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E竟然直接封人口，而且封口能力如此强大，真是没想到。

所以汉要复兴就要正视这些惨痛的历史，批判其反动性的部分，而其又不像蒙古等其他民族有其他的民族构建根基。所以可以说是结构性的矛盾了。

好事儿，本来也是个1w关注的小账号，好像小一半的关注还是因为这个视频加上的，下架之后大量网友自发补档，接着封号就是进一步给网友的补档动力添柴加火，本来吧这个视频传播面20万人顶天了，下架封号套餐安排上了之后估计视频的传播面会扩大到200万人以上，沈逸是生怕这个视频出不了圈，这下要得偿所愿了

因为沈背后是观系mcn，能量巨大。为什么同样是吃爱国饭的，山高县还在用p20，老婆都不给他生孩子，上帝之鹰公开哭穷，账号被封，而沈却可以呼风唤雨，根本原因不是有没有大学的身份，而是背后有没有mcn。

沈逸连杜车别都辩不过，还得靠强行让人家闭嘴的方式来挽回面子，也真是给它的身份丢人了。品客的大头目就这种水平，其内部理论能力的退化也就可想而知了。你可以在网上让人民闭嘴，那也没关系，反正届时到了该做选择的时候，人民是自然会做出选择的，就像清末庚子年的时候，老百姓该做何选择就做何选择，无论你平时再怎么会捂嘴，这个时候也是没用的。

沈逸虽然一堆头衔，但他没有固定的观点，和“观察者网”一样，只是擅长用新颖的、国际化的语言为建制唱赞歌，既然建制主推《澎湖海战》，沈大师自然要来捧场，为辫子军说好话。

面对有鲜明观点的杜车别，沈的“大师画皮”自然被揭下了，封了一个，还会有下一个。

杜车别（网名），上海大学数学系毕业，先后获应用数学学士、理学硕士学位。^[1]

居然是同行啊! 属于理科生研究文史.

现在知道硬核理科人的含金量了吧!

参考

1. ^杜车别 -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9C%E8%BD%A6%E5%88%AB/5154804

本来我还想找他和北大宋师傅帮忙带货汉兴果酒的。

还没接洽明白就被邪恶势力围歼了。

上次沈逸也在说

崖山之后无中华……是日本人搞出来的言论

我说拿出原文出来

反正日本人搞的（朴素中国人说）我是拿的出原文的。

结果这么多年了

他还是喜欢玩告老师这一套

杜老师的对立面，对占这个国家90%以上的主体民族都不爱，却言必称爱国，它们爱的是哪个国？谁的国？

“自朝廷开四库全书馆，天下秘书稍稍出见，而书禁亦严，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比岁兵兴东南海隅，忧患日出，士大夫习享承平，仓皇迷闷，欲访寻曩碟以为前事之师，而书之有者无几。呜呼！……”

我常听见有人为清朝文化专制辩护说，前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有文化大革命，所以满清也并不特别值得谴责，甚无足道。其实这是不确的。

第一，从维持的时间来说，满清的文字狱，对文化严厉摧残百年有余，这一点，无论焚书坑儒还是文革都不能与之相比，一长一短，后果便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从压制的规模广度程度上说，也有差异。

记得鲁迅曾经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为秦始皇叫过屈，说秦始皇虽然烧书，但技术科学方面的书籍是保留的，而且也有容纳博采别国思想的气量，所针对的仅仅是一披泥古不化的儒生和骗人的方士而已，所以和德国纳粹的焚书是有本质区别。

至于文革，把某某书批判成毒草倒是有之，把某某书籍彻底从地球上消灭禁绝。或者任意篡改的想法，却是从来没有，相反有些自信的可爱，一定要被批判的书作为毒草标本靶子来加以攻击的，如果靶子没有了，那还怎么攻击，怎么批判呢？

　　 清朝的禁书就不是这样。我买了一本《清代禁书总述》，我大略翻了一翻，看看里面列出的书籍真是五花八门，蔚为大观，令人有望洋兴叹，叹为观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那就实在不知道清朝的统治者肚子里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了。凡是涉及明朝，比如明人的文集，明人的诗集，明代的历史，明代人物传记，被禁毁也不算出奇，但是许多明明是为满清歌功颂德拍马奉承的书比如什么《大清典礼》《大清天定运数》，还有乾隆的爹雍正的作品《大义觉迷录》以及曾祖父顺治的作品也在禁毁之列，那就让人啼笑皆非了。更离奇的还是甚至连明人选编或者写过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比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都在名单上。敏感程度似乎已经有些神经器质性病变的征兆了。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摘取几个字，看看以这几个字开头的，有哪些书是被满清禁毁的。

　　　先看个“经”字，禁毁名单有《经锄堂集》《经话甲编》《经济考》《经济录》《经济言》《经略复国要编》《经略疏稿》《经史辨略》《经史辩体》《经史镜》《经史提纲》《经世集》《经世契要》《经世实用编》《经世文新编》《经世文新编序》《经世要略》《经武要略》《经畲遗集》《经源统宗》

　　　这些书被禁毁的原因，有些我也看不太明白，比如《经锄堂集》介绍里说是清叶奕苞纂写，而这个叶奕苞“博雅，擅诗歌，能画，康熙年间荐试鸿博，有《金石补录》等著作”，从这个介绍来看，似乎应该是清庭的一个好奴才，好帮闲，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本书“被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之中”，莫名其妙。

至于《经济考》则被禁的原因都没有介绍，就交代说是乾隆四十六年奏准禁毁。

　　　　《经济类考约编》则总算交代了被禁的原因，“此书因‘内有龚定孳序’，而为安徽巡抚闵鄂元奏缴，乾隆四十六年奏准禁毁”。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这个龚定孳是谁？他做了一个序，一本书就被禁毁。

　　　　《经济录》《经济言》《经略复国要编》《经略疏稿》《经世集》《经世契要》《经世实用编》《经世要略》《经畲遗集》《经源统宗》全都是明朝的人写的书，对于谈明色变的满清来说，这些书被禁毁就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再看看“军”字打头的，这个比较少，只有三本，两本是同名的书，都叫《军器图说》，另一本是《军中遗稿》，都是明代人的作品。第一本《军器图说》是明万历年间的进士毕懋康撰写的，根据介绍，这本书“罗列各种火器，图文并茂，叙说军器之制造，使用与威力。书中云：‘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此书为江苏巡抚闵鄂元奏缴，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奏准禁毁”。另一本《军器图说》是明代朱铮撰写，被收入《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全毁书目内

