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甘宁边区人民生活水平

(一)革命干部生活水平

1936 年12月，开始建立严格的供给制度，红军前敌总指挥制定《统一各项费用标准的训令》，分为伙食费、鞋袜费、烤火费、津贴费等五类，制定了不同的供给标准，当时军队团级干部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为一菜一汤，师级和中央党政机关部级干部为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则为四菜一汤。普通干部是“高粱米饭 (或小米粥)、大锅菜、粗布服”。1941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任弼时，制定了“分灶制”(大、中、小灶)部待遇制度，正式建立干部供给制，在当时来说，总体生活质量还是很不错的。以此为参考标准，各根据地依据本地实际情况相继制定了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如当时中央西北局工作人员待遇规定如下：

(二)边区农村人民生活水平

1935年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积极扩展根据地，首先开展了减租减息，让地主免除或减少了农民的租息；二是组织民众大量开荒,边区耕地面积猛烈的扩大，1936年到1944年边区耕地面积更加了670余万亩；三是兴修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但边区农民很少修建利用,以致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边区政府大力提倡兴修水利，修渠挖窖，共修建水漫地和水浇地10余万亩；四是组织与调剂劳动力,在农村广泛实行劳动互助合作，提高了劳动效率；五是发放农贷，边区约三分之一的农民缺乏耕牛和农具，边区政府筹款发放了耕牛和农具贷款，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六是改进农业技术,提倡精耕细作，边区的耕作方法较为粗放, 产量不高,边区政府号召群众精耕细作,多施肥,多锄草,加强田间管理,推广优良品种；七是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苛捐杂税，废除的税收种类达40多种。通过实行以上政策，边区农民的负担极大的减轻。

陕甘宁边区1937-1942年人口无确切统计数，估计在130万左右，按照130万人口初步估算，陕甘宁边区的普通农民1937年的人均粮食（细粮）在0.8石（240斤）左右，1941年边区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普通农民的人均粮食在0.6-0.7石（190斤）左右，1944年边区的人口为144.9万人，普通农民人均粮食在0.9石（270斤）左右，1945年由于受灾，边区的人口为159.5万人，普通农民人均粮食在0.7-0.8石（220斤）左右。其他根据地政策执行和陕甘宁边区类似，根据地人民整体的生活质量较之前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二、国统区人民生活水平

1、国统区农村生活水平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提出了“战时土地政策”，决定要实行民生主义，贯彻“二五减租”原则。但在国统区大多数地区这一政策大多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或表面上，并没有认真贯彻实施。抗战进入相峙阶段后，改行“田赋征实”政策，而田赋征实，税负年年增加，1941年征实量为3000万石，1942年猛升到6000余万石，1943年又升为6500余万石。这一政策加重了农民负担，田赋占到农民收入的50%以上，对农村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一时期也开始实施“专卖制度”和“统购统销”政策，使得国统区农村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国民政府用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对国统区农村经济的过分压榨，造成后方地主、官僚、商人大肆兼并土地，使农业生产普遍下降，农业生产日益萎缩、农民日益贫困破产。正常年份，普通民众以玉米、红薯、高粱、麸糠等粗粮为主食，极少吃大米和白面，蔬菜以胡萝卜、红薯叶、野菜为主，谷子主要用于交租和田赋，只有地主才吃大米和白面，遇到灾年，则以高粱、麸糠等为主食，或者吃野菜、树叶及树皮，若发生大规模灾荒，则会出现大范围饿死人情况，比如1944年河南在水旱蝗汤四害的影响下饿死300万人，流离失所300万人，濒于死亡边缘等待救济的有1500万人。

2、国统区城市生活水平

国统区从1937年6月到1938年12月，物价变动相对平稳，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不多；但到抗战中期的1938年12月到1941年12月间，物价增长飞速；及至抗战后期的1941年12月到1944年6月间，物价更是出现了狂涨，城市市民真实工资赶不上生活费的上涨速度，日常生活着实困难。

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相关记录，1940—1945年间，国统区各城市物价指数上涨如上图，1937—1945年间，物价指数上涨最慢的康定涨了961倍，上涨最快的昆明差不多上涨了3459倍，平常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可想而知。

根据《中国通货膨胀史》记载，当时重庆大学老师和工人工资如下：

另据《顾颉刚日记》记载“本月一日（1940年），予与彬如到崇义桥买物，其时米八十六元一石，越六日耳，已涨至一百十五元一石，油每斤一元四角，亦涨至一元六角矣。民不聊生，奈何！”基本生活物资快速涨价的同时，职工薪水却没有相应的提升，自然意味着购买力的大幅缩水。西南联大给教育部的呈函中称，“同仁薪津每月不及600元，其购买力只等于战前之十七八元，平均五口之家何以自存。" 大学老师已经是当时的高薪职业了，其他普通市民的生活更为困苦。

