻底切断。

二、晋察冀地区的猛人

这时，朱德和刘少奇终于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

毛主席也给这两人下了任务，你们到了晋察冀根据地就做好三项工作就成。

「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从这份电报，我们大抵看得出来，毛主席对于晋察冀根据地战略发展情况异常失望，晋察冀根据地已经不再是中央军委依仗的强悍根据地。

毛主席的意思仅是寄希望于朱德、刘少奇两人保全这块根据地。

晋察冀根据地因为被傅作义爆锤，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打仗。

每次打每次输，晋察冀野战军在战场中常常疲于奔命，士气十分低落。

一直以来，关于朱德和刘少奇都有着不同的风评。

朱德好像默默无闻，怎么就成为了军事大佬，稳坐中央？

刘少奇好像也并不出色，怎么就成为了五大书记之一？

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席卷江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很快撤到台湾。中共虽然占据大陆，但是接手的国统区实在是一个烂摊子。

因为国民党金圆券改制的失败，整个国统区经济形势一片混乱。

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灾害，更使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农业大约下降25%，粮食总产量仅为2250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

在国民党治下尝到投机甜头的投机商们更是瞧不起中共。

他们甚至公开放出言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

为了控制物价，稳定经济形势，中共派遣党内财经第一人陈云前往上海主持财经工作，一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再次在上海拉开帷幕。

陈云

银元之战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后，投机资本家凭借他们掌握的足以扰乱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用黄金、银元、美钞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

军管会颁布外汇管理办法后，投机分子便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内上涨近两倍。

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大米价格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率先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也闻风仿效，使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稳住市场，人民政府曾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了，没有稳住市场。银元投机反而越来越猖狂。当时上海的证卷交易所本来已命令停业，实际上却没有停，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每天麇集几千人在那里。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更多，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这一天有两万人，六月八日发展到八万人。

上海街头银元贩子

以当时中共的实力，与投机商们拼金银数量是拼不过的。所以，中共立刻改变策略。

银元之战策略：不陪你下棋，我直接掀翻桌子。

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力量，于上午10时查封了银元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同时，多管齐下，强推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使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相互配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

让人民币进入上海容易，但是控制物价却很难。国民党政府用了4年时间，耗尽自己所有的黄金外汇储备都没控制住飞涨的物价。中共这个没有多少黄金与外汇储备的新生政权能迅速控制物价吗？请看更精彩米粮、棉纱、煤炭之战（又称两白一黑战争）。

两白一黑战争

棉布米粮之战：中共组织体制的惊人威力。

当时投机资本实力很强，银元之战还没有伤其根本，为了避免打击，他们将投机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迅速掀起了又一轮物价猛涨狂潮。

从6月中旬到7月下旬的一个多月中，上海的投机商乘国民党残敌对中共政权实行武装封锁、捣乱和一些地区遭受水灾、风灾之机，砸下巨资炒作米粮、棉纱等，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上海米价猛涨4倍，纱价上涨1倍，同时又影响到整个华东和华北、中南等地。7月平均物价比6月上涨1.8倍。

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会议，商讨解决上海和全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陈云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大米和纱布，“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在会上，他要求加紧调运大米和棉花，设好防线，警惕新的物价涨风。上海会议后，8、9两个月，全国物价虽呈平稳态势，但投机势力却在积蓄力量，酝酿一场新的风暴。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调兵遣将，准备粉碎投机商们的经济攻势。

11月13日，陈云发布十二道密令：

一、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

二、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1000万到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平津需要。东北及平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

三、为保证汉口及湖北湖南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

四、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纱布尽速运至西安。

五、财政部须自11月16至30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2.1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

六、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

七、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的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

八、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

九、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如压。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

十、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续半月或20天。

十一、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销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暂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披落，各地带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十二、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在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乙)等到收缩银报、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十二道密令归根结底无非两条，其一，最大程度收缩银根；其二，最大程度调集物资。对比国民党金圆券改制——将搜刮金银与外汇，以政治高压打击囤积居奇作为主要手段——双方对经济的认识简直不是一个档次！

国民党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银与外汇，就能稳定物价，就能稳定经济形势。而中共却能一针见血的认识到“我掌握多少（物资），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

