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九十年代的那些领导们，现在大多还活着，就没有人想想，除了退休的，还有很多人去哪儿了吗？江苏省/南京市的文物单位，以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很多都早就是学院的一把手，局里的主要负责人了。这些人这二十年都干了些什么呢？继续把自己的儿女往这个圈子拉，继续当教授，继续给下一代传承这套打法。

当年南博里面有的人早就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了，比徐湖平混的好几百倍。这些人怎么没人敢去查呢？光盯着徐家里那一墙古玩字画。你们就不想想，会不会有人家里至今还有几屋子的好货。

南京博物院在撒谎，它的发票是假发票。

南京博物院交给新华社的最大证据，就是所谓的2001年4月26日江南省文物总店的卖出发票。但很可惜，我又确凿证据证明，仇英《江南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1990-2000年）就就已经到了南京艺兰斋那里。

我花了十块钱，买了本《读者》杂志2000年第8期（总229期）；花了30元，下载了丁蔚文（南京艺兰斋创始人陆挺夫人）的硕士学位论文《仇英<江南春>考辨》。证据就在里面。

一、《读者》杂志2000年第8期中，丁蔚文已经开始大肆宣传艺兰斋收藏了仇英《江南春》

在这一期，丁蔚文直言：

艺兰斋收藏仇英《江南春图》卷，上有沈周、文征明、王宠、文彭等名家题跋，经王任堂《话雨楼》、顾麟士《过云楼》、庞莱臣《虚斋》递藏。 （丁蔚文 撰文）

此处，我只能感谢

为什么我买了书却不用自己的呢？因为很奇怪，我买的《读者》2000年第8期也到了，并且，后一页一样，也是冯英子的《一个日本军官的秘密报告》，为什么我的是个广告？有趣有趣。

根据封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期出版于2000年4月下半月，比南京博物院提供的时间正好早1年。

二、丁蔚文硕士论文承认“《江南春图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流传到艺兰斋收藏”

可能是因为《仇英<江南春>考辨》这篇论文实在写得太烂了，因此知网等平台并没有收录，仅在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有收录。

这篇论文仅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丁蔚文疯狂炫耀，“你看，我们得到了仇英《江南春图卷》”，先随便欣赏几段：

作为《江南春卷》的收藏者，可谓占尽天下先，拥有了研究《江南春卷》的第一手资料。
艺兰斋美术馆收藏的仇英《江南春》手卷长 7 米, “过云楼”称为“仇画第一”。
作为《江南春卷》的收藏者，本人有了《江南春卷》的第一手资料。

全文没有任何创新点，基本都是废话和自恋。但不能说没有价值，因为她两次重审了艺兰斋获得仇英《江南春》图卷的时间。

在前言中，她就迫不及待贴脸开大：

《江南春卷》是仇英画给袁永之的……艺兰斋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从庞莱臣后人手中直接收藏。

在第五章中，她再次忍不住“真情流露”：

考《江南春图卷》应为庞增和所藏。《江南春图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流转到艺兰斋收藏。

《读者》杂志可以证明，至少在2000年以前，此画就到了艺兰斋；丁蔚文的硕士论文可以证明，上世纪九十年代，此画就到了艺兰斋。

因此，南京博物院拿出的发票绝对是伪造的。这也算刷新了我对于其底线的认知，面对新华社都不惜伪造证据，他们究竟在害怕着些什么？

PS：丁蔚文的硕士论文真的是一个宝藏，在文章的最后，她还很贴心的展示了杨仁恺老爷子来艺兰斋，他们拿出仇英《江南春图卷》时的场景，后面新闻常用的是这张，似乎杨仁恺和陆挺相谈甚欢。

可实际上，丁的论文还抓拍了另一张杨仁恺老爷子值得玩味的照片：

以手捂面，似乎已经快哭了。

杨仁恺对虚斋是非常熟悉的，仇英《江南春》图卷这种虚斋藏品中的拔尖品，他必然是无比熟悉，他1986年去南京博物院看画时，特意看了虚斋捐赠品，当时就没看到仇英《江南春》图卷，可能还觉得很遗憾。但数年之后，居然看到了虚斋捐给南京博物院的画，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私人藏家手里，他心理，估计欲哭无泪。

以上分析并不是无端臆测，丁蔚文女士似乎真的有点傻白甜，听不出正话反话，杨仁恺看到画后，其实是发了牢骚，并且讽刺了艺兰斋的，但丁女士完全没听出来，还沾沾自喜的把这段评语写在了文章里：

杨仁恺、陈佩秋在艺兰斋看了《江南春》卷后感慨说“这么好的东西，也只能捐给国家了。”

杨仁恺直接明牌了，你们的鬼蜮伎俩我清楚的很，这幅画是虚斋捐给国家的，你们在这里装什么？

可惜，陆先生和丁女士完全没听懂。

文化系统几乎成了反腐的盲区

治好了中国人在大英博物馆里哭的病

我记得以前大英博物馆对着馆藏中国文物说:只有英国才能保护好这些文物，我当时好愤青的骂他们，现在想想自己当时真幼稚。

另一件更恐怖的事情：红卫兵从庞家抄走的四大卡车文物去哪儿了？进了谁的腰包？

2014年12月，“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在南京博物院开幕。聚光灯下，一位名叫徐莺的女士被介绍给媒体：“庞莱臣收藏研究者、庞家后人”。