三、沦陷区人民生活状况

（一）沦陷区农村生活

日军对农村首先是掠夺农产品，对沦陷区农产品的掠夺主要有两种方式：“征发”和“收购"。所谓的“征发"实际上就是日军所到之处的一种“就地取粮”的政策。以“征发”为名进行赤裸裸的直接野蛮抢掠；“收购”政策则主要由日本制定，汉奸政权实施，日军对稻米、小麦、大豆、棉花等重要的农副产品由最初的全面统制政策后来发展为强制购销，日军称为“粮食出荷”，沦陷区农民几乎一半的粮食都被迫“出荷”了，剩下的除了用于种子、饲料和租税后，用于口限的就很少了，农民因“出荷”而被杀、饿死甚至自杀事件屡有发生。“而且日本为了弥补修筑工事、公路、机物、要塞等军用设施，以及日本本土和东北山、农粉等劳动力的不足。大肆征发劳动力，有时甚至是诱骗和直接捕捉。《中国经济通史》记载“据统计，1937年﹣1942年，华北地区被日本捕捉和诱骗出关的壮丁就达529万人"。日本在沦陷区农村还设立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大肆进行搜刮勒索。《中国经济通史》记载“晋察冀游击区有地亩捐、人口捐、门户捐、银粮、借款等名目不下70多种。抗战八年中，农村人民被勒索去的粮款折合粮食达223亿石"。

日本向沦陷区农村所进行的野蛮掠夺政策，使得沦陷区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耕地面积大大缩小，土地大量荒芜，农民生活恶化。农民日益陷人贫困破产、饥寒交迫的境地。沦陷区农村经济呈现出一片衰败的景象，抗战后随着灾荒成为常态，沦陷区老百姓的饮食从杂粮掺糠菜，变成了糠菜掺杂粮，“吃糠咽菜”成为生活的代名词，杂粮麸糠是佳肴，能下咽的都成了“粮食”。老百姓把玉米芯压碎，再筛筛，掺上树叶，家庭好点的掺点糠或掺点粮食吃，家庭条件差的直接吃榆叶、槐叶、樁叶、草籽、棉籽、野菜，灰灰菜，树头菜，到最后，野菜抢光，树皮剥光，树叶采光，冀南地区农村在蝗灾期间还吃蝗虫。

（二）沦陷区城市生活

日军占领一地后，会将原国民党的政府机关、银行和其他商铺等一概视为敌性资产进行收管，掠夺企业洋行，同时对普通民用住宅和资产也以强制手段予以占有。日军会扶植伪政府实行物资统制政策，以实现对物资的垄断，尤其是对粮、油、煤、食盐等日常必需品的垄断和按户配给。

根据朱斯煌《民国经济史》记载，上海沦陷后配给数量如下：

根据记载，配给品限购时间很短，过期作废，许多人因此有证而买不到商品。例如配给布，一年之内只供应一二次，每次才三、五尺，限定三日或五日为期，且不定时。许多穷苦老百姓手中没有钱，一时等不到款，只好眼巴巴看着配给证作度。而且物价上涨飞速，1942年7月上海米价每石不到800元，后面连续上涨到2100元，而且带动其他物价上涨，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米价每石竟涨到150万元的高峰。

根据《魏特琳日记》记载，在1938年11月8日的南京，魏特琳看到，“从西门来的穷人外出割草作为冬天的燃料，而最穷的人在拾菽。他们告诉我，现在草是每担1美元，他们买不起。有些市民被迫去砍树，以得到一点微薄的报酬”。魏特琳在日记里多次记载写道：“我们路过一些尚未完工的房子的旁边，看到有人正在拆房卖砖，一幢价值万元的房子，卖砖所得也不过数百元。在我们校园的南边，有一幢很漂亮的房子，其价值不下万元，已经被拆毁，砖头也被拖走了，不应该责备那些拆毁别人房子的老百姓，因为他们也要生存”。

《抗战日报》也曾报道过太原市饿殍遍地的惨状，“太原及其附近村庄已成满目荒凉的吃人世界，......，当地粮食已被抢光，群众仅以草皮树根度日，饿毙道旁者甚众。据伪政府统计，1942年平均夏季每天死16人，冬季死12人，但实数当不止此。”

但是，日子过得最苦的是属于农村受灾的普通农民，基本上没啥吃的，除了卖妻鬻子就剩等死了，还有就是国统区与沦陷区、根据地与沦陷区交接或反复争夺的地区，常年是无休无尽的战争，人民不仅要挨饿受冻，还要时刻担心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