认识上的差异自然导致方法与手段的差异，方法与手段的差异自然导致不同的结局。

陈云十二道密令一下，中共庞大而严密的组织体系迅速运转起来，从全国范围调集物资。以粮食为例，四川就调集4亿斤到上海，东北每天运输1000万斤粮食入关，还有华北、华中、山东等解放区也源源不断运送粮食到各大城市。

这次动员范围之广、调动物资之巨已经远远超过淮海战役的规模。

截止到11月底，中共调集的粮食不下50亿斤（打淮海战役调集的粮食才1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投机商已经深陷重围而不自知，他们将大难临头了！

手握巨额物资后，中共开始动手了。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售棉纱。投机商一看又有棉纱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棉纱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

国营公司又出售又涨价的举措让投机商们莫名其妙——政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

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价格水平上，中共通过严密计算，手里掌握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中共发起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多罗嗦一句——宋国舅手中只有几百万两黄金就敢放出狂言——政府仅靠抛售黄金就能稳定金融；而中共手握数十亿斤大米与半个中国棉纱产量，还要严密计算是否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相等，直到手中物资绝对大于投资商手中可能得到的全部现金才开始动手，双方的差距真不是一点半点！

11月25日，在各大城市，国营贸易公司同时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无穷无尽，不仅越抛越多，后续调运的纱布整车整车通宵达旦的拉进各大城市。各个国营商店囤积的纱布堆成山一样，你敢买？砸也砸死你！

面对中共动员的压倒性的物资力量，投机商绝望了，开始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抛风一起，纱价应声而跌，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

但是陈云并不收手，紧接着出台三条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就得罚应税金额的3%。

三条夺命令一出，不仅参与纱布投机的资本家纷纷破产，连带许多私营钱庄也因此而大量倒闭。

棉纱之战赢得十分漂亮。

著名金融家、时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陈云对反击投机商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却是那样得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

棉纱之战后是米粮之战。

上海春节后有粮价看涨的老规律，投机商在棉纱之战后大伤元气，最后决定在米粮上生死一搏。于是投机商们在春节前夕向粮食市场进军，他们筹集资金，大量囤积粮食，能买多少大米就买下多少，然后等待粮价飞涨。

但是，投机商们再次打错算盘。

为了准备上海的米粮之战，中共在上海已经囤积了足够上海人吃1年半的粮食。春节过后，投机商惊恐的发现——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

为什么粮价不涨反跌？原因很简单，上海突然冒出一批国营粮店，一口气抛售了2亿多斤大米，2亿斤大米啊！那就是一座米山！这座米山直接砸穿了投机商们的口袋。事实上这还不是中共的全部底牌，为了打赢米粮之战，中共准备了20座这样的米山！

上海军管会各粮库大米堆积如山

两战全败，投机商们血本无归。上海、天津许多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大量私营批发商、私人钱庄倒闭，中共用经济手段干净彻底消灭了这批投机食利阶层。上海与全国物价一下子稳定下来。

上海工商界有人曾感叹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

中共在经济领域的成就，连国外经济学家都赞叹不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言“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能解释”已经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那么实际操作者呢？该给个什么奖？

中共在经济领域获得两白一黑战争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其粮本位体制与严密的组织体系的胜利。

相关阅读：历史如镜——上海金融战争（国民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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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摘录自我的作品《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这是近20年可以同时在大陆、台湾出版的现代史书籍。该书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层面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本文摘录自经济篇，与其它角度相比，经济的溃败对于国民党政权才是致命的一击。
本篇主要讲述在上海的两场金融战争，作战双方分别是1948年国民党VS投资商，1950年中共VS投资商。是的，48年国民党与50年中共面对的几乎是统一批对手，结果也大相径庭。从这两场战争过程与结果来看，中共对经济与国家治理的理解与执行力与国民党真不是一个档次。