　　　我们最后不妨再选一个有代表性的字“明”，以这个字打头的禁毁书籍太多，故只列名单。下面就是了：

　　《明百将传》《明宝训》《明表选》《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录》《明朝通纪会纂》《明朝小史》《明臣言行录》《明臣奏疏》《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大事记》《明代帝后纪略》《明代圣政》《明代野史》《明道杂志》《明纲目》《明馆课标奇》《明馆课宏词》《明馆课录》《明光宗实录》《明纪本末》《明纪本末国书》《明纪编年》《明纪编年会纂》《明纪编遗》《明纪重辑》《明纪纲鉴补》《明纪纲目》《明纪会纂》《明纪甲乙事略》《明纪鉴略》《明纪鉴略补》《明纪鉴鼎脔》《明纪全载》《明纪弹词》《明纪要》《明纪编年会纂》《明记甲乙两年汇编》《明季南略》《明季遂志录》《明季文杂抄》《明季遗闻》《明家训》《明鉴会纂》《明鉴易知录》《明将略》《明将略注》《明将传》《明经济名臣录》《明经济书》《明经济文辑》《明论必读》《明论表》《明名臣经济录》《明名臣奏牍》《明末纪事》《明末诏书》《明女直志》《明人后场论表》《明人诗抄》《明人物考（焦竑）》《明人物考（王世贞）》《明神宗实录》《明诗别裁集》《明诗归》《明诗善鸣集》《明诗选（陈子龙）》《明诗选（马士奇）》《明诗综》《明实纪》《明实录》《明史纪略》《明史记事本末》《明史类编》《明史列传》《明史略》《明史全集辑录》《明史通纂》《明史野获》《明史纂》《明疏抄》《明书》《明太祖实录辨证》《明通纪编年》《明通纪会》《明通纪辑录》《明通纪辑略》《明通纪辑要》《明通纪捷要》《明通纪统宗》《明通纪摘录》《明通纪直解》《明通纪纂》《明通鉴编年》《明通纂要》《明琬琰录》《明文案》《明文百家粹》《明文宝符》《明文初学读本》《明文大家二编》《明文大小题商》《明文得》《明文得珠》《明文发》《明文分类传针》《明文录》《明文赏奇》《明文选》《明文翼运》《明文英华》《明献帝宝训》《明相业军功考》《明续记》《明宣宗宝训》 《明一统志》 《（皇）明杂录（尹直）》《明杂录（佚名）》《明诏制》《明政统宗》《明职方地图》《（皇）明制书》《明制稿》《明注略》《明状元策》《明宗孝义》《明奏疏（施元征）》《明奏疏（陆澄源）》《明奏疏（佚名）》《明奏议》

　　　　我数了一下，光是以“明”字打头的被满清禁毁的书籍就接近一百五十种。

　　　　因为好奇去看了《明宣宗宝训》禁毁情况的介绍，摘录如下“乾隆四十八年九月，检查红本办应销毁书籍总档载，此书‘系宣德宝训，查从前明代实录宝训已经奏明销毁，此册仍应销毁’”

　　　　《明杂录（佚名）》的情况似乎更有趣味，这本书的作者是清朝人，自己在书的序里就已经战战兢兢的说“后编所载之事皆出自……等书，并不敢妄增一字，第未经本朝颁定，似乎未可尽信。兹姑仍其旧说约略成篇，以自附于蒙瞽之义也，待史馆告成，此册竟作覆瓿可也”。也就是说作者编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低三下四的承认因为没有经过清朝的颁定，所以不能尽信，等到史馆告成，这本书就可以象破碗一样扔掉了。

　　清廷的统治者也终于没有辜负这个作者的期望，这本书“为两江总督萨载奏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二十六日奏准禁毁”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就是被禁毁的关于明朝书籍的全部，去看以“皇”字打头的禁毁的书籍，几乎全部都是以“皇明”开头的书：《皇明……》，从《皇明从信录》一直到《皇明奏疏类抄》又是几十种书，清廷的统治者对“明”字的敏感和畏惧真是到了神经质和歇斯底里的程度。在书名中直接出现“明”字的禁毁书籍有这么多，至于名字当中没有“明”，而内容和明有关的禁毁书籍就更是不知其数了，比如《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这本书乾隆年间被军机处奏准列入全毁书目，《嘉靖以来首辅传》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准禁毁，还有以“甲申”开头的一系列书也都在禁毁之列。还有《朝鲜征倭纪略》讲述的大抵是明朝抗倭援朝的事情，和满清并没有直接关系，结果还是被禁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九月，检查红本处应销毁书籍总档续办第六次应毁书目中列入此书”。

不过看了开头摘引的王芑孙《洴澼百金方》序的话，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列出来的禁毁书籍名单还只是被满清统治下被消灭的书籍中的一小部分，是冰山一角。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一小部分，因为这些书毕竟都留下了名字，尽管有很大部分的禁毁书籍彻底消失灭绝，但还有一部分是逃过了满清罗网，甚至因为在名单之上，反而被刻意搜求保存，留存至今。相比之下，倒是更大部分的书籍干脆名字都没有留下，就直接在清廷制造的这种恐怖气氛下，被藏书者安全起见而销毁了，就如王芑孙所说的这种情况“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 “拉杂烧之”就是这些书的命运了！ 少数书籍，比如《天工开物》，不在满清禁毁书籍的名单之中，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统治，几乎从中国土地上彻底消失，最后却从外国如日本法国的图书馆中找了回来，这是很幸运的。更大部分的书，恐怕就没有这么运气。　　

　　满清治下藏书者这种“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随便拿乾隆制造的百多起文字狱中的一个作为例子，就能明白清朝文字狱究竟恐怖到什么程度，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自己把书烧了似乎是最明智的选择了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江苏震泽县卓汝谐告发卓连之、卓培之收藏祖父卓铨能著的《忆鸣诗集》中有悖逆词句，于是清廷爪牙就到两人家中抄检，《忆鸣诗集》并没有抄检到（估计这两人看见有人告发，就赶紧把书烧掉了，以为把书烧掉就总没有事情了，可惜是天真的一相情愿），抄检到三本《高樟阁诗集》，这是两人的曾祖父卓长龄所著的诗集，里面查到有一句诗“可知草莽头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结果就罪名落实，被指为“一家之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覆载所不容，阅之实堪发指”（也不知道乾隆和他的爪牙所谓的天良天理是什么，是汉人被他们入关的祖先屠杀了，残害了，还要歌功颂德感恩戴德感激涕零口无怨言么？他们的屠杀蹂躏或许在他们心里已经成为施与被屠杀者被残害者身上天大的恩德，如今不知报恩，反而要痛心垂泪，那自然是丧尽天良，灭绝天理了）。罪名既然已经落实，那么剩下的就是判决了，怎么判决的呢？如下：“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一个本来活的停滋润的家族，仅仅因为收藏了曾祖父和祖父的诗集，结果就导致了家破人亡，凌迟的凌迟，斩首的斩首，为奴的为奴的下场，的确是令人不寒而栗。如果不是满清自己的档案把自己凶虐残暴到顶点的作为记录下来，谁又能相信这是事实？设想一下如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不是生活在明代而是生活在满清统治下，光凭他书中的一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光凭他对车迟国国王好道教而失德讽刺当朝皇帝，就足够他凌迟一百次了，不光他自己凌迟，他的家人，他的子孙都要被斩首。幸亏吴承恩是活在明代。

　　　但我们也不能不叹服清廷这种极端高压残暴黑暗严密的恐怖统治也确实是收到了奇效。不仅历史被他们尽情掩盖篡改歪曲，制造了百多起类似文字狱，屠杀平民数量级在千万以上的清朝皇帝（特别是康熙乾隆两位）竟然被吹捧成为圣慈无比的仁君明主，甚至清亡之后将近百年，还有人对这种盛世明君的谎言深信不疑。

