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之所以觉得张居正改革了不起，那是因为这帮人基本不看世界史，所以他们不明白张居正这场所谓的改革，究竟有啥问题。简单点说，在张居正之前，在大明朝银子压根不是合法货币，民间用，但在中央层面始终不承认银子是合法货币，承认的只有宝钞和铜钱。因为啥？因为中国不产银子，你用银子作货币替代中央户部发行的宝钞和铜钱，白银对大明来说就像现在咱们放弃人民币而改用美元作为法定货币。你这是想干啥？美洲是当时世界的印钞机，明朝把美洲打下来，控制白银主产地，用白银当货币才比较合理。你不打下美洲，中国用白银，等于印钞机握住别国手里。

早在成化年间，就有人提出和张居正几乎一摸一样的改革方案，但历代皇帝都没同意过，张居正他能这么干是因为当时皇帝才10岁，而且他又是皇帝的师傅，他跟皇帝他妈李太后据说有奸情。后来万历不敢把张居正挫骨扬灰，就是他妈不让。这是你老师，你怎么能这样？

张居正改革以后，大明中央户部彻底丧失货币发行权，国家的经济金融领域基本被江南的士绅富商操纵，因为天下的银子都流入江南四省（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为啥后来万历那么害怕这些江南士大夫，因为你的银子在他们手里攥着，这些人说必须朱常洛当太子，朱常洵不能封太子，万历就不敢封。就这么厉害。所以你说张居正是好人吗？

当时西方的君主也是把货币的发行权交给私人银行，甚至是公司，东印度公司可以发行债券，股票和货币，但是前提是啥？前提是国王入股！而且这些公司和银行的经营许可证是国王发的。并且为了获得某些特许经营权，这些公司必须给国王纳税。所以人家西方国家按照这个模式发展，称霸全世界，大明朝，在张居正改革60年后，完了。

不要认为明朝人不懂铸币权的重要性，当时的大臣靳学颜很明确地提出了铸币权“夫用钱则民生日裕，铸钱则国用益饶，此裁成辅相之业，惟人主得为之。故曰：圣人之大宝曰位，因位而制权，因权而制用，故又可曰：钱者，权也。人主操富贵之权，以役使奔走天下。故一代之行则制之，一主之立则制之，改元则制之，军国不足则制之。此经国足用之一大政也，奈何废而不举？”，指出朝廷控制的白银很有限“臣窃闻江南富室有积银至数十万两者，今皇上天府之积亦不过百万两以上。若使银独行而钱遂废焉，是不过数十富室之积足相拟矣”，以白银为主是“有其权而不用，与无权等尔”。

之后的学者黄宗羲则认为税收白银化或者说税役货币化是“所税非所出”，用白银征税会让老百姓“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丰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为银，则不足以上供也，无乃使民岁岁皆凶年乎（荒年没余粮换白银，丰年粮价低）”；顾炎武认为“天地之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通货紧缩导致实际税负增加）”，王夫之认为“银较钱而更轻更约矣，吏之贪墨者，暮夜之投，归装之载，珠宝非易之物，则银其最便也（大额货币更方便贪腐、盗窃和抢掠）”。

明朝张居正货币税收改革还有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输运费用及其变化，改成货币以后货币可以很容易的运往京城，但是京城所依赖的粮食是不容易运来的，物流与货币流的脱节，尤其是在北方受到后金叛乱影响，运输脱节和运费的变化，货币税收与实物上缴的差别就显现和放大了。

一条鞭法，海瑞在嘉靖的时候就说过，江南可以搞北方不能搞。张居正一条鞭法收银子是明朝经济崩溃的开始，要知道本朝建立前几十年都只敢收实物税，明朝收银子，妥妥的人为制造货币紧缺进而造成物资流通障碍。物资短缺就不要搞金融改革，本朝最初就是有粮食后才能在建国后搞起来，我党那么强的控制力当初都不敢搞，张居正就敢搞，这是对国家负责吗

张居正一条鞭法不用老百姓喜欢的铜钱，而用商人地主喜欢的白银，已经说明张居正是谁的利益代言人。实物税收改成白银税收，让江南的地主文官集团间接的控制了北方军队，北方粮食产量不足以供给边军，一个北运粮食涨价百倍和不给北方运粮就能让北方防线崩溃。

张居正出身就是盐商，白银交税方便，一条鞭法推行全国，得利最大的就是南方商人集团，他张居正是南方商人利益的代言人。税收增加的都是农业税，商税不增反减，由30税1减为60税1。