曾希圣将军，长征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局长，在情报战线上立下了赫赫功劳。

曾希圣将军在长征时为中央红军提供大量准确的情报，立下了汗马功劳。

30日深夜，在沙土的红军总指挥部灯火长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伯承等人和一局(作战)局长叶剑英、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通信)局长王诤等，在一起想办法。他们一致认为乌江南岸的敌军虽有三个师，但不仅指挥不统一，而且分散，不构成主要威胁;而主要的威胁是可能由泮水、安底向我猛追的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主力。
正当大家苦于怎样摆脱当前险境时，曾希圣提出一个妙计。这就是利用我掌握敌之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将两部主力调开。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拍案叫绝。他们肯定这个办法可行。蒋介石常常朝令夕改、越级指挥。曾希圣提出的办法正是利用了蒋介石的这个弱点和特点，有成功的把握。进而，他们认为假电不能太离谱，只要命令周、吴两队主力继续向泮水、新场、三重堰前进，以协同位于毕节、黔西的滇军孙渡纵队堵截红军“西窜”，就迟滞了周、吴两纵队主力的行动，赢得了我军过江的时间;但是我军也得有防患的准备，后卫红五军团应当在狗场、沙土地域掩护主力过江，主力则应加速过江的行动。同时又指出，这个办法只能用一次，否则不仅无效，反而暴露我军无线电侦察的能力。
当即,拟定电文，以蒋介石名义分别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

假电发出后，曾希圣命令所部专注敌军周浑元、吴奇伟两部主力的动态，发现周浑元、吴奇伟两部主力果然继续向泮水、新场、三重堰前进。红军终于避免了一场不利的血战，除了远在敌后长干山的红9军团外，各部于3月31日午后全部顺利南渡乌江。

1942年2月，曾希圣将军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七师政委（师长未到职），负责筹建新四军第七师。后又兼任中共皖江区党委书记，开辟皖江抗日根据地，同时发动根据地军民从事大生产运动，创办一大批军需民用工厂，故当时有“富七师”之称。1945年8月日军投降时，七师由创建时的1900人发展到3万余人，解放区达15万平方公里，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在抗战的最后几年，新四军七师与张爱萍，韦国清，邓子恢，吴芝圃，滕海清等将领率领的新四军四师在安徽大地上默契配合，在抵抗日伪，反对顽固派，投降派的战斗中互相配合，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注：本回答资料为

@322顺风兔

提供，展牌为

@322顺风兔

亲自前往博物馆拍摄并科普，在此致谢。

更：还有一个韦国清将军的英雄故事。

朱德总司令。

1978年5月，粟裕再次登上井冈山，回到阔别五十年的革命圣地，一一重访了当年战斗过的旧址、遗迹。特别是在砻市(今宁冈)的会师桥头，在召开庆祝会师大会的建军广场，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第一次见面的龙江书院，故地情景，勾起粟裕对多少往事的回忆。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他们高大的革命形象，在粟裕脑海里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永远不能忘怀，这也是后来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粟裕一直敬重“陈军长”和二位领袖的原因。

从潮汕失败到井冈山会师这段历程中，朱德和陈毅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冲破千难万险，为保留革命火种继续高举南昌起义所开创的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帜；为改造旧式军队和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军队；为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谭政回忆说，假若朱德不能把南昌起义队伍带上井冈山，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只有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朱德保存了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火种，这800人奠定了我党的基本班底，朱德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人。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排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101、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还有排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这800人的队伍里面。

“赣南三整”，是南昌起义军在转战途中，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进行的，前后历时将近两个月，和秋收起义部队的“三湾改编”一样，在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赣南三整”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结合起来，这是朱德同志的独创，为我们整党、整军积累了最早的经验。整顿后，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大大提高，从而在两个月后，才能再举义旗，发动湘南暴动，创造出另一个崭新的局面。

壹｜ 保存革命火种

南昌起义军主力南下之后，留守三河坝的第25师和第9军部队，与敌展开激烈的战斗。

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分兵，朱德奉命留后阻挡追兵，临时指挥叶挺部第25师和第9军部队三千余人，希望他能在这里阻挡敌军3天。3天以后，再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叶挺。

1927年10月2日，敌右路军总指挥钱大钓纠集第18、20师和新编第1师共1万多人，自梅县向三河一线的起义军发起进攻。这时，起义军兵力不足3000人，由于还不知道主力已在汤坑失败，也不知道前委和革委已撤出汕头，为保障主力和党政机关的安全，乃放弃不易防守的三河坝(三河坝是梅江、汀江、韩江三河合流之处，系交通枢纽，不适合进行防御)，东渡韩江，在以东文部为中心的笔枝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展开，依托三面环水的有利地形，顽强抗击。