我一直以为从来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象满清一样把恐怖的威力发挥的如此淋漓尽致，推到如此极端如此疯狂但又如此成功的地步。

　　对清廷来说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得不得民心的问题，他们有把所有人都彻底屠杀的决心和勇气，面对这样骇人听闻的残暴，反抗意志再坚决的人，最后除了屈服认输似乎也没有别的出路。他们要的就是所有人都大气不敢出一口，除了颂圣，就不敢发出别的声音的效果。当屠刀淫威下强迫的颂圣成了惯性的时候，慈君圣主的形象也就被牢固树立起来了，所谓康乾盛世的存在也就无可质疑！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是真理，更何况这谎言重复了不止一千遍，而是在屠刀的淫威下全国上下上亿人口重复了一百多年。如果不是外来更强大的暴力打碎了满清刻意制造的盛世谎言，露出了蒙在歌功颂德外皮下面的真相，那恐怕所谓康乾盛世还会变成康乾嘉道盛世，这恐怕也不会令人意外。　　

　　制造文字狱，焚书禁书是满清为征服人心而采取的措施。探究其源，其实这和满清从一入关开始就以不断屠城屠杀无辜平民来作为征服土地镇压反抗的手段，是一脉相承的。

　　说起来屠城本来是满清向蒙元学的手段，但就凶残程度而言，实在是把这个手段发挥的更淋漓更透彻。蒙古人屠城的时候，至少还是保留工匠不杀，而满清却不然，只要稍遇反抗，就必定把满城无辜百姓屠杀干净而后满意，才不管什么工匠不工匠。所以如果蒙古遇到满清，那也是只能自叹不如的

　　在顾诚先生所作的《南明史》中是这样说的“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连经历了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盷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多尔衮进关之初，为了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曾经一度有所收敛

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此外像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

　　　　就以扬州十日而言，这可以说满清刻意制造出来的一个屠杀标本范例！从《南明史》的记载，史可法实际上并没有对满清作出任何有效的抵抗，清军才一攻城，第二天扬州就陷落，史可法等于事实上投降，做了一点姿态，半推半就把这座城池拱手让给清军，只不过最后自己一死了之，算是心安理得，觉得名节无亏（所以我一向的观点就是史可法是一个误国败类）。然而满清为了树立屠杀范本，震慑江南人民，依然毫不手软的进行，杀掉足足八十万人（这还是保守估计，因为根据《扬州十日记》的作者所说，这八十万仅仅是焚尸本上的记录，还有许多自杀的，自焚的，零落死在别处，尸体没有下落的更难以统计了）。　　明末吴嘉纪有一首诗《过兵行》，描写了扬州浩劫以后的惨状：“

　　　　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

　　贪延残息过十年，蔽寒始有数掾屋。

　　大兵忽说征南去，万马驰来如急雨。

　　东郊踏死可怜儿，西郊掳去如花女。

　　女泣母泣难相亲，城里城外皆飞尘。

　　鼓角声闻魂欲死，谁能去见管兵人。

　　令下养马二十日，官吏出遏寒栗栗。

　　入即沸腾曾几时，十家已烧九家室。

　　一时草死木皆枯，骨肉与家今又无。

　　白发归来地上坐，夜深同羡有巢鸟。

　　　　满清这种把凶残推到极致的屠杀，也确实收到了他们所想要收到的效果。现在的人不是常常在问，为什么满清十几万的军队能够征服上亿人口的明朝中国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满清这种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屠城政策，却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残暴到极点政策下，任何想反抗满清暴行和黑暗统治的人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他自己可以不怕死，甚至他自己的家人，他也可以不顾惜，但如果是一城的人，一整个地区的人，几十万的人，乃至几百万的人的性命，他还能不考虑不顾忌吗？

　　　　越是有决心有勇气反抗满清暴行的人，就越是正直高尚的人，越是正直高尚的人，就越不能不考虑众多无辜百姓的生命。满清的屠城政策等于把所有无辜百姓作为人质，来要挟所有敢于反抗他们的人放弃反抗，屈服顺从。对满清统治者，他们杀戮的是异族，杀的再多也不顾惜，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野心，就算把所有汉人全部屠杀光，他们也会去做的。而对于反抗满清暴行的人来说，他们又怎么能置这片土地上同胞的生命于不顾呢？

　　　　可以想见，面对满清这样一个残暴到非人程度的政权，那些一向真诚信奉仁义传统的明朝士大夫知识分子，确实有一种手足无措，无从下手的感觉。可以想见有多少视死如归铁骨铮铮的明朝志士，却不得不咬碎钢牙，饮恨吞声，老死山林。世间最悲惨最痛苦的事情，大约就莫过于此了。当然还是有那些铁骨中的铁骨，好汉中的好汉，依旧站出来反抗满清的残暴统治，他们是完全正确的！人的尊严高于一切，在满清屠刀的淫威下低头是比人民被满清屠杀干净更为可怕更为糟糕的结果。没有任何人能用自己的性命做要挟去要求别人放弃尊严去当奴才当顺民，更不必说用他人的性命了。

　　　　也正因为有这些人我们才能看见在满清屠刀肆虐的中国南方，依然有一波接一波对满清暴行的反抗，才能看见阎应元，张煌言，李定国，夏完淳这些光芒四射的名字，才知道什么是中国民族的脊梁。但这些人毕竟只是少数，所以最终的结局还是脊梁被打断，文明陷入野蛮和黑暗之中，而这野蛮和黑暗又由于其登峰造极的程度，却反而被粉饰和美化成光明盛世

　　　　满清的残暴是成功了，而且是惊人的成功。这种残暴是在“良性循环”中不断得到加剧，不断增强。由残暴得到成功，于是变本加厉的残暴，得到更大的成功，乃至这种骇人听闻灭绝人性的残暴可以作为满清的一个优良传统，由清初入关的屠城一直传承发扬到晚清的屠杀镇压太平天国。

　　　　在满清侵略明朝的一开始，那些投降清军的汉奸，还并不是很能够理解贯彻他们主子的意图的，杀俘屠城这种事情还似乎下不了手，在顾诚的《南明史》中引用了《清世祖实录》中这样一段记载“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

　　　　这段话说的很清楚了，在满清的统治者看来，“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怎么样才算合理呢？那当然是全部杀光才是合理的。他们的道德水准似乎还停留在将近两千年以前白起坑杀赵国战俘的时代，应该说是还不如！即便在那个时代，白起这样的行为都是受到严厉谴责，白起临死自杀都是把这件事情列为平生的亏心事。再看看满清三百年前的朱元璋，打仗之前，攻城略地之前几乎是三令五申，严禁滥杀无辜，严禁杀俘杀平民的。一向被某些人称作残暴的朱元璋是如此，怎么被吹成仁慈无比的清朝统治者评判合理与否的标准相反到这个程度呢？同样是人，难道满清统治者和朱元璋之间的差别比猿和人之间的差别还要大么？