现场记者或许不知道，这位“庞家后人”三个月前，才刚刚以委培生身份进入中国美院美术史系读博。更令人困惑的是她的学术背景——本科生物专业，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建兰花叶病毒和齿兰环斑病毒的细胞分子生物学”。

从病毒研究到书画鉴定，从实验室到博物院，徐莺完成了一次令人瞠目的跨界。而将她推向前台的介绍人，正是南博研究员庞鸥。

蹊跷的“庞家后人”：从病毒研究到书画鉴定的奇幻转身

徐莺的学术轨迹，本身就构成了一道谜题。

在2016年9月之前，她的世界里充斥着病毒序列、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研究。直到那个秋天，她突然出现在了美术史的殿堂里，研究课题恰好是“20世纪书画收藏——以庞莱臣为例”。

三个月能学会什么？三个月连中国绘画史的脉络都理不清。然而就在这三个月后，徐莺已经能以“庞莱臣收藏研究者”的身份，站在国家一级博物馆的展览现场，接受媒体采访。

这不得不让人追问：她的导师是谁？哪位美术史专家愿意接收这样背景的学生？又是谁在背后推动这次不可思议的身份转换？

更微妙的是，她姓徐。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名叫徐湖平。当记者询问二人关系时，得到的只有沉默。

公证书的魔幻现实：一份被撤销的身份证明

徐莺与庞家的关系，在法律文件中上演了一出反转剧。

2016年5月，一审法院明确否定了“庞赞臣是徐莺曾外祖父”的说法。事情本该就此结束。但三个月后，徐莺父亲徐安华向杭州市国立公证处提交申请，以查询庞赞臣在美国的大学档案为由，取得了一份公证书——证明自己是庞赞臣的外孙。

凭借这份公证书，二审法院在2016年12月改判，认可了徐莺的“庞家后人”身份。

然而魔幻的一幕发生了：2017年4月，那份关键的公证被撤销了。公证处收回了自己的印章。按理说，徐莺的身份认定应该回到原点，但庞叔令据此提起的再审申请，在2018年11月被驳回。法院认为，徐莺是不是庞家后人，“与名誉权纠纷无关”。

更令人费解的是，2018年7月，就在再审裁定下达前，徐莺又通过杭州市之江公证处，拿到了第二份身份公证书。这份新证据，在再审裁定中只字未提。

公证书可以撤销，但法院的判决已经落下。一个人的家族身份，就在这一纸文书间变幻莫测。

“东郭先生”的愤怒：一篇暴露真相的情绪宣泄

当庞叔令将徐莺告上法庭，这位“庞家后人”在社交媒体的回应，堪称公关灾难。

她自称“东郭先生”，嘲讽庞家后人“已经败落到卖画为生的地步”，指责他们“恩将仇报、反咬数口”。她甚至“建议”庞家去告故宫、上博、苏博，“因为这些文博单位太不像话了！得了一堆庞莱臣的藏画，既不办庞莱臣藏画展，也不为‘庞家后人’解决住房问题、工作问题，更不给你们慰问金”。

通篇情绪宣泄，不见任何实质辩驳。那种高高在上的嘲讽语气，不像一位学者，更像掌握了某种特权的人在炫耀。

她特别提到“一百三十万元的资金投入”，却未说明这笔钱的去向。她愤怒于“换来的就是一纸诉状”，却回避了自己冒充他人后代的基本事实。

这篇回应最讽刺之处在于，它本意是反击，却成了最有力的证据——证明徐莺与南博某些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寻常的关系。

处心积虑的布局：为何需要一位“冒牌后人”？

南博为何要大费周章，推出一个徐莺？

时间线提供了线索。2016年，正是庞家开始系统追查捐赠文物去向的关键时期。那5件“不知去向”的画作，像一根刺扎在南博身上。其中，《江南春》即将在九年后以8800万元现身拍场。

如果这时候，公众认知中庞家后人已经“败落到卖画为生”，那么未来任何庞家旧藏出现在市场，都会被认为是“后代变卖家产”的结果。

这不是猜测，而是有前科。早在1963年，南博就以借展名义从庞家拿走两幅画，再未归还。当庞家索要时，对方称借据遗失，最后竟将画作登记在他人名下。法院只能按“出售”处理，判南博支付几万元了事。

当年，南博可能以为庞家连借据都找不到，捐赠清册更不可能保存。但他们没想到，庞增和当年亲笔写下的137件捐赠清单，字迹工整如印刷品，每一页都有见证人签字。

徐莺的登场，是这个逻辑的延续。制造一个“庞家后人”的舆论形象——落魄、卖画、不知感恩。这样，未来从南博流失的庞家旧藏出现在市场，就有了完美的解释：看，庞家后代果然在卖祖宗的东西。