对官员的考察，用得着你张居正来改？直接把老朱的考察制度拿来用不就行了？

其实，“考成法”的实质是将国家的监察大权收归内阁。“考成法”后，内阁获得了国家的最高监察权。强大的监察权使六部处处受制于内阁，如有不从，内阁便可督促六科对六部进行弹劾。

这样的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内阁获得了权力，而皇帝和六部官员的权力受到制约，这个现象在万历皇帝亲政之后很快便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这样的集权宰相实在让皇帝难以放心，没有大加赞赏，反而在心里愤怒，这也又一次为张居正最后遭受清算埋下了伏笔。

张居正抓监察大权推动改革，但后代内阁没有这个魄力继续改革，而由于掌握监察大权的内阁更加不受皇帝控制，皇帝也难以推动改革。于是明朝只能慢性死亡了

张居正也就是清查田亩对国家有利，张居正清查北方田亩还比较顺利，清理到南方田亩就不行了，这里是东林党大本营，是朝廷文官的老家

张居正有一些势力，比如说太后与太监的鼎力支持，比如说戚继光的鼎力支持，比如同僚们的鼎力支持。实际上不算太多。张居正一死，因“考成法”、清查田亩利益受损的官员立即报复，那些抄家的人就敢将张居正的家人封堵在房间里活活饿死。这种行为断然不可能是万历皇帝下达的命令，而仅仅就是执行者借机报复。这种利用执行机会故意饿死张居正家人的行为，充分表明张居正在执政时集中了多么强烈的仇恨。

一条鞭法，不是善政也不是仁政，只是增加朝廷赋税的有效办法，一条鞭法，小优于自耕农，不利于佃农，因为地主会把税收转嫁到佃农身上，更别说，佃农上哪用银子交税，为了交税，便宜卖粮食，得到银钱，一来一回又被挂两层皮，但这不是说一条鞭法不好，毕竟增加了朝廷税收，但一条鞭法要想成为善政，需要清查田目，摊丁入亩，士绅一体交粮，没有后面这些政策，一条鞭法也就人亡政息，不可避免，张居正不可能也不会做到后面那些

一条鞭法里的需要用白银来结算所有的税务，可是我国不是产银国，白银供应受制于美洲白银的供应，等于明朝的货币发行权被外贸左右了。而且白银的购买力在山东和广州完全天差地别，不能用同一套征收标准来征收，而且产出也不同，物价差异也受影响。一条鞭法中统一用白银交税是存在巨大隐患的。

明朝根本就不具备推行白银为税的条件。一是因为明朝不产白银，没有货币的铸币权和发行权，二是明朝根本无法保障农民等价交换白银。无论南北农民一辈子根本见不到几个银子，如果以白银为税，农民需要先把自己农产品换成白银然后交税。那么问题来了，跟谁换又怎么换白银呢？官绅集团。假设一石粮食换一两白银为正常价格，在这种买方市场情况下，农民为了得到白银交税，得到一两白银付出的粮食是一石、两石还是三石？这得全靠官绅集团的良心。更甚这直接不换只借。最终只会导致农民负担会越来越重，走上借贷的道路，最终失去自己的土地。

以斗争求和平，和平则存，以妥协求和平，和平则亡。商鞅就是因为大量侵犯了旧贵族的利益，并且把侵犯的利益用来培养一个新的利益集团——军功贵族集团。所以，他才有成功的可能。王安石，张居正这些搞调和主义的，想不流血的改革，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做皇帝要看商君书、管子、盐铁论，左传。《左传》对儒家来说写得实在是太实在了。后来的皇帝很少看管子，商君书、左传、盐铁论，就是儒家文官不希望皇帝了解这些，推荐是资治通鉴之类的道德书。

《资治通鉴》的本质就是经理写了一本书，叫做《职业经理人谈如何做老板》。差不多相当于《资深罪犯谈如何做好一名狱警》。历史上张居正以此书为教材教导明神宗，结果是自己死后抄家。他要是用《左传》，可能就没这些破事儿了