　　　　汉奸受到主子的这般训斥，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为了向主子表示忠心，和主子一起卖力的杀人屠城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嘉定三屠，江阴大屠杀，广州大屠杀，四川大屠杀等等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满清的一个特点是他的残暴可以非常有想象力，可以把别人设想都不能设想的事情生生做出来，沿海迁界就是一个例子

　　　　喜欢称颂满清的人常常喜欢拿长城来说事,清朝不修长城而边境安宁,明朝修长城而边患不断,高下立判.常见的论调是长城是封闭保守的象征。愚昧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的人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量最大的明朝，正是对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敌意最深，也是最保守、最无能的王朝”。

　　这样的观点当然是不对的，经不起事实的辩驳，明朝恰恰是历史上中国人思想最开放，精神最活跃，眼界最宏大，也是经济上最富裕，强盛时期保持的最长久的朝代。

长城防的是北方的游牧或狩猎民族，这些民族社会形态文明程度都远远低于中原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民族每一次对南方的侵略抢劫，都在客观上造成文明的破坏和倒退。长城的存在增加了这些野蛮民族侵略屠杀抢劫的难度，对文明保护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意义是不容抹杀的。对野蛮侵略抢劫屠杀的开放，正是对文明进步的封闭扼杀。不修长城的满清恰恰才是中国历史上最封闭最僵化最保守的朝代，明末已经进入冷热兵器交替的中国，到了清末却居然回到了用大刀长矛来对抗洋人的枪炮，这才是铁的事实。

　　喜欢歌颂满清的人最喜欢引用康熙的一段上谕“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士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这一段话，真是唐哉皇哉，冠冕堂皇，义正词严，俨乎其然。也真难怪一个叫王本道的人，佩服的筋骨发软，精神上膜拜的五体投地，颂圣的话，由衷而出，绵延不绝。能肉麻到什么程度，下面就是了：“康熙皇帝300多年前的这番话，如黄钟大吕，对我心存弥久的“长城情结”实在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击波。正是这个康熙，从“修德安民”的思想出发，坚持与北方少数民族建立起一种礼尚往来的友好关系，……。正是康熙的开明、开放，使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盛世。 也正是康熙的明智，使我国历史上持续两千多年修筑长城的工程画上了句号”。

　　看了这话，真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怀疑所见的并非现代人的发言，而是三百多年前正宗的满清奴才御用文人穿越了时间隧道来到现在慷慨陈辞！

我们不必怀疑说出这些话的人的真诚。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会觉得肉麻，也不会脸皮发红，相反心安理得，虔诚得很，或许还带点亢奋激昂。奴性到这样的地步，确实是透入骨髓了。

　　但历史的事实，毕竟无情，给这类无耻文人以难堪。康熙不修长城，这是事实。但满清的入关，本就是满蒙上层统治者互相勾结，进入中原烧杀掳掠，奴役人民，剩下的只是如何坐地分赃，也确实没有长城的用途，对于这昔日阻碍他们肆意屠杀抢掠的堡垒工事，自然不会有什么顾念。北方的长城是形同虚设了，但整个中国的沿海，在那个满嘴冠冕堂皇言辞的康熙统治下，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了，却建立起一道无形甚至有形的长城，其规模之浩大，牵连之广泛，长城与之相比，只能望尘莫及。

　　沿海迁界，大部分的历史书都是不谈的，即便谈到了，也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仿佛是无足轻重，无关大雅。然而个人以为沿海迁界这个事件的重大性是被严重低估的低估，其残暴程度，骇人听闻程度，对历史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绝对能算的上一个重大事件，如果要列出人类历史上一百个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事件，那满清的沿海迁界应该榜上有名。

　　究竟什么是沿海迁界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按照《南明史》的记载

“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

　　沿海迁界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呢？是不是象现在的三峡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不是的！沿海迁界的过程许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

　　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

　　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

　　烧房子，烧战舰，也确实是做的彻底。

　　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就是一个字“杀”。清廷统治者，和它的爪牙走狗，在这方面从来就是不手软的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

　　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房过，日本的三光政策和满清的残暴彻底程度相比，实在是差了一个数量等级。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斩尽杀绝，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清廷统治者残暴的彻底性和想象力确实是可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只可惜在明朝时访问中国的那些西方传教士记载下明朝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到处鸟鸣林幽，果树松柏成群，富裕繁盛的景象在满清的统治下是灭绝了。

　　　　迁界的过程当然伴随着画界，立界，守界。“先画一界，而以绳直之。其间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

　　清廷甚至对河流也不放过，其凶悍程度确实旷古未有“

　　清政府为了防微杜渐，对入海的河流一律发兵把断，河中钉立木桩，防止舟船透越。如福建省，‘其入海之水曰潘渡河、曰铜镜河、曰廉村河、曰洋尾河、曰大梅河、曰赤头河、曰云霄河、日开溪河，皆断而守之’。苏北兴化县白驹场原来建造了闸口四座，也就是从当时人的见闻以及清廷制定的官方政策来说从北方的辽东一直到中国最南方的广西海南都沿海迁界的范围内。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沿海迁界所造成的平民死亡数字“亿万计”，也就是上亿了。这个数字是否夸张呢？我觉得是不夸张，按照现在历史学家，人口学家从各方面的统计估算，明末中国的人口在二亿左右应该没有太大的疑问（明朝自己的统计数字是五千多万）。而到了清初，中国还剩下多少人口呢？按照满清统治者自己的统计是一千多万，就算也乘以四，也只有八千万不到，而实际上，满清不象明朝政府那么散漫，在他们极端严密苛酷的统治下，他们的人口统计应该只会为了粉饰而往高处虚报，而不会刻意低估，所以就算往拼命高里估算也就是四千万左右。和明末相比绝对减少就在一亿六千万左右，其中大半都是清廷屠杀迫害而死的平民。而沿海地区人口密度也远比其他地区大的多，满清的沿海迁界把这个地区扫荡为平地，所迫害死的平民上亿应该不是夸张的估计。

　　《南明史》中引用当时人的记载，广东的情况是“

　　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

　　康熙四年，李率泰在遗疏中也说：“臣先在粤，民尚有资生，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李率泰本身是清廷的官吏奴才，他当然没有任何将情况故意夸张的动机。而且注意，这是他的遗疏，也就这些话只有在他明知自己快死的时候，才敢大着胆子写下来。所谓的“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也就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都死掉了，这对照前面屈大均所说的“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便可以知道并非夸张虚语。按照他们的说法，清朝的沿海迁界是自从有广东这个地方来，生灵遭受的最大的惨祸，这话恐怕不仅适用于广东，也同样适用于整个中国。