而真正在追索文物的庞叔令，则被污名化为“贪得无厌”的后人。研究员庞鸥在媒体上公开嘲笑庞家，正是这出戏的一部分。

更大的黑洞：冒充后人背后是文物管理的系统性溃败

徐莺事件最可怕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一个系统性漏洞。

如果一座国家一级博物馆，可以为了某种目的，“制造”出一个文物捐赠者的后代；如果这个“后代”可以轻松获得公证文书，尽管这些文书后来被撤销；如果法院认为“是不是后人”无关紧要——那么，我们如何相信那些捐赠记录的真实性？

庞家因为保存了完整的捐赠清单，因为两代人46年的坚持，才勉强揭开了黑箱的一角。那些没有完整凭证的捐赠者呢？那些已经离世、后人不知情的捐赠者呢？

南博曾有一任院长叫姚迁。1984年他自缢身亡，红学家冯其庸说他是因保护文物而遭迫害。但同一位置上的庞鸥，却在媒体上嘲讽捐赠者后人。时代变了，有些东西却没变。

徐莺从研究病毒转向研究庞莱臣，或许不是偶然。在某种意义上，她确实在“研究”一种“病毒”——一种侵蚀文物管理体系的病毒。这种病毒让真迹变赝品，让捐赠变出售，让守护者变侵占者。

《江南春》画卷上，明代文人描绘着江南的山水田园。而今天，那些本该守护这片文化山水的人，却在编织着另一幅图景——一个真假难辨、身份错位、文物可以悄然“消失”的灰色世界。

徐莺是谁？她背后站着谁？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文物管理体系，到底还有多少“徐莺”？

当年河南警方捣毁一个盗墓团伙，查获大量文物。上边有个大官想吞掉文物，栽赃陷害办案民警，要把他们抓起来判刑。逼得民警没办法，躲进京城公an部下属的招待所，在网上发帖求助。

分不清公有制和官有制，你们就继续捐呗

徐院长这么大年纪，知道的事情又那么多，牵扯的人又高又硬，很难再追究什么了。

大概率最后的通告就是此画经鉴定为假，但是南博程序有那点小小的违规，念在当事人年事已高或已故无法追究，以勒令南博限时整改结束。

原山西省副省长、公安厅长刘新云，以国宝行贿。

有网友发现仇英《江南春图》有一件“双胞胎兄弟”在美国的博物馆，构图一模一样，但后者署名“唐寅”（即唐伯虎），恐怕两幅都是仿作。又有网友告诉我，唐寅那幅已经被美国博物馆拍卖了。我查了一下，那幅画竟然也是私人捐献给博物馆的！

网上关于唐寅那幅画的中文信息有写错的地方，我来做一下梳理和澄清。

唐寅那幅曾经收藏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这是一家公立博物馆，是美国国内藏品最丰富的综合性博物馆之一，也是美国最重要的亚洲艺术收藏单位之一。

把画捐给博物馆的是Mrs. John H. Roberts Jr，即小约翰·H·罗伯茨先生的太太。捐赠时间是1978年。我没有查到罗伯茨夫妇的详细资料，但二人似乎钟爱中国艺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把不少中国绘画捐给了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唐寅那幅画的标题是《Travellers in a Riverside Village》，可以翻译成《水村行旅图》。有人说，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的官网搜不到这幅画——已经卖了，当然搜不出来。但有趣的是，如果直接在公共搜索引擎里检索画名，反而能找到馆方的信息页。

信息页明确显示，《水村行旅图》的作者栏是“After Tang Yin”，意思是“仿唐寅”，年代标为清代（但唐寅是明代人），说明馆方认为这是一件清代仿品。

信息页还显示，《水村行旅图》在2017年5月17日退出馆藏序列，不再被视为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的正式藏品。

2022年，馆方委托“邦瀚斯-斯金纳拍卖行”（Bonhams Skinner），通过“亚洲艺术：秘宝”（Asian Art: Hidden Collections）拍卖会，卖掉了《水村行旅图》。

斯金纳拍卖行设在美国波士顿，属于中等规模拍卖行，比较关注中国古玩，在被英国拍卖巨头邦瀚斯收购后，更名为邦瀚斯-斯金纳拍卖行。

由此可见，《江南春图》与《水村行旅图》命运相似，都被捐给了公立博物馆，都被鉴定为伪作，都被剔出馆藏，都上了拍卖会。区别在于，《江南春图》先拨交给文物商店再出售，而《水村行旅图》直接被美国博物馆送去了拍卖行。

微信公众号：王牌讲解员

以后这个话题，可以休矣，文物在大英博物馆，还挺好。

至少帮我们省了保护费用，关键还比较安全。

没什么疑点，就是典型的监守自盗。

父亲是副院长，儿子开拍卖公司，这种装都不装的表演，还需要联想吗？

更何况，博物馆的职工多年来一直实名举报，这些举报为什么不被受理才是需要深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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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前，孔子就在论语中说了，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东西在盒子里坏了，是谁的责任？

那肯定是看守者负责，肯定是他故意或者不小心弄坏的。

难道假装让警察来察？浪费警力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