10月3日，敌第18师由大麻东遗韩江北上，第20师由松口顺梅江而下，从东文部侧后登岸，企图将起义军歼灭于东文部地区。起义军依托有利地形与敌激战竟日，终因寡不敌众，东文部和笔枝尾山阵地相继失守，被迫于4日撤出战斗，尔后南下潮汕，企图与主力会合。

10月7日，起义军第25师等部2000多人到达潮州以东饶平，与从潮汕撤出的起义军第20军3师余部200余人会合，沿途又收容了一些零散人员，总计约2500人。

当时这支队伍的处境极端险恶，敌人的大军压境糜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有五个多师，共约四万人左右，气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起义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

这时得知主力已经失败，前委和革委已经解散，与起义军总部已失去联系，留下来的最高领导人就是第九军副军长朱德。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但在此一发千钧之际，他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朱德认为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定要走下去。现在的情况是反革命军阀部队已经云集在周围，随时都可能扑过来，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否则他们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当时条件下能脱离险境和保存力量就是胜利。

于是，朱德率领这支部队在饶平略事整顿后，立刻出发,经平和、永定、象洞向西北转移。一路急行军，排除沿途反动地方武装的堵截，于10月16日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

起义军向西北转移的行动，很快被敌人发觉了。他们立即派钱大钧部的一个师，紧紧尾追，10月17日追至武平城，逼得起义军不得不在这里打了一个退却战。

朱德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进攻，随后命令粟裕这个排占领武平城西门外的山坡，掩护大队转移。敌人进入武平城后，追出西门遭到阻击又退回城里去了。粟裕所在的排在完成掩护任务后，立即紧跟大队行进。由武平城向西北走十多华里，进到石径岭附近，这里都是悬岩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

这时，朱德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给起义军让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朱德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在粟裕的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此刻朱德的光辉形象让多年之后的粟裕还记忆犹新！

经过这次石径岭隘口的战斗，粟裕他们才发觉“朱德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在朱德的指挥下,经过武平和石径岭战斗，起义军疾速进入赣南山区，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兵。

贰｜ 天心圩整顿：黑暗中的两盏明灯

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乌云笼罩着天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反革命势力无比猖獗。在这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这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境内的赣南山区，边打边走。

他们从武平经筠门岭寻乌、安远、三南(定南、龙南、全南)等县境，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愈来愈多，情况也愈来愈严重。

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但一路上经常遇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及土匪的袭击和骚扰，特别是三南地区地主土围子和炮楼很多，不断给他们造成威胁和损耗。为了防备地主民团的袭击和追踪，他们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专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

此时已是十月天气，山区的气温低，寒冷饥饿纠缠着我们，痢疾、疟疾一类流行病折磨着他们。更重要的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南昌起义军主力又在潮汕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前程究竟如何？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否还能坚持？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究竟走向何处？这些问题，急切地摆在每个起义战士面前。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这种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其中也有一些人后来又重返革命部队，继续为革命工作。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在这危难的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站了出来，

他们二位坚决率领这支革命队伍，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整个部队的中流砥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的领导和陈毅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当然，有些同志也可能走上井冈山，但作为一支部队是不可能保存下来的。

朱德军长，在向西转移的过程中，总是满怀信心地走在队伍的前面。虽然大敌当前，处境险恶，他却神态镇静无所畏惧，始终以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尽力教育部队和掌握部队。他经常在基层军官和士兵中，一路行军，一路给大家讲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光明前程，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和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

在旧军队里，官兵上下之间等级森严，生活待遇悬殊。但大家看到身为军长的朱德，却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简朴生活，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一样穿灰色粗布军装。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动着大家，对稳定军心起了极大作用。大家不仅把他看作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而且看成是这个革命集体的好“当家”。

这时候，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只剩下73团指导员陈毅了。他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带领部队。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那时候他来到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大家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

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完全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后来粟裕他们才知道，南昌起义时陈毅正在武汉，是武汉军政分校党的负责人。