　　如何估计沿海迁界所造成的破坏，如何估计这一事件造成的重大影响，这恐怕是永远难以解决的问题了。沿海地区从宋朝开始就逐渐成为中国最富庶最繁荣的地区，上面的财富是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民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断劳动开发而积累起来的。而在清廷的暴行下，顷刻间，几千年积累的财富和生产力化为乌有，人力也消灭殆尽，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沿海国家，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它所造成的破坏和后遗症远远超过了一次超大规模的战争，在战争中，一个地区受到破坏再厉害，也毕竟还有人在上面生活劳动，还有房屋，树木，保留一部分下来，而沿海迁界却是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把整个中国沿海地区彻底变成一个无人区，变成白地荒野。以前明朝政府虽然也曾经在一个短时间内有过禁海令，但其性质主要是针对倭寇，和东南亚的往来从来就没有终止过，而这短时间的禁令也不过是空文，民间海外的贸易从明朝开国一直到明朝结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综观明朝，中国民间的海上力量是处于不断增强的局面，和西方的文化科技交流更是从未中断过，而且不断加强。到了郑成功父亲的时代，更有完全压倒西方的殖民国家海上力量的趋势。而满清的二十年沿海迁界等于把中国民间的海上力量连根拔除，这一手确实是做的辣且绝，这对中国的影响绝不仅仅至于这二十年，而是蔓延到了两三百年之后。试想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孕育培养出来的海上力量，被连根拔除扫荡之后，还怎么可能恢复过来呢？

　　现在的人不是常常在问，中国为什么在近代会科技经济全面落后于西方，于是不同的人纷纷去寻找原因，答案五花八门，说是儒家文明，说是农业文明，说是程朱理学，还有科举制度，还有直接归咎于明朝的统治，等等答案真是不一而足。

　　其实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答案根本就是伪问题，伪答案，其荒谬程度和几个近视眼为了比较谁的视力更好，就比谁能说出远处匾额上的字，结果到头来匾额根本就没有挂一样，甚至更荒谬。　　

　　其实只要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和明代中国一样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他们资本主义发展，政治哲学理论发展还落后于同期的明代中国）的英国以及西欧，如果和中国一样遭到类似满清一样的野蛮民族统治，一样在最发达最繁荣的城市遭受到屠城的命运，一样被勒令留发不留头，每个人都必须留一条辫子，否则杀无赦，一样遭受那样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文字狱统治，一样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来一个沿海迁界，沿海地区变成无人区，沿海居民被屠杀掉百分之八九十，沿海的树木植被都被摧毁消灭，我倒是想知道，那还会有什么狗屁资本主义？它们如果比中国发展的更快，那才是见鬼了。

　　连比较的前提都不一致，这样的问题不是伪问题，那又是什么？

　　就如同现在有两个人，甲遇见一帮强盗，头被砍掉了，死掉了，乙没有遇见强盗，健康的活了下去。现在却有蠢人来煞有介事的问：为什么甲比乙短命？于是更多的蠢人聚集在一起同样煞有介事的回答这个问题：有的说，甲不注意锻炼身体，所以比乙短命；有的说，错了，甲就是锻炼身体过度，所以才短命；有的说甲有心脏病，所以短命，有的说甲有高血压，有的说甲喝酒过度，身体脆弱，有的甲吸烟，更有干脆的则说，甲先天就有基因缺陷，短命正是理所当然的。可惜这些蠢人就是不想想，如果乙的脑袋同样被砍掉，他还会活么？既然同样不会活，那么这些理由不是屁话又是什么？

　　还有些所谓的聪明人发话了：历史不能假设！好一个愚民的主张！错！历史不但应该假设，而且必须假设！对历史做假设，正是能让人透过历史的迷雾看到隐藏在迷雾后面的真相。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人能够假设！这是人所独有的思维能力，人区别与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人不但能够看见表面现象，还能看见表面现象后面的本质；不仅能够看到既成事实，更能够看见所谓的既成事实从来不是事物发展的唯一路径。把既成事实当成必然事实只能是只会低级条件反射的动物逻辑，而并非人的逻辑。

　　　　自然科学从来就不可能离开假设。没有假设就不可能有牛顿力学，难道世界上真有绝对光滑的平面，让物体永远因为惯性而滑动下去吗？真有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么？没有假设也不会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难道真的能够设想人追上光之后会发生什么吗？真的能在时空的每个角落都放上一个钟么？当然也不会有量子力学，波粒二象性等理论不都是先从假设开始的吗？

　　自然科学不能离开假设，难道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就能离开假设吗？所谓历史不能假设根本就是骗人愚民精神上自我阉割的谬论。现在就让我们理直气壮光明正大的假设一下，如果当时的英国西欧和中国一样遭受到类似于满清的统治，会是一个什么结果？结果只有一个：和处于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一样落后，甚至更落后！更进一步，如果中国没有受到这样的摧残统治，又会怎么样？到那时候，是不是那些蠢人又要绞尽脑汁的去研究，为什么西方这么落后于中国了，是民族性，是民族文化，是基督教的统治，还是文字形式，等等等等。

　　这样的研究，美其名为学术，其实是连基本逻辑常识都不具备的笑话和闹剧而已。

其实真要问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中国在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受到远远落后于自身文明的狩猎游牧民族的侵略屠杀，而英国和西欧在那个时候，在它们国家的旁边却根本没有这种民族的存在？是因为地理条件的客观因素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这倒才是一个真正值得问的问题！　　

