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于哪一级干部可以住什么房子，用什么车，非常注意。开始说是因为安全问题，从定海路搬出来，换了几个地方。但后来他就开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过三个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里，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层楼的公寓，每一层楼有两套住房，一套是办公室，一套作为居住用，一套里有两室两厅，过去是给市委常委住的。

他住进公寓后，看见前面有一排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独立的院子，种着果树，很考究。这些房子过去是柯、陈、曹荻秋、张等住的，后来马、王等人也住在那里。他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里去住了。

住了小洋房以后，他又不满足，一套不够，弄了两套。当了副后，尽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来住，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那个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二楼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一个暗道，从暗道走进去，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这说明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1975年，他索性连康平路院子里的大洋房也不愿意住了，回到上海，搬进东湖路七号，即现在东湖路、淮海路口转角的一个大院子，里面有游泳池、网球场。住下后不久，他又让市委招待处写了一份报告，要把东湖电影院划进去，归他个人看电影享用。

王座们如果“胜利了”，也大抵不过这种货色。

这栋气势恢宏的大楼叫老市府大楼，是魔都这几年才对外开放的建筑，前身是当年的上海租界工部局大楼，也是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办公所在的大楼。

10多年前这栋大楼怎么处理曾经召开过多次讨论会，咨询过众多建筑师和设计类专家的意见，我有幸参加过一次调研。实地探查这栋建筑时，就说一个很小的点吧，我至今记得，当时上海接近40度的天气，这栋楼里没有任何空调设备，但室内温度22度，毫无热和闷的感觉，整栋楼就是这样冬暖夏凉，我都无法想象一百多年前修这楼的时候建筑师的水平有多高。

当时我就觉得我压根不配给这建筑提原地重建其他建筑之类的意见，这栋建筑能原样去修缮下就是当代人的造化了，很多现代建筑外观不错，可建筑水平和舒适度比这租界时期的建筑乃至很多中国古人的建筑，都是远远不如的，真的不要觉得后人有多了不起。很多后人建的楼还真比不过当年的四行仓库坚挺。

就五十年代上海外滩的建筑来讲，题主想拆掉的单位包括：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公安局交通处、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上海市总工会、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上海市外贸局、长江航运局、上海海运局、上海港务监督局。至于花园洋房，呃，题主啊，你还有什么话要对家里人讲吗？

建国后，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封建皇帝的皇宫“故宫”倒是多次被人提出要拆掉！文革时故宫被造反派说成是“血泪宫”(见上图)，故宫的“神武门”的墙上被贴上了“砸烂故宫！”和“火烧紫禁城！”的大字报；幸好周总理及时地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故宫，对故宫实施了“军事保护”，故宫才免于被打砸或烧毁！详情见下面这篇文章：

【故宫改建计划始末】

此文由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新闻周刊》的2006年第1期首发，它的电子版我则是从“搜狐”网“中国名刊精品”频道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复制、得到的：

http://news.sohu.com/20060109/n241346213.shtml

摘要：1958年12月15日，故宫博物院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和1959年第一批应拆除建筑物的报告》，其中说明对院内各处残破坍塌及妨碍交通的道路、妨碍下水道之小房及门座等建筑，需即行拆除。……(中略) 计划执行的情况是，“ ‘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中略) 1966年8月3日，故宫“城隍庙”内泥塑神像11座、泥塑马1对被毁；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其余各处停止开放，实行闭馆。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被纸盖住，墨笔大书“血泪宫”三字；神武门外砖墙上，“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的大字报贴出。

　故宫“整改方案”随即出台。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被摘，中和殿宝座被拆。

四十多年前，一个改建故宫的计划在神秘地进行着，涉足其中的有政治家也有读书人。故事以一些人的悲剧收场，也使一些人英名流传，而故宫依旧巍然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军

　故宫博物院院庆80周年之际，40年前几乎改变故宫命运的一件大事被人提起。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光明日报》撰文披露：“20世纪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宫还出现了一个荒诞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对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文章点到为止，未加细述，但已令人生奇：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令人困惑的梦魇

　查看2005年10月出版的《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一书，其中有郑欣淼写的一篇同名文章，谈到了更多情况——

　20世纪60年代初的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文革”时期的“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竖立两座大标语牌，一东一西，高度超过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压倒‘王气’；太和殿宝座要搬倒，加封条；在宝座台上塑持枪农民的像，枪口对准被推翻的皇帝。把过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临时休憩之处的“中和殿”，改建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等等。这些方案中有的项目竟实现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来了，其他的因无暇顾及才得以幸免。”

　郑欣淼在文章中称，“只有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史观，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正确地评估历史，才能正确地评价传统文化，也才能看清故宫的价值。这个认识正在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故宫博物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就与社会上对其认识的不断提高密切相关。”

　回顾历史时，郑欣淼作这样的分析：“故宫建筑宏伟壮丽，故宫所藏多是瑰宝，因此才成立故宫博物院。但故宫又是封建皇宫，在许多反对封建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头脑中，总有一个阴影挥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宫对不对？保护故宫与反封建宗旨是否一致？”

　　……（中略）

“故宫要着手改建”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可以保护“天安门以及故宫里的一些建筑物”，“故宫要改建成一个群众性的文体、休憩场所”。