8月2日，陈毅奉军委命令，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急赴南昌。但当他克服沿途阻扰到达南昌时起义军已于前一天全部走了。陈毅又不顾一切艰险日夜兼程向南追赶，闯过了沿途军阀部队、地方民团的盘查和搜捕，终于在临川宜黄地区赶上了正在进军中的起义部队。前委书记周恩来亲自分配他到号称“铁团”的主力部队73团去当指导员，并笑着对他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

陈毅爽朗地回答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器我就干。”

后来陈毅回忆这段历史曾说:“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靴、皮带、皮鞭、皮包、皮手套。当兵的对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在汉口南昌是五皮主义，现在他来又吹狗皮膏药，不听他的。失败后，到了大庾，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

回想起来，粟裕认识和钦佩陈毅，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

陈毅首先对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73团的七连连长101，来找陈毅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而且还“劝”陈毅也和他们一起离队。他们说:“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陈毅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更严肃地告诫他们:“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

陈毅的这一席话，不仅痛斥了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行为，而且充分表达了他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革命到底的顽强决心。

1927年10月下旬，起义军跨过闽赣边界，经过筠门岭，到达江西安远县（最近因猥亵中央下派女干部而“火”的县长李某平，就是江西安远县），朱德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朱德首先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来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并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

接着，朱德以他远见卓识，发表了非常深刻的讲话，鲜明地回答了当时大家心坎里郁结着的问题。

朱德拿俄国革命胜利所走的曲折道路作比喻:“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就等于俄国的1905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

他还卓有预见地指出:“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朱德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剖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陈毅对此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说，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做些发挥工作。

陈毅也恳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这就是著名的“赣南三整”中的天心圩整顿。

从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和陈毅才真正成了这支部队的领袖，这支部队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新的发展的道路。但是，就在大多数同志对革命的信心加强起来的时候，动摇已久的101还是开了小差。当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他伙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跑去。只是因为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守的紧，碰的到行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起来杀头。101感到走投无路，才又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

真正的革命英雄，不是别人，乃是百折不挠的朱德和陈毅，他们是南昌起义余部黑暗中的两盏明灯，当然，那些对革命坚定不移、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战士亦是。

叁｜ 大庾整编：整顿党团组织和整编部队

1927年10月底，起义部队从信丰来到了赣粤边境的大庾地区。正如朱德所预料，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矛盾重重，这时候，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陈毅便利用这个间隙，领导部队进行了一次整顿和整编。

总的来说，这支队伍在我党的领导下，经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锻炼，是一支革命的武装。但是，它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旧军队中固有的那些不良制度和不良作风。在政治上，党对军队的领导还是薄弱的。在组织上，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虽然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出身，一部分是革命知识青年，但兵痞流氓也占一定的数量，在未经改造之前他们常常成为害群之马。在思想作风上，军阀主义习气像毒菌一样腐蚀着部队的肌体。

从饶平到大庾为一个月的进军中，环境异常恶劣，上述这些不良因素给部队带来了更大的损害，如果不坚决加以改造和整顿,这支队伍不但不能继续执行革命任务战胜凶恶的敌人，其至部队本身能否存在下去也成了问题。这次整顿和整编部队，实际上是从信丰整顿纪律开始的。

本来，在向西转移的一路上，破坏群众纪律，甚至诈勒案、抢劫财物的事件就时有发生，大多数同志对此现象十分气愤和不满。但是由于原建制多已失去组织领导作用，有的军官甚至怕坏分子从背后打黑枪，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过问，以致这些违反政策纪律的行为，未能及时制止和处理。当部队进人信丰城的时候，破坏纪律的行为就更严重地暴露出来了。这座县城里,有商店、酒楼、当铺和钱庄。部队刚一进城少数坏家伙钻进酒楼饭馆里去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这些人的恶劣行径，简直和军阀队伍一样，影响极坏。

面对部队的这种严重情况，陈毅当机立断，要号兵吹紧急集合号，并叫传令兵传达发生政情和转移出发的命令，带起队伍一口气跑出信丰县城约十多公里，走到一个山场里的平地上才停止下来。就是在这里，举行了前面所说的那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信丰全体军人大会。在大会上，陈毅宣布了革命纪律，斥责了破坏团结、煽动逃跑，抢劫勒索严重损害军誉的三个最坏的家伙，当场宣布执行严肃的革命纪律大长了单命的正气，刹住了破坏纪律的歪风。这是陈毅第一次和全体同志见面，大家都被他这种果敢机智的领导所震动，为有这样的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同志来协助朱德领导部队，从内心里感到喜悦。