@沈逸老师 您觉得这一款地垫怎么样？

杜车别啊，说话喜欢引经据典，逻辑性强，二十年前就在天涯舌辩群雄。这沈逸压根不敢正面回应，只能封号了事。

杜车别《明代扬州、临清人口》
2017-07-23
　　1、扬州
　　从满清修的乾隆《江都县志》和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可以知道明朝的时候修过两次扬州城。
　　第一次是在明初，在原宋代扬州城的西南一隅筑城，“周九里，计一千七百五十七丈”。后来到了嘉靖三十五年，因为人口繁盛，旧城已经远远不能容纳，大量人口都密集居住在城外的运河边上，为了抵御倭寇，吴桂芳等人决定修筑新城。其规模是“周十里，计一千五百四十一丈九尺”。这新城其实只有三面，其西面从图上看和原来的旧城相接。
　　至于城的大小规模，在《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一书中有专门一节是介绍明代扬州城。其中提到明代旧城和新城的大小规模如下：
　　“我们从1920年实测的《扬州城市图》上看旧城为长方形，其东北城角稍向内抹，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000米。”
　　“明新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见2000余米，东西宽约1500余米”。
　　以此来计算，明代旧城的面积是2平方公里，新城的面积为3平方公里，整个明代扬州城的面积为5平方公里左右。
　　此外据江都县志记载，在崇祯十一年的时候，“盐法太监杨显明，累土为外城，工未及成。”
　　从上面这些信息来看，旧城在嘉靖时期，人口早已远远超出饱和，所以大量人口居住聚集在城外的河岸边上。地方志里附有明人何城写的《扬州府新筑外城记》，里面就提到因为城外河岸聚集大量商人居民，官员还不得不苦口婆心说服这些人搬迁，为新修城墙让路。
　　而到了崇祯时期，显然连旧城新城在内的整个扬州城的居民数量又一次远远超出了饱和范围，大量市民在城外居住。所以崇祯十一年的时候，盐法太监杨显明才要累土修筑新的外城，但可能是资金不够，中途停止了。
　　明代的扬州经济繁荣，人口最密集，发达程度远在同时期的上海之上，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第六卷里说：
　　“那扬州隋时谓之江都，是江淮要冲，南北襟喉之地。往来樯橹如麻，岸上居民稠密，做买做卖的，挨挤不开，真好个繁华去处。”
　　虽然他讲的故事是唐代的，但描绘的具体景象只能是明代当时的景象。这和《金瓶梅》说的是宋代背景，但实则描写的是明代社会是一个道理。
　　因为同属纯粹的工商业城市，同属人口饱和的城市，扬州的人口密度应该至少和当时的上海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张岱的《陶庵梦忆》有一条记录：“广陵二十四桥风月，邗沟尚存其意。渡钞关，横亘半里许，为巷者九条。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入。”
　　钞关在扬州城墙外，关于扬州的邗沟《天下郡国利病书》里有一些记述，在宋元丰二年的时候，“邗沟入江，一由扬子桥南，入伊委河至瓜州，一由扬子江西，过石人头，至仪真，其扬子桥之北，则经府城南门，东过钞关，复北至湾头，以达邵伯诸湖”[6]。显然在扬州城外无疑。
　　则此处描写当为城外街巷“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其房屋密度之大，已经如此，城内密度之大更可想而知。（即便这段描写是城内的，扬州城人口密度也当时明代中国最高的地区之一。
　　明代扬州城墙包围的面积我们已经知道了是五平方公里，是当时上海面积的6.06倍，则城内的常住居民上限在60万人左右，按保守的算法也在四十万左右。如果考虑大量流动人口，或者战争时期因为避难来城内的人，那达到八九十万是有可能的。
　　在网络上，一些满清粉丝写的网文，拼命否认满清扬州大屠杀罪行，其中一个核心理由是说当时扬州城根本不可能有八十万人。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不妨摘录一下，以便奇文共欣赏
　　“(一)旧称宋大城原来周长2280丈，经明朝张德林改筑后为周9里，计1757丈5尺，即称为府城处。
　　(二)市河东部为新城区，系明嘉靖乙卯筑以防倭寇者，周长约10里，计为1541丈9尺。府志提供了城的周长，城池图提供了城为四边形的，但未说明边长。
　　在四边形中以正方形面积最大。按照正方形进行计算，其结果是：
　　府城区面积约2144760．25平方米。新城区面积约1651255平方米。
　　整个扬州府城的面积约为3795985．25平方米。
　　按照城池图估算，城内的民房、官廨、寺庙、学校、厅堂楼阁、园院场桥等建筑物及河渠所占地约为60％。假如王秀楚所记被杀人数‘八十万余’是实，不把清军、扬城生存者及其他方式死亡者计在内，这‘八十万余’人的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仅4．7平方米，如将建筑物所占面积减去，则人均仅占有土地不足1．9平方米。这些人在生前，要摩肩擦背，死后要象柴禾一样地码起来。人在这样环境里是不能够进行生存活动的。更何况扬州的实际形状不是正方形的，其面积平方米数必定要小于上述数字，而人口采用了‘八十万’这个最小数字。如果把城内面积数字减少而把"八十万"以外的数字加上，那么在清军入城前，扬州府内人一个挨一个也容纳不下了，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这篇网文可谓极尽忽悠之能事，不明真相的人，看见此人列举了地方志上数据，还一板一眼的计算面积之类，大概都会被忽悠的一愣一愣。
　　据说此网文最初“首发于吉祥满族网，作者署名佚名”，网文又是抄袭自张德芳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的《〈扬州十日记〉辨误》，而后又有朱志泊抄袭张德芳之文和网文再加上其自己无知臆断拼凑而成的《〈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发表于《扬州史志》。
　　此类文章，无论其为原创，还是辗转抄袭，其水平甚低，也不必再查对其原文出处了。
　　无论其真正作者是张德芳也好，还是朱志泊也好，在造假和骗人上，都是肆无忌惮。
　　他这个府城面积约为3795985．25平方米，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他是把满清地方志上旧城的周长除以四，然后再平方得到旧城面积；再把新城的周长除以四，再平方，算是新城的面积。两者相加就得到所谓扬州城的面积了。
　　但问题是只要看过《乾隆江都县志》和《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上扬州城图的人都知道，这里所谓的新城长度1541丈9尺，其实只是三个城墙边的长度，因为其西边的城墙就是原来老城的东城墙，这也是明代扩建城墙一般通行的情况，绝无可能把四条边的城墙全部都新造。
　　本来新城的面积是大于旧城的，这从《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一书提供的实测数据也能得到证实，结果被张德芳等人这么一忽悠，新城反而远小于旧城了。于是就炮制出了3795985．25平方米这种搞笑到极点的数字来。
　　实际上，即便是这么一个被严重缩小的面积，容纳八十万人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个面积是当时上海城的4.6倍左右，人口密度就算和上海一样，常住居民也能达到46万，如果战乱时期，城外涌入难民，完全可以达到八十万以上的规模。
　　就以这个网文作者自己计算的结果而论，他说把建筑物所占面积全部都减去，也就是所有居民包括妇女、老人、儿童全都一股脑儿同时涌到室外去。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就是元宵之类重大节日，都不太可能发生。因为总有相当多人呆在家里，或者在其他建筑物内部。
　　但这里我们假设这种离奇情况会发生好了，据此作者说是“人均仅占有土地不足1．9平方米”。
　　那么问题来了，1．9平方米是个什么概念？
　　如果一个人站着，双脚占地面积，算平均脚长25厘米，双脚站立在地上的宽度30厘米，占地面积只有0.075平方米，1.9平方米的空间还足够容纳25个人站立。人均1.9平方米连一般程度的拥挤都谈不上。
　　如果一个人躺下来呢，算所有人的平均身高是1.6米（包括所有妇女儿童老人在内，这个平均身高已经是高得不像话了），身体最宽处的宽度是50厘米（同样把妇女儿童老人平均在这内，这个宽度已经是宽得不像话了），占地面积是0.8平方米。人均1.9平米还足够容纳两人舒展的躺在地上绰绰有余。
　　根本达不到所谓的“在生前，要摩肩擦背，死后要象柴禾一样地码起来。”的地步，也就是这些替清朝屠夫遮羞的粉丝，连他自己提供的数字是个什么概念都没有弄清楚，闹出这种小学生数学常识都不具备的笑话来！所谓“人在这样环境里是不能够进行生存活动的”云云，纯属妄断。
　　其实在明代的城市，根据传教士们的描绘，根本用不着所有居民全部涌到户外来，拥挤程度倒是已经达到了摩肩擦背的地步。
　　不仅城市里人多拥挤到难以通行，甚至大道上，乡村里都会出现人多拥挤的现象。
　　如前面引用过的曾德昭《大中国志》里记载“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绝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像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
　　盖略特·伯来拉的《中国报道》经过江西赣州城外一座桥的时候说，“这座桥是离城到其他河岸的主要通道，人多到如四周筑墙，简直可以和一个城相比。”
　　此类记录不少，我也就不必一一摘录了。

卧槽我是真想不到沈逸这个键政爱豆陨落的这么快。

事情的经过，就是沈某主张“元清非中国论”是日本京都史学派炮制，而杜车别只是举出史料，证明日本京都史学派主张的是“元清是中国”“元清为中国注入朴素主义”，又举出雍正《大义觉迷录》的例子，就把沈某证伪了。