个人认为没那么复杂，就是三观破裂后，长久积怨爆发了。

张居正说皇帝不能好色，结果皇帝事后一查，张居正死因和搞女人有很大关系；

张居正说皇帝不能贪于享受，结果皇帝一看，张居正自己搞32人大轿长途房车实在拉风到了家；

张居正说皇帝要节俭，结果皇帝一看，你张居正吃喝玩乐花钱海了去了。

张居正说做人要做君子，按照《帝鉴图说》里圣君伟人要求皇帝，结果皇帝一看，你老张不妥妥一个伪君子吗你大爷？！

张居正在万历眼里就好比，你一直崇拜的某位德高望重的师长现在要么是进去了，要么是乱搞男女关系而臭名远扬。

整个就是三观碎了一地。

所以本来是个好苗子的万历小同学真的崩溃了，万历后来的社恐，躺平性格的形成，张居正责任特别大！客观说万历清算张居正的做法还算是比较克制的，换成朱元璋之类的狠人，张居正直接就是挫骨扬灰加灭族套餐。

万历是在学他的爷爷嘉靖，用扳倒柱国大臣为自己立威。

在明朝皇族政治中，“法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后世皇帝要经常阅读、学习前朝皇帝留下的奏章书籍，以吸取政治经验。

据记载，万历对懦弱的父亲隆庆并不感冒，反而非常崇拜爷爷嘉靖，崇拜嘉靖将百官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统治艺术。

再加上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也不乏帝王心术方面的内容，这都使得年轻的万历掌权之后雄心很大，迫切期望自己能够掌控全局，开创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因此，年轻的万历处处都学嘉靖，性格刻薄寡恩，刚愎自负。

刚好，嘉靖又给万历立了一个先例：嘉靖之所以能掌控朝廷大权，就是因为他在22岁的时候，彻底搞垮了权臣杨廷和。

万历皇帝此时也是20出头，有样学样，自然也希望通过扳倒柱国大臣来给自己立威。

已经死去的张居正，无疑就是最好的靶子。

皇帝有了这样的心理，大臣们自然心领神会，再加上张居正十年改革对官僚系统的压制非常严重，搞的文官集团怨气冲天，现在报复的机会来了，当然要一哄而上。

在张居正去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就联名弹劾潘晟，万历下令命潘晟致仕，潘晟是张居正遗书所荐的人，他的下台，标志着张居正的失宠。

此时年轻的万历政治经验并不丰富，他单纯地以为官员踊跃弹劾张居正是出于对自己权力的畏惧，他以为把张居正搞的越狠，官员的服从性也就越强。

因此，万历就不断地上纲上线，对张居正下令抄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搞到最后甚至要开棺戮尸。

这种没有下限的搞法就触碰到文官集团的底线了，很快就有人站出来反对，然后万历借坡下驴，停止了对张居正的清算。

在彻底清算张居正之后，万历自以为自己也拥有了和爷爷嘉靖一样的绝对权威，可以如臂使指大干一场了，可他很快就发现，文官集团根本不买自己的帐。

文官集团从来都是欺软怕硬的，在嘉靖、严嵩、高拱、张居正这样的猛人面前，他们唯唯诺诺只求自保。

可一旦换成万历这样权术并不高明的皇帝、换成申时行这种只知道和稀泥的首辅，文官集团立即蹬鼻子上脸，指着申时行的鼻子骂，指着万历皇帝的鼻子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的一道《酒色财气疏》，把27岁的万历骂了个狗血淋头。

我们摘录几段奇文共赏：

“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

以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将无醉也，何日饮不足，继之长夜。甚则沉醉之后，持刀弄枪。

以皇上妃嫔在侧，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开骗门，溺爱郑氏，储位应建而未建。其病在恋色者也。

以皇上富有四海，宜思慎乃捡德也。夫何取银动至几十万两，索绸动至几千匹，略不知节。皇上无宜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耶！此其病在贪财也。

以皇上不怒而威畏，宜思有忿速惩也。夫何今日杖宫女，明日杖宦官，彼诚有罪，置以法律，责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而不计其数，竟使毙于杖下。此其病在尚气也。”

同时，文官集团也借着立太子的问题，向万历发动了持续几十年的进攻。

立谁当太子，在强势的皇帝看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完全能一言而决，可万历偏偏几十年都换不了太子。

摆明了，文官集团瞧不起万历，不愿意向他妥协。

万历看到这样的情景，自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再则他身体不好，又没有能力改变局势，最后也就只能选择躺平摆烂混日子了。

我相信，在后宫那一个个惆怅无聊的夜晚，朱翊钧一定曾无数次想起过自己少年时的恩师，一定曾无数次饱含幽怨地感慨过“若元辅张先生还在，何至于此？”

但这并不妨碍“终万历一朝，无人敢替居正平反”，万历本来就是那种刻薄寡恩、刚愎自负、死不认错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