全体军人大会之后，为了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部队的建设，起义军便到大庾地区驻下来，对部队继续进行比较全面的整顿和整编。

这一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南昌起义虽然开始了我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像粟裕所在的这个排，因为前身是二十四师的教导队，是由“马日事变”后从两湖逃出来的部分学生和工人干部组成的，全部是党、团员外一般是没有党、团员的。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

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粟裕记得当时部队还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那时候他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面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与此同时，整个部队也进行了统一的整编，共组成七个步兵连。粟裕被分配到五连任指导员，连长是耿凯同志(他是朱德领导的教导团的学生，后来牺牲了)。另外还有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关枪连，总共九个连，合组成一个团。这支队伍虽小，目标却是很大的。

各地国民党反动势力，都知道这是南昌起义剩下来的贺叶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他们走到哪里，就有地主民团给国民党通风报信。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他们便取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是朱德，对外化名王楷(因朱德同志的号叫玉阶而化此名)，指导员是陈毅，参谋长是王尔琢。

自饶平出发以来，朱德和陈毅一直很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常常到基层军官和士兵中去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现在整顿了党的组织，重新整编了部队，他们就能够依靠和发挥组织的作用，更好地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潮汕失败，算是打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一路来部队情绪低沉。经过这一段的工作，部队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是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同时，转战赣南山区时走散和离队的人员，因为到处遭到反革命势力的追捕，有些人又陆续返回部队，这一事实，也从反面教育了大家。从此，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

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比起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队伍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这次大庾整编，是这支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

通过这次整顿和整编，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已成为一个团结稳固的战斗集体。正如朱德所说，正是由于加强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我们的同志个个像只老虎，我们的队伍经过千锤百炼，现在已经成为一支坚不可摧的钢铁部队”。

肆｜ 上堡整训

上堡整训是起义军于11月初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崇义县的上堡后进行的。

11月初，朱德、陈毅率部来到赣南崇义县西南的上堡地区。这里是一片绵亘不绝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在这里，朱德、陈毅继续对部队进行整训，主要是整顿纪律和整训部队。　

当时，部队奉命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朱德和陈毅采取有力措施整顿旧军队中的不良制度和作风；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官兵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部队还开展了新的游击战术的军事训练。　　

朱德从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他提出，在今后的武装斗争中，必须思考“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新战术问题”。由朱德口述，部队编写了新的训练教材，提出了诸如“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等战术原则。据朱德的回忆，当时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朱德精心讲授了第一课。课后，他将学兵带到训练场，把全队分为两个连，进行对抗演习，并亲自担任进攻连连长，组织士兵按照新的队形练习动作。在以后的训练中，朱德经常到训练场亲自指挥、讲解和示范。

起义军中的指挥员，多数是原来叶挺独立团的，有不少来自黄埔军校，他们学的都是正规战的那一套。起义军中的战士,有许多参加过北伐战争，打的也是正规战。南昌起义后，也一直打的是正规战。而当时形势和任务发生了变化，城市武装起义失败了，部队转移到了山区，需要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朱德同志适时地组织部队进行了游击战的学习与训练。整训的时间，虽然只有二十天左右，但在战略战术的转变上所起的作用却很大。正如朱德同志所说: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

通过这次整训，部队有了铁的纪律，步调一致了；学会了新的游击战战术，增强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本领。部队根据朱德的指示，在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的地域，开展游击战争，实行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起义军在上堡地区不仅从容地开展了整训工作，在战略战术方面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此开始转入正确的游击战的方向。经过这次整训，起义军的情绪稳定了，作战方法改变了，同群众的关系也更密切了。这标志着部队逐步由实行正规战向实行游击战转变。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外，部队还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原来只知道打仗的部队开始搞群众工作了，这是南昌起义部队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最初实践。

上堡整训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保存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在整训期间，朱德、陈毅一道努力探索怎样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迈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重要一步，为创建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重要基础。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