美化清朝就是汉奸，这是经历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革命历史洗礼过的全民共识。沈某等满遗炮制“‘元清非中国论’是日本京都史学派炮制”的谣言，企图倒打一耙，把人民打为汉奸。他们这是在赌没人查史料，没人扣历史的细节。但是有人不仅查了，反而进一步揭示，沈某之流才是日本的同流合污者。

这样越抹越黑，反而让他们手忙脚乱，用起封号的下三滥手段。全然不考虑封号只会引发更大的反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写得好：

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 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杜车别被封号，而不是被驳倒，说明他的对立面们真的是经不起检验啊。

姊妹篇《明末农民战争》，从正德批判到崇祯。

不是很理解顾诚什么时候莫名其妙在网上变成朝代粉的。还有说看顾诚的书，感叹明朝黑科技的强大，哭了一夜，变成了明粉。不是，这群人真看过这书么？

你们真是扯来扯去的说那么多，沈逸的意思是，我是满族女婿，我能坐这个位置，背后的力量是出了大力的！

我沈孝婿能不回报吗？

驳斥汉族主体空心化与汉族工具论（回答版）

1、中国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地理或秩序概念，是他整篇文章逻辑的起点。

然而中国这个词除了代表地理上的圆心之外，它的合法性从诞生之初就始终依托于清晰的文明主体汉人/华夏。

就像cyuppies嘴里伊朗依托波斯语和历史记忆一样，中国依托的是汉字、汉语和诸子百家构建的文明体系。至于缺乏汉文明内核只有“天下之中”地理位置的那些时代，在历史上被我们汉族称作“神州陆沉”、“腥膻之地”，而不再是汉人心中的中国。

中国讲华夷之辨和cyuppies嘴里的波斯讲“雅利安人之地”，都是用严格界限区分我者与他者，本质趋同，所以你不能双标说波斯的界限是民族的，中国的界限就是政治的。

2、说中国是“国家为目的，民族为手段”和中伊两国历史事实更是完全相悖，最简单的道理，如果汉人按他说的只是国家的工具，那汉人又怎么可能不断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

汉族从来没有把具体的政权神圣化，相反，汉族是世界上最擅长迭代国家机器的民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商汤伐桀、武王伐纣、陈胜吴广起义…红巾军起义、辛亥革命…一连串的名单早就证明从来没有什么凌驾于汉族之上的秩序，所谓的秩序只是汉族作为大股东来控股中国这家公司的秩序，中国看似“空间/秩序”的概念是汉族为了生存发展、历经数千年打磨出的最高效的秩序工具，汉族维持秩序、支持大一统，是因为这个结构能带来和平红利和文明扩张，当朝廷能为汉族提供安全、水利、防御的时候，汉族会以类似国家主义的表现形式维护它；可一旦中国不让汉族控股，或者满足不了汉族股东的需求，出现暴政或异族入侵，让汉族意识到工具失灵/被恶意篡改了，这个公司就会被汉族毫不犹豫的砸烂、重组，然后换一个新的。

比如“重开大宋天”、“反清复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是典型的反现政权（元廷、清廷）来拯救国家文明（明、华夏），汉人在蒙元和满清时期的反抗，每一次都是把朝廷和中国剥离开来进行的，汉人的民族主义从来不缺位。

cyuppies把主体使用工具的行为解读成主体被工具奴役，自然犯了根本性的认知错误。

况且cyuppies对波斯的滤镜太厚了，因为波斯实际上长期被阿拉伯、突厥、蒙古等异族统治。如果波斯人真的是他说的那样把民族当目的，应该跟汉族反抗元清一样激烈的排异复国才对吧？可为什么现实是萨珊王朝灭亡后，波斯作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历史中断了近千年，直到萨法维王朝才勉强算回归呢？

波斯人的长期忍受证明他们没能真正掌握国家这个工具，到cyuppies嘴里成了主体性民族主义；汉族在蒙元和满清的统治下始终进行剧烈有组织的复国运动，在cyuppies这反而成了被阉割、降奴…所以他声称伊朗人能分清政权与国家而中国人分不清是不符合历史的。

3、人们并不被鼓励去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要什么”也是一个伪观点。汉族在东亚大陆屹立数千年，人口文化绝对占优，有属于自己的“语言、文学、王权记忆和历史连续性”，所以在中国，汉文化是水，是空气，是基础设施。

鱼不需要问自己需不需要水，汉人当然不需要每天上街喊“我是汉人”，不会特意围绕“我们是谁”、强调“民族要什么”展开国家叙事，汉族之所以在政治话语中隐形，是因为汉族就是这个国家的底色；反之，只有身份模糊的人才需要天天问“我是谁”，只有在边缘的受威胁的群体才会产生强烈的身份焦虑。

华夷之辨是贯穿中国历史的，汉族对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一直敏感清晰，所以就算今天的官方推行中华民族概念，绝大多数汉人的潜意识里依然把它视为一个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同心圆结构，自信的认为自己是这个概念的定义者和承载者。

4、当下汉族民族主义言论被视为“越界、危险”的实质是人为扣上的帽子，并不能直接推导出汉人是中国的工具这个结论。

第一，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这只是一种包括社会争论在内的、政治斗争的动态过程，是广土巨族内部关于现国家这个工具好不好用的分歧，一部分人觉得好用就支持现状，一部分人觉得不好用就批评现状，大家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根据丰富的历史经验把工具回炉重造，所以它不是汉族注定被奴役的某种自古以来的静态结构；

第二，一些民族叛徒和精神鞑虏利用国家机器使政策偏离汉族利益，反倒更加说明国家机器只是各民族及汉族内部各方争夺的工具，而不是cyuppies嘴里那个不知道什么时空的汉族心中高高在上的神明；

第三，官方压制皇汉言论、将民族议题敏感化，也能证明汉族主体意识的觉醒具有强大的政治能量，毕竟如果汉族真是一群没有主体性的顺民，官方何必如临大敌？当下的压抑恰恰是因为汉族的民族主义力量太大，主体性太强，以至于任何执政者都必须小心翼翼的处理，甚至会因为恐惧而压制。

5、说汉人在国家叙事中不强调“我们是谁”而是强调“维持中心”证明主体性缺失也是错的，因为汉人很清楚自己是谁，所以才不用特意围绕“我们是谁”展开国家叙事，并出于利益来“维持中心”，因为只有维持住一个强大的大一统政治中心，汉族这个庞大的农耕族群才能获得最大的安全红利和经济红利。

反之，如果仅仅是为了维持中心，那为什么汉人要冒着灭族的风险去反抗已经占据了“中心”的蒙元和满清？

如果汉族仅仅是被驯化的工具，那么当异族入主中原，或者暴君当道时，这把“工具”应该继续顺从地维持秩序才对。

6、汉人为国家强大而自豪不是奴性的代入感或类似粉丝为了偶像自豪，因为汉族默认国家就是汉人的家业，看到自家公司做大做强，作为股东感到自豪很意外么？怎么就没有主体性了？ 汉族对中国的认同植根于几千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汉人为两弹一星、航母下水、登月成功感到自豪时，潜意识里并不是在崇拜某个政府当权者，而只是在确认我们这个民族又有能力在这个星球上立足了。就像钱学森怒吼“难道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这是一种对民族生存能力的肯定，完全符合主体性的定义。

