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从1859年开始要饭办学，要了近三十年的饭，总算开办了一所学校，出名了，又接下来办了两所义学，总共招生一百多人……辛辛苦苦要饭三十年，多招收一百多学生，真有用啊?
清咸丰九年（1859年），21岁的武训开始了乞讨办学的生涯，
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训花钱四千余吊所建的第一所义学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成，取名“崇贤义塾”。“崇贤义塾”建成后，武训亲自跪请有学问的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当年招生50余名，分蒙班和经班，不取分文。……光绪十六年（1890年），武训又在今属山东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武训花了三千吊钱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取名“御史巷义塾”。
而更讽刺的是，据说这些学生大多数还都是家里有钱来读高级的"经班"，没钱读书的穷人孩子更急需的"蒙班"（启蒙启蒙），据说是多年后才开设?
“崇贤义塾”在头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没有蒙班，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好户”（地主），其余也是富农或商人，没有一个中农，更不要说贫雇农了。学生中，有一些是跟着老师来念书的秀才。读的是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能够做“满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学的资格。
后来压力太大，开设了蒙班，但是仅一年就取消啦……
鲁迅先生对武训的评价是很讽刺的:
二月九日《申报》的《儿童专刊》上，有一篇文章在对儿童讲“武训先生”。它说他是一个乞丐，自己吃臭饭，喝脏水，给人家做苦工，“做得了钱，却把它储起来。只要有人给他钱，甚至他可以跪下来的”。
这并不算什么特别。特别的是他得了钱，却一文也不化，终至于开办了一个学校。
于是这篇《武训先生》的作者提出一个问题来道：
“小朋友！你念了上面的故事，有什么感想？”
我真也极愿意知道小朋友将有怎样的感想。假如念了上面的故事的人，是一个乞丐，或者比乞丐景况还要好，那么，他大约要自愧弗如，或者愤慨于中国少有这样的乞丐。然而小朋友会怎样感想呢，他们恐怕只好圆睁了眼睛，回问作者道：
“大朋友！你讲了上面的故事，是什么意思？”
以温和著称的汪曾祺先生，对武训的批判反而是严厉的，你要说下面这篇文章时代色彩太浓，他照样收录到自己的文集里去:
革命，是统治者最讨厌的东西。
因为讨厌革命，反动的统治者就欢迎武训，就表扬武训，就希望穷人里头多出些武训了。
……
这个为反动封建统治效忠的“自我牺牲”者是一个英雄么？
不是，绝对不是。
当时农民叫他是“豆沫”，言其胡涂，就他的完全不认识历史的发展方向来说，并不算冤枉他。
他的“自我牺牲”到底牺牲给了谁呢？他的“利他主义”到底利了一个甚么他呢？反动的统治阶级。凡对反动统治阶级有利的，对人民就不会有利。
更讽刺的是，武训是要了三十年饭后才办了学校。日后还有人跟武训学，要饭要钱理由是"我攒几十年钱后再办学校"，您说他是真心办学呢，还只是是趁机弄钱呢？武训家族后来还真有人这么干了，反正只听说他拿钱买田，没听说他办啥学校:
《乞丐生活素描》一文中的“莲花落词调新颖”一节,介绍了乞丐在莲花落唱词中加入反映时代变化的新内容:“莲花落可说是讨饭调,每个乞丐都能高唱,本来是‘梅花一支开,莲花啦莲花……’的歌调。现在,他们居然把老调改了,改成含有民族意识爱国思想的新颖的词调。‘打倒某某老’、‘民国万万岁’、‘拥护蒋院长’、‘某某人,真无理,开大炮,占我东三省’……这一些句子,都含在莲花落里,流入了民间。”前述武训曾孙武金栋继祖行乞唱词也有变化。武训唱词是:“谁推磨,谁推磨,管推不管罗,管罗钱又多。赢得钱,修义学。” 武金栋的是:“众人行好我代劳,人家帮助为我的;募钱不要钱,爷爷万万年;不为名,不为利,附属爷爷真主义;不为吃,不会喝,附属爷爷真不多:前辈爷爷兴义学,后辈孙子武金栋,一辈接,一辈传,爷爷香烟永不断……”
在五十年代初期进行的武训相关调查中，还提及到武金栋这个人，但查出来他不是武训的直系亲属，是疏族。明显他靠着学武训，在民国时期捞了一些名和利，土改时挨了斗，但还是中农成分，解放初已经是七十八岁了，反正在调查组的笔下他的名声并不好，想来也是，武金栋在解放前家有五十多亩地，当地人也承认有一部分是他用募捐（乞讨）来的钱买的。这名声应该不会太好:
武金栋（武庄人，七十八岁，青年时候当过雇工，后来学武训，不务正业，到处以“义学”名义磕头募捐，讹诈劳动人民，搜括了不少的钱，土地改革时，农民坚持要斗他，分了他一些土地，他现在是个中农）……
武训死后，在鲁西及别地出现了一批吃武训饭的人。其中的一人是临清的号称“武训第二”的王丕显，是一个借兴学发财的学棍，这里不来详说。另一人是堂邑的武金栋。武金栋，堂邑武庄人，是武训的疏族，现年七十八岁，他就是现存的一个活武训。他在武训死后一意学武训，见有钱人就磕头，低眉顺眼，出口成词，到处募捐，很积了一笔钱。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到过南京，为国民党所赏识，捧为活宝。他和我们见面，还是口中念念有词。他对群众的态度很坏，当地群众很不满意他，在土地改革时把他当作了斗争的对象。我们找他谈话，柳林镇的群众很感诧异。他从街上走过的时候，群众指着说：“为啥这家伙又来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