……（中略）

“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梁思成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一位发言者的意见：“不同意天安门内做中央政府。”

　　1953年7月，北京市市政建设部门及各区委对城市规划发表意见，绝大部分人主张拆掉城墙，认为要保护古物，有紫禁城就够了，并提出“中央主要机关分布在内环，将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扩展至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压打之势”。

　　1955年梁思成的建筑思想遭到批判。当时在中宣部任职的何祚庥在《学习》杂志发表批判文章称：“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三年困难”，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

　《紫禁城》杂志2005年10月刊出一篇短文披露：“1958年，正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全国形成全民运动的高潮时期。在当时的形势下，故宫博物院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修缮整理的同时，也着手计划改建工程，预备对院内一些不能体现‘人民性’的‘糟粕’建筑进行清理拆除。”

1958年12月15日，故宫博物院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和1959年第一批应拆除建筑物的报告》，其中说明对院内各处残破坍塌及妨碍交通的道路、妨碍下水道之小房及门座等建筑，需即行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报告，提出要求：“（1）能暂时利用者，可不拆除；（2）对过去宫廷仆役（太监、宫女等）所住的房屋及值班房等，选择几处有典型性的加以保留，并标出文字说明，以便和帝王奢侈生活进行对比，向观众进行阶级教育；（3）拆除室内的墙时，应注意建筑物的安全；（4）能用材料，拆除时应注意保护，拆除后应妥为保存和利用；（5）拆除的建筑物应照相留影。”

计划执行的情况是，“ ‘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

　　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望到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提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首都面貌应当逐步改变，如果中央同意，即可让北京市迅速作出东西长安街的改建规划。”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为此，北京市政府发动6家设计单位分别编制规划方案，并于1964年4月10日至18日，邀请各地建筑专家审核、评议规划方案。

　　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据知情者介绍，在故宫内开辟东西向道路，仅为众方案之一。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3年3月25日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中，发表《谈北京城》一文，为故宫改建造势：“今天的北京城并不是历史上各个王朝北京城的原样，不但位置不同，规模、设计、建置也不相同。同样，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心，统治者在那里发号施令的宫殿，也是如此，不但辽、金时代的宫殿没有了，就是元朝的也被拆除了。”

　　这位明史专家称，“现在保留下来的清朝的宫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来建筑，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的建筑。当然，作为一个古代建筑艺术品，应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不过，要是像某些人所说，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绝对不能改变，把事情绝对化了，那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无论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变的。相反的结论是必须改变。我们必需有这样的历史认识，才不致于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

“砸烂故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故宫改建计划被列为中共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

　　梁思成日记载，1967年8月16日，北京市规划局两位工作人员“来问彭真想拆故宫改建为党中央事，及关于改建广场及长安街事。”

改建计划胎死腹中，紫禁城并未获得安宁。1966年5月23日，泥塑“收租院”展览在神武门城楼开幕，后移至故宫“奉先殿”继续展出，为此在1966年6月至7月，将“奉先殿”工字型大殿改为长方型。毛像被挂于奉先殿内，殿前清代祭祖所用焚帛炉，被认为与展览内容不符而拆除。

1966年8月3日，故宫“城隍庙”内泥塑神像11座、泥塑马1对被毁；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其余各处停止开放，实行闭馆。

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被纸盖住，墨笔大书“血泪宫”三字；神武门外砖墙上，“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的大字报贴出。

　故宫“整改方案”随即出台。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被摘，中和殿宝座被拆。

　“整改方案”的其他项目未及实施，即遭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潮，5月间进驻故宫博物院，带领全院职工批判“黑线”、贯彻“红线”的“军宣队”，转眼间成了被批判、揪斗的对象，10月不得不撤离故宫，“整改方案”寿终正寝。

1967年5月26日，周恩来总理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保护，使故宫宫殿及文物免遭直接破坏。

　　陆定一冲冠一怒保故宫

　“陆定一保故宫，立了一大功！”提及当年的故宫改建计划，中国文物保护学会顾问谢辰生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这位年愈八旬的学者上世纪60年代初在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任职，时任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有一次接到中宣部会议通知，议题是讨论故宫改建方案。

　“王冶秋一听就火了，拒绝出席。”谢辰生回忆道，“后来，他见到我，直后悔，说那个会真应该参加！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原以为中宣部开的那个会是已定下调子的，没想到却开成了一个保护故宫的会，陆定一把那个方案给否了！”

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他否掉的正是那个要在故宫里开马路的方案。“这条路计划从西华门横穿至东华门，将文华、武英二殿辟作娱乐场所。”谢辰生说，“方案是北京市提出的，两大改建理由是，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

　　在这次中宣部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陆定一大发雷霆。

　“陆定一冲冠一怒保故宫”不胫而走。

……（后略）

然后回头望向浦东。没事啊，我们站起来了，而且比以前更好。

老外来了让他们先去看外滩，这都是你们老乡以前殖民时候建的，看完，来，看那边。看向浦东。这是我们自己建的。这不屌吗？

地球上多少民族/国家，被打趴下，就再也没有起来过？我虽然一直各种角度吐槽我们各种我认为不合理的政策，规定。但好的地方一样也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