况且，难道只有把国家当敌人，才叫有主体性？把自家的房子盖漂亮了感到高兴，难道就是房奴心态吗？

7、“因为国家强大，所以我才值得存在”的言下之意，就是国家强大是汉人存在的必要条件，汉人的自信只能建立在国家强大的基础上。

如果这个观点为真，它的逆否命题就为真，即一旦国家弱了人就崩了。然而近代史并不印证他的观点，晚清民国时期国家弱到了极点，如果cyuppies说汉族的主体性是依附于国家强权的，那汉人应该无所适从、觉得自己不配存在，于是早就该精神崩溃、自我瓦解了。

可事实恰恰相反，在国家最烂的时候，汉族的主体性空前高涨，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汉族精英和百姓前赴后继，这种不依赖于国家现状自信正是来源于我们本该强大的历史记忆和文明底气。

所以现在的焦虑和愤怒当然就不是因为觉得自己离了国家活不了，而是因为既然我们付出了这么多代价，为什么国家还没能让我们重回巅峰，这个国家是不是有问题？这是恨铁不成钢的主人翁心态。如果这都叫奴性，那篮球场上因为主队打的乱七八糟发出嘘声的球迷也是奴性？还是你电脑出问题了你气得拍它一巴掌也是奴性？

8、还有人认为在国家主义狂欢中，民族的声音被淹没了。这是一种视而不见的傲慢。如果只能放大官方声音，为什么官方还经常要封杀皇汉言论？这证明汉族民族主义是有锋芒的，是官方忌惮的。

当下的舆论场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官方宣传的国家主义和民间自发的皇汉/民族主义经常存在张力和摩擦。

汉人不断迭代国家机器的历史也是对国家唯一论的否定，汉族不仅有想法，而且手握最终否决权，如果政权彻底背离了汉族利益，它就会失去合法性，高悬在头顶的造反权才是汉族主体性的最高体现。

9、cyuppies把汉族描述为精神上的寄生虫，依附强权而活，可历史事实和产权逻辑证明汉族是精神上的主人翁，我们自豪是因为觉得这是自家的产业，不仅不是丧失自我，反而是自我实现。

历史证明，国家越弱，汉族越强，汉族的主体性是反脆弱的，不需要必须依附强权才能存在，况且不是汉族依附于国家，而是国家依附于汉族的血汗支持，因为一旦汉族撤回支持，国家机器就会瞬间瘫痪。

10、cyuppies口中的中国是“民族服务国家”，所以民族主义是假的，这又一次违背了汉族的造反史。

汉族跟国家签的是绩效合同（天命），你给我治水、抗敌、安民，我就交税、服役；你如果搞不定，或者甚至虐待我，我就斩木为兵，揭竿为旗。

世界上有哪一种工具能把使用者给销毁了？如果汉族是国家的工具，那汉族怎么可能一次次摧毁腐朽的政权？只有老板（民族）对服务不满意炒掉经理人（政权），没有经理人能炒掉老板，汉族才是国家终极的服务对象。

11、cyuppies频繁盛赞波斯民族主义“完整”，贬低汉族“被中断”，那么民族主义“完整”的波斯人自己推翻了几个看不惯的波斯王朝？伊朗似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异族统治本土波斯人啊，说明你波斯人是民族为国家服务，你才能长期忍受这种异族统治吧？

波斯被阿拉伯征服后，彻底伊斯兰化，放弃了原本的拜火教和文字体系，这叫“完整”啊？汉族遭遇蒙元满清，虽然政权沦陷，但汉字、儒家道统、宗族制度一天都没断过，最后还把异族政权推翻了，这叫“中断”吗？

由异族长期统治且未能复国的波斯民族恰恰证明了他们的民族主义不够刚烈，甘愿沦为异族国家的工具，而汉族“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执念证明汉族绝不甘心当工具。

12、cyuppies认为中国的大一统是“空心”的，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汉人哪次不都是用脚投票，不断迭代国家机器来光复和解放自我？

什么是实心？中国的大一统之所以每一次崩溃后都能原样重建，甚至规模更大，就是因为在这个壳子下面，有一个几亿人同文同种、拥有共同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汉族，这才叫实心。

反观罗马帝国崩溃后为什么碎成了一地渣再也拼不起来？因为它是真的空心，缺乏像汉族这样人口占绝对优势、文化高度统一的内核。

中国的大一统是汉族这个庞大共同体为了生存繁衍自发涌现并主动选择的最佳生存形态，这不仅不空心，反而是人类历史上密度最高、质量最重的政治实体。

cyuppies所表达的观点是西方学院派理论，这同中国本土历史唯物主义是错位的。他拿着西方的民族国家教科书当圣经，用显微镜找中国身上的西方特征，看看有没有独立纪念日、有没有把民族挂嘴边，一旦找不到，他就下结论说中汉族不行，汉族是畸形的，汉族没有民族主义。

而中国本土历史唯物主义会跳过表面的口号和仪式，直接抓住政治的本质，那就是权力与利益的关系。虽然汉族平时不爱说话，但在关键时刻拥有掀桌子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最高级的主体性。

与cyuppies推崇的那个经常被征服、文化被替换波斯模式相比，同化异族、文化永续、政权为我所用的汉族模式，在演化博弈中显然是更高级、更成功的生存策略。

cyuppies表面是在同情汉族，实际却在用西方的标准矮化汉族几千年的政治智慧，更讽刺的是，这个强烈的反差竟然贴合了近日爆火的长生种与短生种理论。

cyuppies在他自身的逻辑闭环里是几乎无敌的，因为他的确是对现象进行了观察与总结。只是他观察的对象并不是完整的汉族，而是汉族中的肉食者。然而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是一种短生种，短生种的民族主义自然是cyuppies所观察总结出来的这样，虚假、空心、为国家服务的降奴——

不少人经常疑惑，为什么士绅官僚集团如此猖狂，却不能直接夺取皇权，就在于此——它们骨子里只是降奴，降奴又怎么可能翻身做主人呢？

士绅官僚总是吹嘘自己是千年世家，搞得自己是长生种一般，确实迷惑了一些人，但别忘了，人民万岁，士绅官僚、买办-包衣乃至它们的西方主子又怎么能和劳动人民比命长？他们又怎么能代表劳动人民的民族主义？

你眼中的民族主义是汉唐雄风，大明风华，塔眼里的民族主义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裕仁、叶利钦……

塔在之前的20多年里从来不管1840年以前的历史讨论，你可以肆意攻击任何一个朝代，也可以对任何一个朝代表达自己的喜爱，中国古代史基本上是一个绝对言论自由的领域。

绝对的自由就意味着绝对的混乱，什么极端的观点都能够得到传播。塔最近这段时间算是回过神来了，意识到了再这么下去不是复苏联旧事，就是复昭和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