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来，瓷器国的目田阵营发明出了一整个异位面越南宇宙，先后编造出《越南国会开启目田直选》[1]、《越南取消户口制》[2]、《越南公务员合同制砸破铁饭碗》[3]一类假新闻，借越南编织了一个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瓷器国。由于过去某个时期目田在网络上压倒性的声量，导致部分粉红也对此信以为真，基于这些虚假信息以及自身立场，开始逆向编造出“越南西化改革药丸”的假新闻，甚至衍生出“越南南北派内斗”一类的迭代版本的越南宇宙。目田和粉红的越南宇宙严重干扰了瓷器国普通人的认知，谬种流传，导致瓷器国人眼中的越南变得越来越离奇。
如果从主观上来说，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的体制并没有专门抄袭任何国家。粗看起来同瓷器相同的很多体制，仔细来看都有越南自己的特点，是从本国的历史条件发展而来的，有的甚至走在瓷器国前面：比如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看起来好像跟瓷器的农业农村部完全相同，然而实际上越南的农业与农村发展部设置于1995年，瓷器的农业农村部直到2018年才成立）。可是，在实践中，越南的体制却走上了跟瓷器“趋同演化”的道路，这反而更暴露出一种必然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南革新开放的脚步，并不比瓷器国启动得更迟。早在统一前，北越（1960年代初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1970年代就出现了许多修正主义现象：一方面，随着越南战争的扩大化而采取了全面的战争经济，甚至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初；另一方面，随着后方人力资源日益匮乏，农村合作社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经营管理水平没有跟上，取而代之的是高度依赖外国援助和自由地个体经营生产。1975年越南解放南方（南北正式统一是在1976年）后，无视了我国“先在南方逐步完成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再进行南北合并”的劝告，反而将之视为长期分裂南北的阴谋；随后在南方进行了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许多措施都跟隔壁波尔布特非常类似。比如，越南南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90%工商业企业、87%农户、78%土地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南方各城市中大约三分之一“不可靠”的城市人口（亲南越统治阶级的人口）迁移到条件恶劣的“新经济区”搞集体生产，同波尔布特的民主柬埔寨可谓如出一辙、只是规模稍小一点罢了。因为这些激进的“改造”极大的破坏了生产力，导致大量人口逃亡；再加上第三次中南半岛战争的全面爆发，越南经济迅速陷入崩溃。虽然越南当局此时已经积极开始引入包括西方资本在内的投资，但是西方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后也纷纷停止了援助，导致越南不得不完全依赖苏东国家的援助。在苏东国家自身经济出现破绽（1980年爆发了波兰危机）后，越南经济就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越修克服危机的办法，就是参考北方的“经验”，全面启动资本主义复辟：1978年，越南当局宣布“认可家庭承包种植蔬菜、杂粮，以便渡过粮荒”；1979年9月，越修在四届六中全会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提出“允许社员借合作社的土地进行生产，肯定家庭经济的地位，承认家庭经济是合作社经济的一部分”；1980年10月21日（一说22日），越修又发出第22号通报，允许各地试验水稻种植承包；1980年12月10日，越修四届九中全会肯定了农业承包制的作用，并决定扩大推行。1981年1月13日，越修发出第100号指示正式确立三五承包制，即合作社仅仅负责提供种子、肥料、农药、农机服务和技术指导，其他都承包给个人经营；承包合同内产量按计划分配，超产全部归己、欠收全部认罚，承包期一般为3—5年。1984年7月，越修全面确立国营企业自主权，“允许企业筹借贷款，甚至筹借外汇贷款；鼓励企业自找原料、能源和材料；自产自销；允许企业经理培养和挑选人才，甚至有权解雇工人；在物质供应上优先照顾生产稳定、经济效益高的国营单位；并根据企业的生产规模、效率和效益，让企业享受相应的利润”。1986年1月，越修又开始鼓励城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虽然越修采取了这些措施，但在战时军费繁浩的情况下，收效并不好，特别是在1985—1986年推行的价格闯关，导致了非常恶劣的后果，越南铜（越南的货币名，通称“越南盾”）沦为今天这样以万为单位的货币就是这一轮价格闯关失败的结果。
