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人的生存能力就是这样，生活中孤身一人，跟别人没有交流没有争斗没有利益交锋，没有经过任何磋磨，脆弱的像块玻璃。这是家长学校社会几十年特别培训规划出的玻璃人，强度稍微一高就受不了了。考上大学的留守儿童就不会这样，他们从小就是跟人磋磨中长大的，能接你辅导员的电话，回你消息就不错了，你还敢跟老子装

作为一个工作八年的辅导员，我可以说下面表达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是现在高校工作者和当下的学生。

只要是这两者，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这个辅导员、校方。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理解。我看了这个信息好多次了，@我回答。我都选择忽略了。

再一打开看，太多的信息都在负面地责备或者不理解辅导员或者学校。那我就得说两句！

大家要知道每一个奇葩管理的背后都有一个更为奇葩的缘由在。

我就举最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成绩该学生负责吧。可是，现在的家长可不是这样想的喔。

学生不认真学习，家长是不是该管理、教育自己的小孩。可是，就有不少家长就是怪罪学校不作为、辅导员不作为，导致自己孩子挂科，让学校、辅导员拿出说法，把过去几年的教育过程拿出来。我们有辅导员转岗了、退休了，就为了胡搅蛮缠的家长，拿出从大一到毕业年级的所有教育资料，谈话记录。家长说不信，就是学校的原因，要去写校长信箱、打市长热线，告到教育部；说学校的原因，要给自己孩子发毕业证、学位证大家都知道他们的行为，没办法，我们得陪着。那两周，大家都被折磨得快疯了。大家以为家长是农村家长吗，反而不然，人家是国家公职干部！

以为这是个案吗？当然不是啊。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案例，没有我们遇不到的案例！

这件事的后续就是给所有的辅导员敲响警钟，怎么管理、怎么教育、怎么做工作。只要一个案例的发生，所有学校都会相应地收紧吧。因为在任何时候看，学生及家长都是弱势方，学校是强势方！

学生在晚归签到后，私自出校门出了问题，家长就一定会怪罪学校为什么没有把自己孩子照看好。我们想说说，孩子不遵守学校规定，是学生问题。家长就会说，学校强势，欺负学生及家长！

学校和辅导员都是如履薄冰。知道为什么现在辅导员是高校最憋屈、最难受、最底层、离职、转岗最多的岗位吗？因为太辛苦、太累了，大家背不动锅了。

有人在说，大学生不是成年人吗，他们不拥有相关的权利吗？这么说吧，没出问题前，他们是成年人；一旦出问题，他们就不是了！不要说大学生，只要他们没出校门，都是未成年人。大家多看看新闻就知道了！我去年还接到不止一个学生家长给我建议，让我建个微信群，让我随时发点学生的情况在群里，反馈给家长！我当时脑子都嗡嗡的，不知道教育环境已经变得这么恶劣了！

我前面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学校制度的收紧，一定是因为出过太多类似的事情，把学校搞怕了！没有一个学校会愿意出很多的规定来框住学生。因为框住学生的时候，同时也在框住学校啊！学校又不傻。

所以，一件学生案例的背后一定是比我们想象中更复杂。可能比一件真正成年人的社会事件都复杂得多。

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事件，未知全貌，我不做评价。仅仅就我所知晓的东西做个分享！也为辅导员说句话！

我初中的时候不好好学习，以至于被送到一所私立学校。。

同学们家里有商人的，有当官的，有和我一样没什么钱的。

其中你就会发现，看问题的角度真不一样。

就像高赞说的那些内容。

所以我后来一直到大学，乃至奋斗到中层，都觉现在勾心斗角的计谋和环境压力，都不得初中高中的时候高。。可能是过早成熟了，也可能是后面年纪大了懒了想装嫩了，反正家庭环境耳濡目染确实很培养人。

但我感觉这东西并不能通过教育体系，体制化的解决的。

因为这些解决角度，本身就是反体质化的。

只能指望自己的教育能力再高一点，或者自己的能力再高一点。

自从小舅子和小姨子上大学了。我也发现，现在国内的大学好像一年比一年严格了。

我感觉还是，学校负担上太多责任了，以至于，安全也要考虑，情感也要考虑，XX都要考虑。

基本上有变成无限责任制度了。

但每年投入的金钱带来的力量是有限的。

所以最省成本的方法，就是一刀切，就是一座座高墙竖立起来。

你甭管自由不自由，至少幺蛾子事情少了。。

很多公众场所慢慢的都有这种倾向~~ 我感觉是时候有限责任一下很多地方了。

校方承担全部侵权责任。

没错，现有法律框架内就是这样。

简单回顾一下事实经过，学生因母亲病重已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向辅导员明确表达了“勇气被打破”等极端情绪。辅导员冉某某不仅没有启动任何心理评估、干预或转介程序，反而用“立即返校领处分”这类高压言辞持续施压。沟通后不久，学生不幸自杀离世。

正常情况下，高校对成年在校学生（无论什么性别）仍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一旦知道或应当知道学生处于心理危机，这种义务就应升级为积极干预、防止伤害发生。辅导员承担着“识别—报告—干预”心理危机的明确职责，但冉某某并未履行，已构成职务违规。其以纪律处分进一步施加精神压力，超出了教育惩戒的合理范围，也与教育部强调的“柔性干预、生命优先”原则直接冲突，存在重大过错。如果不是辅导员持续的高压沟通切断了可能的干预通道，学生在当天自杀的风险本可以显著降低。心理崩溃的学生，面对作为权威方的辅导员进行二次施压，自杀概率往往会呈指数上升，这当中的因果关系是成立的。学校应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承担无过错的替代责任，应当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甚至可能包括惩罚性赔偿。

那么学生自身是否存在过错？《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受害人故意”作为免责事由，前提是受害人意识清晰并且主动追求或放任结果发生。而在心理危机状态下，个人的认知和判断能力明显受损，司法实践中通常不认为其具备完全的意思自治，因此不构成法定的免责理由。如果学校想主张减轻责任，就必须证明学生存在重大过失，并且该过失与损害结果有实际因果联系。同时，生命权优先的原则也决定了学校不能以学生违纪为由，要求其在心理危机状态下承担同等的注意义务。法院在类似案件中普遍倾向于“学校责任优先”的立场，不将处于心理崩溃状态下的非理性选择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因此，学生本人并不存在侵权法意义上的过失，也不能成为减轻学校赔偿责任的法定事由。

如果学校辩称“已尽到一般管理义务”，那是它忽视了自己的制度性缺陷，比如没有建立24小时心理危机响应机制、辅导员缺乏规范培训、也没有书面的心理干预预案等。如果学校以“学生已成年，应自行负责”为由推诿，那就是它忽视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但书规定，毕竟“已履职且无不当”的举证责任在学校一方，成年并不会减轻高校对在校学生心理安全应尽的保护义务。如果学校提出“因果关系因学生的自主行为而中断”，则家长可以借助精神医学鉴定或专家意见说明，在心理危机状态下的“自主”已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从而阻断“受害人故意”这一抗辩理由。

本案完全符合学校侵权的各项构成要件，学校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学生当时处于心理崩溃状态，其行为不具有侵权法上的可归责性，不适用过失相抵。建议同时启动行政投诉与民事赔偿程序，以最大程度争取有效救济，并推动学校进行系统性整改、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规范依据
1.《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第（四）项、第十二条第（四）项
2.《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
3.《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第43号）第七条
4.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