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方承担全部侵权责任。
没错，现有法律框架内就是这样。
简单回顾一下事实经过，学生因母亲病重已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向辅导员明确表达了“勇气被打破”等极端情绪。辅导员冉某某不仅没有启动任何心理评估、干预或转介程序，反而用“立即返校领处分”这类高压言辞持续施压。沟通后不久，学生不幸自杀离世。
正常情况下，高校对成年在校学生（无论什么性别）仍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一旦知道或应当知道学生处于心理危机，这种义务就应升级为积极干预、防止伤害发生。辅导员承担着“识别—报告—干预”心理危机的明确职责，但冉某某并未履行，已构成职务违规。其以纪律处分进一步施加精神压力，超出了教育惩戒的合理范围，也与教育部强调的“柔性干预、生命优先”原则直接冲突，存在重大过错。如果不是辅导员持续的高压沟通切断了可能的干预通道，学生在当天自杀的风险本可以显著降低。心理崩溃的学生，面对作为权威方的辅导员进行二次施压，自杀概率往往会呈指数上升，这当中的因果关系是成立的。学校应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承担无过错的替代责任，应当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甚至可能包括惩罚性赔偿。
那么学生自身是否存在过错？《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受害人故意”作为免责事由，前提是受害人意识清晰并且主动追求或放任结果发生。而在心理危机状态下，个人的认知和判断能力明显受损，司法实践中通常不认为其具备完全的意思自治，因此不构成法定的免责理由。如果学校想主张减轻责任，就必须证明学生存在重大过失，并且该过失与损害结果有实际因果联系。同时，生命权优先的原则也决定了学校不能以学生违纪为由，要求其在心理危机状态下承担同等的注意义务。法院在类似案件中普遍倾向于“学校责任优先”的立场，不将处于心理崩溃状态下的非理性选择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因此，学生本人并不存在侵权法意义上的过失，也不能成为减轻学校赔偿责任的法定事由。
如果学校辩称“已尽到一般管理义务”，那是它忽视了自己的制度性缺陷，比如没有建立24小时心理危机响应机制、辅导员缺乏规范培训、也没有书面的心理干预预案等。如果学校以“学生已成年，应自行负责”为由推诿，那就是它忽视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但书规定，毕竟“已履职且无不当”的举证责任在学校一方，成年并不会减轻高校对在校学生心理安全应尽的保护义务。如果学校提出“因果关系因学生的自主行为而中断”，则家长可以借助精神医学鉴定或专家意见说明，在心理危机状态下的“自主”已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从而阻断“受害人故意”这一抗辩理由。
本案完全符合学校侵权的各项构成要件，学校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学生当时处于心理崩溃状态，其行为不具有侵权法上的可归责性，不适用过失相抵。建议同时启动行政投诉与民事赔偿程序，以最大程度争取有效救济，并推动学校进行系统性整改、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规范依据
1.《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第（四）项、第十二条第（四）项
2.《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
3.《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第43号）第七条
4.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