1986年7月黎笋死去，12月越修六大决定全面革新开放，规定越南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实际上也就是公开放弃了社会主义改造。1988年4月，越修下发10号文件，全面解散了所有合作社，“把全部生产环节都承包给农民，承认每个农户是农村基本生产单位，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国家只收土地税，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5年”。1989年3月，越南全面放开了粮食市场。此后，越南农村出现了大量雇工经营的“庄园”，而越修对此持扶植态度。同时，国营企业计划内和计划外生产并轨，取消双轨制；在国营企业内，推行全员合同制。私人企业方面，鼓励开办雇工不超过20人的小型私营企业，鼓励越南侨民回国投资开办企业，开设基金市场和股票市场以致广泛集资。1991年6月，越修七大决定发展市场经济，对大型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对中小型国营企业则干脆出售给私人；对私人企业给予扶植，在1992年颁布了新的根本大法“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1987年颁布了新的《外国在越投资法》，1991和1992年两次修改，大力鼓励外资对越投资；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越南从1987年开始第二次价格闯关，在1989年以后基本上放开了所有商品的价格，取消了票证和配给。如果说黎笋死去前，越南的走资启动虽早，步伐还比较迟缓；那么，黎笋死去后，越南的资本主义化速度则远超还羞羞答答宣称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瓷器国：例如，越南在1992年就已经修改根本法“保护私有财产”，瓷器则直到2004年才作了如此修改。总之，越南在1990年代就建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到2004年，越南的私营经济（不包括外资）已雇佣了全国90%的工人，占出口总额的50%、创造了50%的国民生产总值。2007年，越南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不过另一方面，越修依然坚持其专政，甚至有所强化：1988年，越南社会党、越南皿煮党等卫星党宣布解散，越修成为越南唯一合法党至今。直到2011年，越修才允许接纳私人资本家入党。
越南成功实现走资，一方面固然是靠越修上下的“主观努力”，另一方面也同第三次中南半岛战争结束是分不开的：1989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0年，越南与瓷器关系正常化。然而，北部湾事件后长达35年的战争也让越南百废待兴，即便是越修手中也是空有劳动力、并无多少能拿得出手的资本。其结果是，越南要发展资本主义，特别是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资本主义，就必须依赖外国投资；换言之，越南越是想要利用低工资的人口红利来发展出口导向工业，反而越是需要依赖外国投资。因此，同瓷器在1990年代以来持续出超相反，越南是持续外贸入超，甚至陷入了越发展外贸、入超越大的地步；其结果是，越南不得不吸收更多的外国投资来弥补外贸入超，本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产业无法自主升级，陷入了越来越深的附属国地位。某些人总说什么前三十年是废铜烂铁，越南的例子告诉了我们在完成民主革命后真的从废铜烂铁起家搞资本主义会是什么样一个结局。
正因为越南是这样一个附属国，所以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越南经济即受到很大影响，甚至不得不放弃亚运会主办权。不过，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以及主要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激化，某些帝国主义列强不得不把一部分有较高附加值的产能从瓷器转移到越南，客观上促进了越南产业的升级。从2014年开始，越南的外贸转向稳定的出超，越南终于过上了暂时坐稳奴隶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越南的工资上涨速度超过了其产业升级速度：2023年7月，胡志明市的最低工资（大约相当于1500元RMB）已经介于2011/2012年深圳市的最低工资之间，流水线工人的月工资总额可达3000元RMB左右。越南的工资上涨固然有利于无产阶级，但是在附属国资本主义制度下则必然导致跨国资本的转移；同时，本就不承认越南市场经济地位的帝国主义列强也开始借口越南操纵货币对越南发起了反倾销调查，结果是越南的经济如今又陷入了困难局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越南既然是如此的附属国，那就必然存在着相应的社会形态。诸如崇洋媚外、贪腐横行、车匪路霸、治安混乱、军队经商的现象，自不待言。以互联网崛起之后的网络生态为例，越南既无法修建防火墙，也无法培育本国的互联网垄断资本来运营替代产品，只能被动地接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跨国垄断资本提供的互联网产品；但是，这并不等于越南人民获得了“自由”，相反，正因为无法从源头上加以审查和控制，所以越南当局反而采用更加直接的暴力来打击不顺从的网民，直接用逮捕和审判来应对批评者，反而显得更加“战狼”。这恰恰说明，统治阶级诉诸直接暴力，并不能证明其强大，反而证明了其相对虚弱。
在政治上，越南的特点是部门、地方势力较强，且呈现一定的寡头家族世袭特点。越南土地狭长，地形复杂；人口主要聚居在几个冲积平原上，广大山区人口较少，在历史上就形成了“陆地群岛”的特点，即在若干交通不便的聚居区之间的是广大的人口稀少地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后，人口进一步向少数几个大都市圈聚集。与此同时，越南本国的官僚资本主义不甚发达，未能形成强大的官僚垄断资本，结果呈现了地方、部门官僚资本条块分割的局面。依托这一经济基础，形成了众多类似“中县干部”的地方政治家族网络，彼此盘根错节、互相勾心斗角。在这种情况下，越修只能推行寡头“集体领导”。同所谓的“南北派政争”相比，这才是过去数十年越南政局的本质特征。
1990年代，越修形成了所谓的“四柱大臣”的寡头体制：越修总枢机管理党务（包括人事、宣传、群众团体等部门）和军务，是一把手；Vorsitzender名义上的权力全部都跟总枢机重合、因而属于虚位，但又在修党内排名第二、往往由竞争总枢机失败者出任，实际上是副总枢机、形成了对总枢机的牵制，同时又可以通过召开所谓的国防安全会议来牵制内阁首相；内阁首相掌握经济为中心的日常政务，同样可以制衡总枢机；国会议长则因为国会获得了对内阁的质询、弹劾权力，而能够制衡首相。四人权力分配不清晰，形成彼此牵制的局面。
最近十年来，随着越南资本主义和统一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上述情形有所改变。阮富仲为首的集团通过反污职运动，在2016年（越修十二大）成功集中了权力，改变了过去“四柱大臣”寡头统治的局面，形成了以阮富仲个人为中心的所谓领导骨干体制。从2019和2022年的领导骨干会议来看，这个会议的成员有总枢机、Vorsitzender、内阁首相、国会议长和枢机处常务枢机等四五个成员；修党、内阁、国会等各方面的最高权力，都集中到了这个领导骨干会议。在2018—2021年间，阮富仲通过兼任Vorsitzender宣誓了其对权力的整合，登上了胡志明之后越南权力的巅峰，甚至黎笋也没有达到这种高度。然而，阮富仲年事已高，无心也无力继续在这一高处不胜寒的位置继续操持下去，随之而来的便是对这一位置的残酷争夺。连续两位Vorsitzender都无法完成任期，反映了越修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福山集团案，反映出地方权力网络同地方资本结合、割据一方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2023年12月，永福省人民议会（省级议会）对永福省人民委员会省长黎维成提出了低信任投票（相当于提交了不信任案），黎维成（本人也出身永福省）则公开宣称这是地方宗派污职势力对其进行的政治攻击。随后越修对此启动了调查，结果是两败俱伤，不但整个永福省的班子都遭到了清洗，而且还牵出了福山集团案，让清洗波及到了周边的广义省、永隆省等，最后牵连到了时任Vorsitzender的武文赏。此案固然牵涉到越修高层的权力斗争，但显然跟丁罗升等案件一样也反映出越修中枢试图整合权力、控制地方和部门势力的努力。
随着外部局势的日益紧张，越修的这一努力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恐怕还需要谨慎观察。
至于说越南的社会运动，其实也就是后社国家常见的那些：
目田运动，在越南是直接跟外部势力、具体来说是美国共和党人挂钩的；毕竟在美国真有100多万人口的小西贡社区，坚持在海外作南越遗老，基本上都是川粉；
民族主义运动，自然主要是针对瓷器的，也有针对其他国家（比如柬埔寨等邻国）以及本国的少数民族；
职工运动，其力量较瓷器更强；时常同民族主义运动结合，但不止针对瓷器，而是无差别的针对外资，包括西方和日韩的外资；据称其国内有反修组织存在；
农民运动，主要是反征地运动，组织性比较强，存在小规模的武装斗争；
少数民族运动，主要是西北部的苗族，以及西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近年有武装游击活动存在，同时也跟京族的民族主义运动有所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